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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即张眉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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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谈艺录 林风眠画展座谈会上的讲话[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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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画展展出期间，林风眠先生在上海美术界的一次座谈会上介绍了自己五十多年来的绘画生涯。他把自己的艺术历程概括为这样三个时期：“少年时代受祖父石刻影响，临摹《芥子园画谱》和西洋画片——这是初步接触美术、爱上美术的启蒙时期；勤工俭学到法国，因为自己是中国人，到法国后想多学些中国没有的东西，所以学西洋画很用功，素描画得很细致。当时最喜爱画细致写实的东西，到博物馆去也最爱看细致写实的画。受到写实派、印象派等的影响，同时又对中国美术的传统发生浓厚兴趣——这是艺术创作上彷徨、矛盾和探索的时期；回国以后，融合中西、博采众长，力求创造自己面貌——这是形成绘画风格的时期”。他的创作体会最深的一条是：“不管那一张画稿，成功不成功，都是在含有对于生活的感情；积累生活素材的基础上构思动笔的，所以都应该保留着，常常翻出来看看，有时新的作品恰恰是在老画稿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因为通常的情况是：对先前的生活积累已印象不怎么深，凭借老画稿就能回忆起来，与新的生活感受相吻合，便促成新作品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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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据林风眠1962年林风眠画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原载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编印的《国内美术学术研究动向》（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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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谈艺录 回忆与怀念[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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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些往事的回忆与怀念，常常会在自己的艺术创作中起着激励和推动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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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广东梅县一个山区的石匠家庭里，儿时便当上了祖父的小助手。祖父对我非常疼爱，整天叫我守在他身旁，帮着他磨凿子、递榔头；看他在石碑上画图案、刻花样。祖父对我是抱有希望的，他叫我老老实实地继承他的石匠手艺，不要去想那些读书做官的事。他常说：“你将来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的一双手。有了一双手，即使不能为别人做出多大好事，至少自己可以混口饭吃。”他还叫我少穿鞋子，而他自己，无论四季阴晴，都是光着脚板的。他说：“脚下磨出功夫来，将来什么路都可以走！”祖父已经去世好几十年了，在我脑子里，只能记起他盘着辫子、束着腰带、卷着裤管、光着脚板，成年累月地在一方方石块上画呀、刻呀的一些模糊的印象，然而他的那些话，却好像被他的凿子给刻进了我的心里一样，永久也磨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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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我，已经活到我祖父当年的岁数了。我不敢说，我能像祖父一样勤劳俭朴，可是我的这双手和手中的一支笔，恰也像祖父的手和他手中的凿子一样，成天是闲不住的，不过祖父是在沉重的、粗硬的石头上消磨了一生，而我却是在轻薄的、光滑的画纸上消磨了一生。除了作画，日常生活上的一些事务，我也都会做，也都乐意做。这些习惯的养成，我不能不感谢祖父对我的训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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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到了，上海到处都是暖洋洋的。可是在巴黎，那高耸的东方博物馆和陶瓷博物馆，一定还是从前那样阴森寒冷的吧！在这时候，是不是也还有人带着笔和纸，啃着冷硬的面包，在对着东方的古董鉴赏和临摹呢？四十多年前；我曾经在那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晨昏，也是在那里开始学习我们祖国自己的艺术传统。说起东方博物馆和陶瓷博物馆，不由得又使我怀念起我的法国老师——浮雕家杨西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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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西斯是我最初学习美术的法国国立第戎美术学院院长。听说这位浮雕家在未成名时很是贫苦，因此他对一些清寒学生都很同情，也特别加意培养。有一次，他在课堂里看到了我的作品，很为赞赏，于是介绍我到巴黎美术学院，拜在著名的油画家柯罗蒙门下学习。当时我在艺术创作上完全沉迷在自然主义的框子里，在柯罗蒙那里学了很长时间也没有多大进步。有一天杨西斯特地到巴黎来看我，叫我拿作品给他看。谁知他看了很不满意，批评我学得太肤浅了。他诚恳地然而也是很严厉地对我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的、优秀的传统啊！你怎么不去好好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还说：“你要做一个画家，就不能光学绘画，美术部门中的雕塑、陶瓷、木刻、工艺……什么都应该学习，要像蜜蜂一样，从各种花朵中汲取精华，才能酿出甜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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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作为一个中国的画家，当初，我还是在外国、在外国老师指点之下，开始学习中国的艺术传统的。今天，在党的百花齐放的政策下，国画传统得到了重视和发扬，许多青年在自己国家的博物馆、展览馆里，对祖国的艺术遗产可以尽情地欣赏、临摹，而在美术学校里又有很多对国画传统有着深厚修养的教师培养和指导。每当我看到这些情景，都不禁为自己在旧中国所走的艰难、曲折的艺术道路发生感叹，而为今天学习艺术的青年能得到如此幸福的条件而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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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载《新民晚报》1963年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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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风眠谈艺录 在第一看守所写的自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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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九〇〇年生于广东梅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祖父是石匠，父亲继续石匠的职业，做雕刻坟墓石碑等工作，我在幼年受到封建的教育，后进入小学，于一九一八年暑假毕业于梅县省立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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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九年秋来上海，由当时上海的华法教育会介绍，到法国去勤工俭学，一九二〇年初，到达法国，曾做过油漆工，后来由在南洋的族人资助进入国立巴黎最高美术学院，学习油画。于一九二五年冬返国。一九二六年由上海到达北京，任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校长，一九二七年秋，因北京政治变化，张作霖入关，因此离北京赴上海，当时伪南京政府蔡元培任大学院长（即当时教育部），在大学院内设立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并任我为主任委员，我于一九二八年在杭州创办国立艺术院，并任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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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春，国立艺术院开学之后，当时的校舍是哈同花园和关帝庙。很不适合教学之用。因此有许多进步学生，对学校不满，对教员也不满意，因此发生风潮，在风潮发生后，杭州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说已经通知省政府教育当局，派人查获共产党组织的名册，并给我两个学生的名字，我回校后即开除这两个学生（姓名记不起来了），后来蔡元培到杭州来说，要闹风潮的学生可自动退学。在风潮期间，秘书处曾通过省政府警局，派警察来保护学校。这是经过我同意的，当时我是打着为发展美术教育、介绍西洋资本主义美术、不问政治等口号，而实质是为名为利，为保全自己的地位，镇压进步学生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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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九年，因学校需要图案教育，当时由教务长林文铮提出到日本东京去请图案教员，经过我的同意，托驻杭的日本领事馆领事米内山庸夫找来图案教授斋滕佳之，他在教课时宣扬日本的文化艺术是进步的、发展的，说我国图案是保守的，实质上，使学生对日本文化艺术的崇拜，对自己优良传统艺术轻视，实现了文化侵略的效果。通过斋滕的关系，驻杭日本领事米内山庸夫，以爱好中国艺术，收藏中国名人字画为名请客吃饭，拉拢我和学校的教员潘天寿、林文铮等人。一九三〇年斋滕佳之建议学校教授到东京去作暑假旅行，因此暑假期间，用杭州艺术教育考察团的名义，以我为团长，潘天寿、李朴园、王子云、袁慰辰等人到东京去旅行，并在东京开学校绘画展览会，我在驻东京我国伪大使馆茶会上谈话，说到中日文化交流，中日亲善等无耻的话，我们参观日本明治天皇的纪念馆，并在馆前照相。明治是侵略我国的主要人物，作为一个中国人，不应当有这样无耻行为，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不清楚日本帝国主义是一贯侵略我国的，因此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自私自利，企图在国际艺术上出名，犯了这些无耻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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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二年，由蔡元培介绍，加入国民党的党员，实质上是为保全自己的地位，得到伪政府的信任。当时浙江省党部介绍张彭年来学校任训育主任，加强国民党的统治。当时的学生有进步组织，一八艺社及木刻社，张彭年发现这些进步组织之后，认为应该加以取消解散，向我提出解散一八艺社及木刻社等进步组织。经我和教务长林文铮同意后，通告解散这些进步组织，因此引起进步学生的不满；当时进步学生张锷打破了通告牌，张彭年要开除他，我同意了。后来又说，有许多学生要闹风潮，我同意将进步学生如孙公炎、郝丽春、季春丹、万斯年，要他们自己退学，转到另外学校去。这是我第二次镇压进步学生的犯罪行为。记得木刻社曾到上海开木刻创作展览会，当时鲁迅先生曾为木刻写了一篇介绍文章，此事是张彭年来和我说的，并说他已经禁止散发，我没有亲眼看到这篇文章。但是我是校长，是有责任的，对鲁迅文章禁止散发也是我的犯罪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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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四年时，有一个我在北京艺专做校长时的学生，叫邓鹤皋（即邓洁）来杭州找我，他晚上到杭州后，在湖滨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来学校找我，我没有在学校，他找到了他从前在北京艺专的同学李朴园（秘书兼图书出版科主任）。当我到学校后；李朴园和我说邓洁到杭州来找我，并说是从大连监牢里出来的。杭州对进步分子管得很厉害，邓洁住在旅馆里不好，住在他家里也不方便，最好是住在我家里好了。下午四时，邓洁和李朴园到我家里来，我问邓洁离开北京后的情况，记得是李朴园替他回答说，一九二七年到东北去，一进东北就被日本人捉进大连监牢里，我问他为什么会被捉进去，又为什么会放出来，李朴园替他说：“糊里糊涂捉进去，又糊里糊涂放出来了。”我对邓洁说，你怎么知道我在杭州，邓洁说：他在监牢里设法作画，看守监牢的日本人，知道他会作画后，送给他一些画报，他是从画报杂志上看见了我在杭州的消息，因此从监牢里出来之后，想想没地方去，因此到杭州来找我，当时看他带有一小包，并说他带来一些画给我看看，我把他带到给他住的小房间里。记得晚饭在我家里同我爱人一同吃的，他问我在法国的情况。李朴园回家去了。第二天早上我到学校后，李朴园和我说找一个地方去谈谈，我说到杭州郊外云栖寺去谈谈，并可玩玩云栖寺。下午三时左右，李朴园到我家里来，我们三人坐学校的车子到云栖寺去，到了之后，将车子停在路上，我们三人顺着竹林小路向云栖寺走去，在路上，我同邓洁说话，我问他来杭州的目的，并对他说杭州对共产党管得很厉害，如果他想在杭州活动，很容易被发现，这样对我们不好，对他也没有好处，记得是李朴园替邓洁说，邓洁失去了联络，找不上接头。我很天真地替他出主意说，是不是要到上海苏联领事馆去接头，接着又说不行不行，听说领事馆门口都是特务，没有进去就会被他们发现的，是不是到巴黎去转到莫斯科去接头。记得当时邓洁没有回答，后来我们走到云栖寺，到寺内走了一圈，不久由原路回到路口，我们坐车子回家，到我家门口时，李朴园和我说邓洁到他家里去吃饭，当天晚上邓洁回来时，大约很晚，我们已经睡觉了，没有见他回来。第二早上当我到学校时，李朴园对我说，邓洁已经决定明天到上海去，不过邓洁一个人车子上旅行不好，怕被人发现，因此李朴园说他们夫妇陪邓洁同到上海去，下午我回到学校时，他说他到葛岭山附近的庙里去玩，看见一个道士等等；并将带来的画给我看，我记得其中有一张是比较好的，晚上记得是他和我谈到巴黎勤工俭学的情况，并谈到我在巴黎认得周恩来等等及当时巴黎的情况。记得第二天早上李朴园来找他一同到火车站去，临走时我对邓洁说，我们在杭州办艺术学校，你进行你的工作，我们今后不要有什么联系，因为这样对我们都有好处。当时邓洁答应了我的要求。李朴园几天之后由上海回来，我问他到上海的情况，他说已经把邓洁交给了安娥（是邓洁以前的未婚妻），我们没有责任了，并说邓洁在大连监牢里待了八年，安娥和邓洁家里人以为邓洁死了等等。后来就没有再谈到邓洁。一九六二年，我到北京时，在美协问邓鹤皋学生的情况，张锷说可能是邓洁，后来打电话给他，说明我在北京，并想看见他。第二天在他开会的旅馆里请我吃饭，后来秋天他到上海来时，来过我家里一次，他要请我到中央工艺美院去上课，我没有去，后就没有看见他，我现在认为邓洁到杭州来的目的，是想从我这里找到安娥，李朴园和我谈到安娥在上海，但我不知道她住地的情况，而李朴园是很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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