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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长角苗的女装为例，20世纪60年代以前，长角苗的女装分为上装与下装，没有内衣。6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流行在上装里面套上一件从市场买来的汉族衬衣。随着衬衣的出现，衣服的领子发生了变化，由交叉领变成了对襟的领子。裙子没有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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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服装样式没有变化，但是随着制作材料发生变化，女子服装的细节出现很多新鲜的因素。这个时候布票出现，长角苗人开始使用棉布与棉线。女子服装材料渐渐由麻布改为棉麻布以及棉布。此时，棉线也进入了长角苗人的生活空间，棉线的使用带来两个方面的改进，一个是传统的麻布得以改进，经线用麻，纬线用棉，这样织出的麻布穿着舒适，质地也比以前精细，被称之为棉麻布；第二是随着彩色棉线的出现，使绣花嫁衣的色彩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于彩色棉线比染过的麻线细得多，更容易绣花，嫁衣上面的绣片增多，面积增大，常用颜色也从蓝白两色，变为白、黑、红、黄、蓝五色，开始出现艳丽的彩色绣花。而三色蜡染是这个民族比较普遍的制作工艺。70年代后期，长角苗人已经很少进行彩色蜡染了，现在彩色蜡染在长角苗人的生活和服饰制作中基本上消失了。他们认为，蓝白蜡染色彩明亮，而彩色蜡染中的红、黄、蓝三色结合很黯淡。20世纪90年代，国家在长角苗的生活区域里建起了生态博物馆，长角苗女性将自己传统服饰变为表演的一部分，以迎合游客的喜好。例如按传统，未婚姑娘的头饰的后面只需戴一朵花，但是现在为了表演时更加好看，头饰的后面变成了戴三朵花。以前绣花腰帕是挂在腰上的章围上的，但是现在有的表演队的姑娘为了漂亮就将手帕挂在了大头饰的两侧，还有一些经常出去演出的妇女的绣花衣服上钉上了金光闪闪的塑料片，这些表演队的姑娘以及媳妇，是陇戛寨时尚的领军人物，服饰首先在她们身上起变化，然后影响到其他非表演队的姑娘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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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中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长角苗人不仅在服装的搭配、式样、色彩等方面会发生不同的变化，而且在纹饰图案上也会发生变化。如果寻找其变化的规律，我们还会发现，反映其宗教信仰的那一部分不易变化，最容易变化的是色彩或与宗教无关的审美部分。因此，相比较而言，服装的搭配、式样、色彩等方面与宗教及民族的表示关系较小，所以变化相对较多和较活跃。但这是在生态博物馆建立以前，生态博物馆建立以后，当地的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激烈冲击，不仅是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而且开始出现了民族工艺市场，服装和刺绣也成为了一种商品，为了迎合游客的喜好，也为了降低成本，而且受过学校教育的新的一代人，一方面是宗教信仰的淡化，另一方面也不再需要通过纹饰去记录历史，许多纹饰图案也开始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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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例子告诉我们，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要关注到文化的变化，还要注意到其变化的规律及背后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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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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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有限，我们对长角苗人的艺术很难更加深入地分析下去，以上叙述的只是笔者在考察中的一些思考，有关长角苗人的艺术研究更详细的内容，可以参考我们的考察报告《陇戛寨人的文化变迁——梭戛生态博物馆的研究与思考》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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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的描述使我们看到，艺术和文化是一个整体，只是在现代的社会中，由于各种专业的高度分化，而且文字以及各种传播文化的媒介和工具的出现，使艺术开始变成一种审美，一种脱离了生活的高雅享受。但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让我们恢复了对于艺术的整体认识，恢复了艺术在文化中的位置。在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我们认识到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艺术的种类占了其中的大部分，如何理解人类的艺术，尤其是如何理解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的民间艺术，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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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本书主要讨论的是做艺术田野的方式，以及如何认识艺术与文化的关系。因此，在结尾时笔者还想强调的是，在记录其艺术时，不仅是要记录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其艺术形式的纪录也是非常重要的，从图像艺术来说，要包括色彩、构图、表现手法、质感、肌理、材质等方面的纪录，对音乐和歌曲这包括了其乐器、演奏及演唱方式、曲调、乐谱等方面的纪录。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将整个群体的不同类型的艺术放在一起比较，放在一起找出它们之间共同的内在联系，以全面地认识其艺术之间及文化之间相互联结的网络关系，以描绘出一张其完整的文化地图。当然。这样的工作很难单枪匹马地去做，因为它不仅需要一些人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还需要不同类型艺术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一个人会是什么都懂的完人，如果能以不同特长的人组织成一个考察的团队，很多问题就容易解决得多，这也是我们在做长角苗的艺术考察时所体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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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lfred Gell：Art and Agency—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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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法］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李幼蒸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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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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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书，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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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法］布罗代尔：《资本主义的动力》，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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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路遇主编：《山东人口迁移和城镇化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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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美］马歇尔·萨林斯：《甜蜜的悲哀》，王铭铭、胡宗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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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同上书，第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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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同上书，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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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界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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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界屋太一：《知识价值革命》，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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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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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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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同上书，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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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美］阿尔温·托夫勒：《未来的震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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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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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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