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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跑北京市场的本市商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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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38岁的中年人，他告诉我说，他以前是瓷厂的采购员，这几年厂里生产不景气，从前年开始挂编，自己出厂谋出路。他觉得他现在的工作和以前在厂里有许多相似之处，只是以前为厂里采购，而现在是为在北京开店的老板采购（老板是北京本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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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做瓷器生意的资金来源是妻子开服装店挣了点钱，从她那里拿了3000元本钱，买了一点瓷器，到北京卖给北京的一些瓷器店，后来觉得这是一件有利可图的工作，就一直做了下来。用这种方式做生意利润较薄，每件瓷器只挣了百分之二十到三十。每次到北京贩运瓷器都是结伴而行，常常是五六个人同租一辆货车（运到北京约6000元一趟）。各自在自己的瓷器上贴好标签，不仅可以节约运费，一路上大家还可以相互有个照应。一般每次带二三万元钱的货，每跑一次可净挣两三千元钱，半个月跑一次。每次都是在北京坐店的老板开好单子，拿着订单来购买（一般自己先垫钱，买下后再送到北京，老板收下后再付钱），有现成的货就拿现成的，没现成的就临时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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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货方式一般是用现金买断，但有熟悉的长期客户，双方彼此能互相信任的，就先拿货，等到北京卖掉后回来再付钱。其购买的品种以青花仿古为主，樊家井是主要购买点，有时也上本市其他市场去补充这里没有的品种。他认为北京市场（以他的角度和所经营的范围来看）是以景德镇的仿古瓷、花盆、花钵较多，已趋饱和，买者主要是外国人（大使馆的占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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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提着包买瓷器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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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着包买瓷器的男人在樊家井随处可见，但女人却极少，在樊家井搞调查的许多日子里，只遇到过一个女人。当时笔者正坐在一个熟人的店铺里聊天，她走进来要买瓷器，看到她手里拿着一个包，身上还背了一个包，就知道一定是做陶瓷生意的，便走过去与其攀谈。得知她原是光明瓷厂的工人，今年40岁，是上海的下放知青，与当地人结婚后就一直留在了景德镇。有两个儿子，老大19岁，老二17岁，学习成绩都很差，升不了高中，她就将工作让给大儿子做，自己则出来跑生意。开始没本钱，就到开作坊的亲戚朋友那里先拿上货去销，销完后再付钱给人家。就这样慢慢积下了一点本钱。每次在樊家井买好货后，就用四个硬纸箱装好，再背一个包，提一个手提袋，共六件行李，坐上火车送货到各地的瓷器店，她并不固定一个地方，主要跑广州、潮州、上海、北京等。连坐火车的时间都算上，来回一个星期，一般在目的地待两三天，如果时间太长就会挣不了钱，别人都是结伴而行，她则是跑单帮。从她饱经风霜的脸和疲惫的神态上，可以看得出她比较辛苦，用来装瓷器的包也比较破旧。问她为什么不让丈夫出去，她说丈夫太老实不善于做生意，现在光明瓷厂当工人，每月工资约200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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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位年轻的台北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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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能在樊家井非常顺利地搞田野调查，多亏了中学时的一位同学，她也在这儿开红店，她每天都抽出不少时间带笔者去认识各种不同的作坊和店铺老板。一天，我们正在路上行走，迎面来了一位骑着摩托车，后面载着一位时髦女郎的男青年，见到笔者的同学赶紧停了下来，用景德镇话与其打招呼，看着他笔者觉得怎么也不像当地人，后经同学介绍说，他是台湾人，家在台北住。听完笔者吃了一惊，台湾人会讲景德镇话？他看笔者吃惊的样子便解释说，他到景德镇来做陶瓷生意已有七年了，不仅会讲一些景德镇话，对景德镇的陶瓷市场也了如指掌。他每次在台湾和景德镇之间来回的周期约一个月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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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他刚来时经常到樊家井的店铺里买瓷器，但现在熟悉了，知道上谁家可购到精品，就不太到樊家井来了。而且他刚到景德镇来时住的是旅馆，现在则租了一套房子，有了固定的住所，为了出来购买瓷器方便还买了辆摩托车。有许多开作坊的人都认识他的住所，知道他来到景德镇，便会主动上门与其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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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从东北来的陶瓷客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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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在樊家井待的一段时间所遇到的流动商人中，抚州人最多，但也遇到过一些外地的，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对东北中年夫妇，他们是从沈阳来的，以前在沈阳是开古董店的，听说景德镇的仿古瓷好销就特地来进货。为了购入合适的瓷器，他们一连在这里转了好几天，要价很低，不时停下来和老板砍价，笔者在旁边看了觉得挺有意思，当地人告诉说，抚州人砍价更厉害，为了一元钱他可以和你僵持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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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笔者调查时的那段时间天气正热，碰到的大多都是国内的客商，尤其是本省境内的，外商碰到得较少。通过对这些商贩的考察，使笔者了解了国内外市场的信息。也了解到樊家井每天生产的这些瓷器是销往何处，而且欣赏对象是谁等问题。而且还了解到了这些客商们的身份，其中引起注意的还有一些下岗工人。这时景德镇的国营瓷厂已有一部分关闭了，据说，不久便会完全关闭，走向私营化。这样一来景德镇的许多陶瓷工人将会面临新的生活选择。包括社会组织的重构，生产技术和知识结构的重构，笔者所描述的既是一个向传统回归的景德镇，又是一个全新的景德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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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血缘与地缘的集合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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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樊家井开作坊的陶瓷艺人除了一部分下岗工人外，其余大多数都是江西境内农村的农民，大量附近农村的农民涌入景德镇从事陶瓷业的生产，其实这不是80年代才有的现象，而是在景德镇的历史上就有过类似的现象。这种现象在明代尤其突出，明初，政府在景德镇正式建立官窑，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官府到江西境内各县征派“上土夫”、“砂土夫”等辅助工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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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中期一方面是景德镇陶瓷业手工工场的兴起，也就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蓬勃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作为其扩大再生产的后备军；另一方面，明中期，尤其是嘉靖时期（1522—1566年），农村的土地所有比以往更加集中，通过皇帝的赏赐，购买或农民向地主投托土地以逃避税收形成了许多大地产，许多农民被迫抛离土地。而在江西，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包括1540年的特大水灾），农民们从附近的鄱阳、余干、德兴、乐平、安仁、万年、南昌和都昌等县被吸引来到景德镇，但最初这些人没有技术只能作为辅助工。而那些原属官窑征派的上土夫、砂土夫等辅助工役，因长期从事陶瓷生产，由辅助工而成为熟练工，然后就留在景德镇成为世代相传的陶工。因此，景德镇自古以来从事制瓷业的十有八九都是外籍人，这种人一般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上所说的从相邻地区来镇谋生从艺的农村人，也包括少数从其他窑场迁来的技术工人；另一类是来镇贩瓷的商贾，前者多来自本省境内的农村，后者则多来自全国各省市甚至海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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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客商和工匠激增，为景德镇名目繁多的行会组织的形成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条件。这些外来人口、各地移民为了维护本地人的利益，联络乡谊，都要借助于行帮的庇护。而这些行帮都是以地域和宗族来划分的，不同地域和宗族的人垄断着不同的行业。如景德镇历史上有名的徽帮、都帮、杂帮等就是按地域来分的行业帮派。而在这些大的行帮里又按村庄和姓氏来分成更小的集团，在这些集团中都多少有点血缘或地缘的关系。特别是每个手工业作坊里手工劳动者基本都是由家庭成员或多少与这个家庭有这样那样的血缘关系或同宗关系的人。如解放前景德镇烧窑的窑户老板基本上是都昌人，而且是以冯、余、江、曹四姓为多。其他如琢器以抚州人、丰城人多，打杂、做重工以南昌新建人多，彩绘、雕塑基本是丰城人。这种以地域和姓氏来垄断行业以形成一个个地域性和血缘性的群体，是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农业社会的特点，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这种地域性的宗族关系，早已不存在或已淡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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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仿古村的樊家井中还依然隐约存在，它虽然是处在现代的工业城市中，但它的生产组织和劳动方式却完全是属于手工业的，所以其社区的结构形式还有着非常强烈的农业社会的特点。当然新中国建立了40多年了，那种传统的祖祖辈辈根据不同的区域所从事的行业特点已产生了变化，但由于其生产组织关系和劳动方式并未完全改变，而在樊家井开作坊的艺人和他们的先辈一样，同样是来自附近的这些农村，他们几乎在景德镇都有亲戚，而他们来到景德镇求生存的方式也几乎还是和他们的先辈一样，来后就暂时住在亲戚家，先打工，等挣了点钱就自己租房子，开作坊或店铺。他们虽来到了城市，但他们从不把自己的角色局限于城市生活之中。他们都是带着挣钱供养乡下人的愿望来到景德镇的，几乎所有这些农村来的移民都有一个愿望，就是一旦有了钱便返回故土，建房子、扬宗耀祖，供养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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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了解这些人向景德镇空间移位方向的同时，还应该了解他们的职业流向。据考察，在樊家井不同的地域集团有不同的大致分工，一般来说：乐平人画釉上花鸟较多，丰城的人做低温釉刻花为多，鄱阳人以画人物为多，都昌人画釉上粉彩和古彩为多，抚州人以仿元代青花为主。如果你了解这些情况以后，只要在樊家井看见卖元代青花的店铺，向前一问保证都是抚州人。在这里还有不少本市人和本地的农村人，他们比较散，干什么行业的都有，并未形成自己的特色和集团。不过窑户和囵户（即从成型到烧窑到釉上彩绘都有的大型手工艺陶瓷作坊）基本都是城里人，因为这些作坊都需要有雄厚的资金，而这些从农村来开作坊的，都是进城才五六年的，而且来时分文没有，都是靠打工起家的，即使开了作坊，当了老板，也是小本生意，当然难以成为需要雄厚资金的窑户和囵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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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读者们能更清楚地了解这些不同区域所生产的不同品种及他们在整个樊家井村所占的比例，笔者特列了一张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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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同乡、同宗的地域性和血缘性的团体，平时都比较松散，并未像传统民窑业那样形成有组织的帮派，但一旦有什么事情他们便相互关照、团结，在竞争中常常击败城里人。就像当年从各地农村来的艺人击败景德镇的土著艺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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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和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景德镇传统工匠的生产模式及生活模式几乎一样，好像是一种历史的再现和传统的复兴。人类学家萨林斯曾写道：“非西方民族为了创造自己的现代性文化而展开的斗争，摧毁了在西方人当中业已被广泛接受的传统与变迁的对立、习俗与理性对立的观念，尤其明显的是，摧毁了20世纪著名的传统与发展的对立观念。”[7]他认为，“晚期资本主义”最令人惊叹之处之一就是，“传统”文化并非必然与资本主义不相容，也并非必然是软弱无力已被改造的。他以爱斯基摩人为例，认为他们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方面大规模地引进现代的技术与便利的生活设施，另一方面又在恢复他们的传统文化与仪式庆典。同时岛上移民的出走并没有使他们的文化丧失掉，他们反之将传统文化扩展到像奥里根和加利福尼亚这样遥远的同宗的居住地[8]。因此，他认为，全球化的同质性与地方差异性是同步发展的[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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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通过这些考察还使我们看到，一个社会群体，为了共同了解和操纵他们共同的物质世界而结成了某些关系，正是这些关系形成了他们共同的集体表象，在这种集体表象的基础上又形成了当地的特殊文化。而这种文化构成了一种具有流动性的、可解释又可被误读的现实的社会环境，它具有经过艰苦努力获得的延续性，也就是它的本身的历史性。同时也认识到，历史的创造和发展是我们日常经验的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些偶然的和特殊的过程，它们是人们生活中的真正要素。也就是说，即使人们是在做一些似乎很传统的事情，他们也是在新的条件下做的，因此，人们是在创造传统而不是在简单地摹仿，是传统在现代社会中的重构和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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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化核心与技术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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