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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看到旁边一个十七八岁的小青年正在纸上练习绘画，一问才知道是这里的学徒工，绘画的方式是照着连环画临摹，这是与景德镇陶瓷行业传统不同的学习方法，传统的学习方法是拍图画，这种画法，如果不用心，即使拍了许多年图，还不会自己独立临摹和创作。他这种训练学徒的方式是比较新的，这也显示了他在许多做法上与传统是有所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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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笔者问他对未来有何打算时，他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从各方面提高和完善自己，因为他认为现在仿古陶瓷市场竞争太激烈，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使自己的产品比别人做得好、做得精，只有真正好的产品才会免于被淘汰。所以业余时间他较注意学习，特别是对陶瓷史及历代陶瓷纹样、陶瓷造型的学习。他觉得时间很紧张，一天事务性的工作太多，所以很想请个人来帮他管理，从而使自己能抽出身来看点书、搞点专业研究。像这一类人是属于有知识、爱动脑筋的新一代作坊主。他们懂得今后社会的竞争，不仅是资本、经济实力，更重要的还是知识、信息与技术。所以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在这方面的竞争能力，这是许多传统式的作坊主们没有注意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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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希望自己的事业能够做大。“适者生存”，随着下岗的工人和农村流进城市的农民越来越多，今后的市场竞争会更加激烈，也许很多人会由此而被淘汰，但好的精的少数作坊总是会存在的，市场是不会拒绝他们的，好的作品就像大浪淘沙一样，客商买去后，经过多次转手得到公认，价格会越来越高。差的东西转不出去，很快就会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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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他的话，笔者颇有感触，像樊家井生产的这种仿古瓷实际上只是一种奢侈品和嗜好品。它有市场，但这种市场和日常用瓷比较起来毕竟面狭窄得多，而买主往往又是一些非常挑剔和讲究的人，在这些东西奇缺时，买主们没有可比较和可挑剔时，只要稍微做得像样一点就可以售出去。但现在人们蜂拥而上，出现了一千多家类似的作坊，市场自然就饱和了，而且买主们也变得挑剔了。所以走在樊家井街上，随处都能听到这样的叹息声：以前的仿古瓷，只要做得出来，根本不愁没销路，有时东西还在炉里烧，就有人跟着去等。东西刚从炉里出来还是热的就被人拿走了。那时的技术也不多，画得也很差，而现在的东西真是越来越好了，钱也贬值了，但做出来的仿古瓷价格反而还越来越便宜了。去年能卖200的今年却只能卖100。他们的话使笔者想起了英国17世纪的作家格雷金曾通过统计资料的研究证明了一个事实：农民们作为一个整体，在好年成时要比在坏年成时得到较少的总收入，对全体农民来说，好年成是件坏事，这真是不可思议。同样对于樊家井的一些作坊主来说，通过几年的实践后，他们的制作技术提高了，作品也做得越来越精致了，反而收入却在不断下降，这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其实道理简单，那就是供给大于了需求。在供大于求的饱和的市场中，一些不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肯定要遭到淘汰，一些由初学者或绘画基本功极差的人绘制出的“垃圾”瓷器（这是樊家井对做工粗糙水平较低的一些仿古瓷的称呼）刚开始缺货时也许可以卖掉，但当许多精品问世以后这种瓷器即使便宜也难以卖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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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市场开始出现两极分化，一极是越来越便宜的价格，越来越窄的销路，另一极则是在销路上不受影响，相反价格还越来越高，这一类人多数不属于樊家井这个区域，他们属于另外一个圈子，如陶瓷研究所的一些少数技艺高超的工艺美术师和工艺美术大师们，还有陶瓷学院的为数不多的教授和副教授们，他们所创作的艺术瓷在国际市场上正在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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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另一些仿古瓷作坊，如有一位毕业于陶瓷学院曾在陶瓷馆从事过多年陶瓷史研究并发表过不少文章和专著的研究人员黄某，他于1994年辞掉了陶瓷馆的工作，开办了一个仿古瓷作坊兼陶瓷研究机构，在他指导下生产出来的仿古瓷不仅没有受到市场饱和的冲击，相反，还正在蓬勃的发展之中。他的作坊做出的仿古瓷价格是卖得很贵的，远远高于前几年。他认为仿古要仿得越真越好，以达到乱真为目的。这种仿不仅只是器型和纹饰上的仿，还要是原料上、窑温上、画风上、釉质上、料色上和重量上的仿。这里有较深的学问：要懂得对古陶瓷的鉴定；要懂工艺配方；要懂得历代不同的造型与画风；要有成套的设备，榨泥机等。没有自己的窑就不能自己控制所需的窑温，没有炼泥机就不能配制专门的瓷土。这对于在樊家井开作坊的那些还是刚从田里面走出来没几天的农民们来说，简直是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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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认为，即使工人也要具备一些这方面的素质，所以他雇请来的工人，一进厂就要接受这方面的教育，由黄亲自给他们讲授陶瓷史，讲授各个朝代不同的绘画风格、不同的纹饰图案，画什么朝代就讲什么朝代，大约一年多时间。黄告诉我说，在景德镇仿古这一圈子里有一些有文化的年轻人，如陶瓷职工大学、陶瓷学校和陶瓷职业高中的毕业生，他们搞得很不错，是属于这圈子里的中坚力量，至于陶瓷学院毕业的学生因他们是全国招生、全国分配，许多都分到外地去了，即使有少数留在本地的，因为受过大学本科教育，总觉得做仿古瓷是一种摹仿，而都愿朝陶瓷艺术和设计方面去发展，认为那个领域更具开拓性。当然，也有并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同样也干得不错的年轻人，如有一个作坊主（他现在已经做得很大了，对外称公司），今年30多岁，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由于他曾做过古瓷器生意，对历代的古瓷都非常熟悉，有着较深厚的古陶瓷鉴赏知识。他的知识不是在书本上学的，而是在实干中学的。他虽然并不懂制瓷和绘瓷的技术，但他却懂得聘请最好的画工、最好的填工和最好的烧窑师傅，给他们优厚的待遇，他的产量并不高，但质量却是上乘，每件产品的价格都卖得极高，但他做的也是关门生意，一般的人是不让随便进其作坊的。从以上的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在景德镇这种陶瓷手工艺的市场中“知识和智慧的价值”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是一块没有形成现代产业的地方，似乎有着太多的传统，但它毕竟是发生在90年代，在新的社会背景中，它似乎正在和现代化工业生产错位，它走的是另一种与现代化工业生产不尽相同的路，道路是否是属于古老的传统再加上后现代企业（即分散化、小型化、高附加值化）的某些特征，笔者难以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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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个非正式和非组织的地方聚落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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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对樊家井作坊的介绍似乎有点散，很多都是用一个个故事串起来的，因为这些都是樊家井作坊的特征，在这里开作坊的或打工的人，彼此之间虽然在一个社区生活，但就像是住在现代的公寓里，大家虽然都是邻居，但平时却很少联系和串门。每个人都不是这里的固定主人，都是随时在流动的过往客人。因此，他们不像工厂的工人那样有组织性，讲团结和依靠集体，也不像农民那样，同村庄的人彼此熟悉得像一家人，每个人对邻居都知根知底。如果说工人和农民们都像黏结在一起的泥土，而这些在樊家井开作坊的人们，就像一粒一粒独立的沙子。他们没有一个固定、连续的和直接互动的共同组织或者利益集团，即使有的话也顶多是同一个村子来的亲戚和老乡，但那也是非常松散的结构，到了这商海里大家便各自忙碌各自的生意了。这里的人们来自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个人背景和个人经历。邻里和朋友之间的关系网络是松散的，具有高度的社会和区域流动，以及短暂的关系。大家每天面对的都是些陌生的面孔，税务局的公务员，流动的客商，从这一点来讲，这里和传统的礼俗社会相比较便有了很大的距离，而更趋于现代的法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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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没有一个固定的长期的领导系统，完全是一个非正式和非组织的地方聚落点，而且这个聚落点的形成时间也很短，从90年代开始至今还不到6年。所以找不到一个能告诉笔者有关村庄里所有情况的人，他们所知道的都是些局部，或有关自己的事。笔者的调查工作，大部分都是在找不同类型的人聊天，在这聊天的过程中我似乎在经历着各种不同的人生，到这里来的每一个人都有一部自己的奋斗史（不论他是成功还是失败），有些人像一本打开的书，你可以去任意阅读，有人却关闭得很紧，你很难从他嘴里得到一句话。这里大多数的人都关闭得很紧，使你很难从他那儿了解到一点什么，好在我懂陶瓷又会讲当地话，在当地还有不少朋友，所以调查进行得还算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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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把有关樊家井不同的手工艺陶瓷作坊进行大致分类，具体情况可参照如下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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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品的流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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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家井作为景德镇一个最大的仿古瓷的生产和销售的聚散地有着几百户各类不同的陶瓷作坊，这里没有长期固定的领导系统，政府也未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只是税务局按时来收税，但这些像一盘散沙似的，似乎不关联的作坊却能每天都在有条不紊地生产着、运转着，是什么力量把它们凝集到了一起，又是谁在组织和领导着这一切呢？很显然，是市场，是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在控制着这一切。市场经济就好像是一架精巧的机构，它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它又是一具传达信息的机器，把许许多多不同的个人知识和技术及行为会合在一起，最后形成了这样一个集市。在市场经济下有两个大的领域，一个是生产领域，另一个则是消费领域，它们之间并不能直接见面和交换，而由市场经济联结着它们，因此，布罗代尔在其《资本主义的动力》一书中写道：“在两个世界——生产一切的世界和耗损一切的消费世界之间，市场经济是纽带、是马达，是狭窄但活跃的区域。”[3]而在樊家井的街道上驱动着市场经济这一马达的，则是一些走街串巷的流动商人。在樊家井街上没有任何过往行人和游客，因为这里除了瓷器并没有其他的店铺，而且不是长期做瓷器生意的人也不会知道景德镇还有一个叫樊家井的村庄，所以在街道上的行人非常单纯，几乎是清一色的商人和贩子。走到这里就觉得和布罗代尔描写的16世纪的中国市场非常相像：“店铺和流动商贩都数目繁多，但是缺少了高级机件——商品交易会和证券交易所……”[4]“或者初级市场的毛细血管式的流通对于中国经济来说已经够用了，不再需要动脉与静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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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家井的市场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十分相像，这里的所有作坊和店铺虽然是为市场在生产，但他们并不了解市场和懂得市场，所有的信息都来源于这些流动的商贩，这些商贩的组成也是非常复杂的，他们大多来自不同的区域，最早是澳门和福建的蒲田人还有抚州人，慢慢发展以后，抚州人越来越多，澳门和福建人渐渐少了些，但又新增加了从北方沈阳、郑州、天津、北京来的少数客户，还有一些上海和广州的客户，另外还有本市人和南昌人，随着下岗工人越来越多，本市客商有增加之趋势。他们分成区域而结成群体，特别是江西境内的抚州人、都昌人和本市人，他们很少单独出来。在路上可以看到他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背着包或提着袋子在各个店铺和作坊里转悠，有看中的货就停下来挑选或和主人砍价。基本都是二道贩子，他们买去有的是为自己开店，有的则是为运到外地去贩卖，还有的转手卖给外国商人，又由外国商人转移到国际市场。正如布罗代尔所描写的：“那些流动商人直接进入生产者的家中。向农民直接购买羊毛、麻、活畜、皮革、大麦或小麦、家禽等。”[5]虽然这些到樊家井来的流动商人，他们购买的是瓷器而不是农作物，但性质是一样。这些陶瓷作坊的生产者们远离市场，他们只顾生产但并不知道他们所生产的东西将进入什么市场，也不知道这些东西最终会由什么人购买，在这种交换中商人占了两点优势：其一，他斩断了生产者和最终获得商品者之间的关系（只有他了解商业链两头的市场条件。因此只有他对于可指望的利润心中有数）；其二，他有现款，这是他的主要理由。这样在生产和消费之间便拉开了商业长链。这条长链的效率保证了它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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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分别看看我在樊家井遇到的一些商贩，他们是如何做这种仿古瓷生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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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跑北京市场的抚州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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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樊家井狭窄的街道上，随处都可以看到前来购买仿古瓷的抚州人，他们大多数是本省抚州地区的东乡和临川的农民，他们往往提着一个提袋或背着一个包，三五人一伙到作坊的店铺中去买瓷器，资金薄的一次只买十几件，并且都是小瓷器较多，他们许多人是买“杀货”（景德镇陶瓷俗语），即买去后做旧，到北京潘家园、琉璃厂等古董市场当古董卖，当然一旦被买主看出破绽就会承认这是假古董，可当仿古瓷卖，只是能蒙混便尽量蒙混。一次约花本钱一二千元，以一个星期为一周期，卖完后又立刻来景德镇买，每星期除来回路费及旅馆费、饭钱，可净挣五六百元左右，遇到一个抚州商贩，他告诉笔者说他主要是跑北京的琉璃厂，把瓷器放在袋子里，看见外国游客就走过去拿出东西请他们买，如有翻译就让其抽百分之三十的成。另外还送到各大宾馆去代销。在樊家井买的瓷器带到北京要翻十倍左右的价钱（冒充古董的价格）卖，做了十几年生意，买主主要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人，大多数是亚洲人，西方人较少。国内的买主也有，大部分都是有钱的做生意人和一些文艺界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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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桂林做生意的抚州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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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店里遇到一位年轻的抚州生意人（30多岁），他说他从1986年开始来景德镇做瓷器生意，最早跑北京，但近几年北京琉璃厂开了不少瓷器店，生意不如以前，他就开始跑广西桂林，每次的货都不大，只有两三千元的货，问他只买这么一点货能挣多少钱，他说，他的瓷器都是卖给到桂林旅游的外国人，并且是卖高价（有时充古董卖），他一般是摆地摊，周期为7到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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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在广州开瓷器店的抚州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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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樊家井还认识一位在广州开店的赵老板，他告诉说，他是抚州东乡县岗上集村人，以前是种田的农民，最开始向亲戚借了两三千元钱，买了一点仿古瓷到广州摆地摊，一般10天左右一个周期，至今已做了近10年的仿古瓷生意了，积了一点钱。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在广州戴河路租了一间14平方米的店面，共有三层，一层开店，二、三层放货和住人。他还有一个合伙人，两个人一人坐店，一人到景德镇买货，一次买三四万元，一个月为一周期。他说，像他这样在广州开店的仅抚州人就有近一百家，人数有几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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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开店的地方大多数在广州戴河路，这是一条非常偏僻的小街（大街店面太贵，租不起），一般做生意的人较熟悉，而游客和收藏者则不太熟，所以前来购买的也大多数都是生意人，到这里来买批发价。买去后再转手卖到国外。他卖的货青花较多，主要是因为他卖青花的历史较长，有这方面的老客户。与他做生意的客户多是港、澳、台及福建、广东、广西的商人。他在樊家井买好瓷器后通过从景德镇到广州的班车搭运，以箱为单位计算，一箱20元钱。景德镇每天都有去广州的卧铺长途汽车，只要24小时就可到，这趟车子也是这几年才开通的，并且坐车的人也基本是到广州去做瓷器生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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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都昌来做仿古瓷生意的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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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昌是景德镇附近的一个县，从那儿到景德镇来开作坊的农村人特别多，而做生意的则较少，长期在樊家井做瓷器生意的大约有十余人，他们一般三四人结一伙。笔者南市场遇到一个都昌人，约30多岁。他说，两年前他还在都昌县的一个副食品厂工作，厂里效益不好，听别人说在景德镇做陶瓷生意挺挣钱，就来到景德镇，先是投靠在舅舅家，当时只带了700元钱，先到亲戚家赊点瓷器，到北京去卖，第一次没经验，对瓷器也不熟悉，连手工做的还是机制的都分不清。所以基本没挣钱，但总还算保住了本。后来慢慢有了经验，每次用提包装十几件瓷器到北京，见到瓷器店就往里面钻，还有大宾馆，后来慢慢建立了一定的关系网。在北京市场淡季时，就跑云南，在云南主要是跑宝山市，宝山市是在中国和缅甸交界的一个城市，在当地直接有开店的老板。他们不管销售，只管贩运，来回十几天周期，而当地的老板主要是通过一定渠道销往缅甸、泰国等。他还告诉我说，每个市场对仿古品种的需求都不一样，像这些销往缅甸和泰国的主要是仿清三代的珐琅彩和粉彩，而北京和上海市场则喜欢仿明、清的青花瓷，台湾和福建也是喜欢仿清的粉彩。他现在生意做大了，不再用手提袋了，而是包车子送货，每次运十余万元的货，但是利都较薄，主要是因为自己不直接销，而是送给当地的瓷器店，所得的都是批发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