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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中，设计行动主义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研究课题。[334]一般而言，我们将设计行动主义所体现的设计的核心作用定义为如下几个方面：（1）促进社会变革；（2）增强有关价值观和信仰的意识（如关于气候变化、可持续性等）；（3）挑战批量生产和消费主义对日常生活的制约。[335]在这种语境下，设计行动主义不只局限于设计这一学科，而是包括产品设计、交互设计、新媒体、城市设计、建筑学和纺织服装等领域。[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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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下对于设计行动主义的理解似乎没有从理论上严格把握设计行动主义的重要性。设计行动主义是如何运作的？设计行动主义对日常生活有何影响？为什么设计行动主义有别于与其密切相关的“姐妹艺术”—政治行动主义和艺术行动主义？本文将从这些研究问题在公共场域和城市环境与设计行动主义的关联方式出发，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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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行动主义”这一术语旨在强调设计行动主义与政治行动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反正统主义运动（如反资本主义、反全球化，等等）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一些文章认为，可以借鉴社会学或者政治理论的概念和思想，正确理解设计行动主义的行动主义本质。[337]然而，即使设计行动主义和政治行动主义具有很多共性特征，我们也不能够单凭这些外部理论建构设计行动主义模型。毋庸置疑，社会学和政治理论具有精细的词汇，我们得以充分理解设计行动主义者所探索的“民主”、“公共空间”、“互动”等主题。但是，他们却无法提供表述设计行为特性的语言。设计行为不是联合抵制、罢工、抗议、游行或其他政治行为；相反，设计行为正是以设计师的方式干预生活，才增添了其抵抗力。这种表述为设计研究提供了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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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也有运用某些艺术运动（如前卫艺术、“社会干预主义”和“社区艺术”）所开创的实践阐释设计行动主义的。例如，当代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所运用的颠覆技术或多或少有意借鉴20世纪60年代情境画家所引入的艺术创作实践。[338]然而，为了更好地理解设计行动主义的特点，我们有必要将注意力从这种艺术史家谱系转移到设计行为本身。城市设计主义者所使用的技法或许和前卫艺术相似，但是以设计师的方式加以运用所达到的效果不同。例如，按照原先的前卫艺术，重新界定或拓展艺术范围，并不能正确理解这些效果。这些效果也不能按照宏大的社会乌托邦或者前卫艺术所推崇的革命希望加以阐释。尽管如此，正是从美学和政治范畴相互交织的关系中发现了设计行动主义的行动主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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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首要目的是建构新的概念框架，理解在公共场域常见的、笔者称之为设计行动主义的“颠覆性美学”。颠覆性美学这一概念包括设计行动主义的两个关键方面。一方面，设计行动主义具有颠覆既有权力体系的政治潜势，从而增强对生活、工作和消费方式的批判意识。另一方面，设计行动主义和艺术行动主义都具有一种美学潜势，开启人们行为和情感之间的关系—他们所为和所感之间的关系。于是，设计行动主义可以重新协商人们所为和所感之间的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设计行动主义（政治行动主义和艺术行动主义）中微观政治和美学的融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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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先简要综述了设计研究中可用于理解设计行动主义的现有的一些理论框架。评述过程中，笔者发现了研究文献中的理论“盲点”—这一盲点让我们无法看到设计行动主义是如何发挥其审美实践功能的，而不仅仅是社会政治实践功能。为了弥补这一缺陷，笔者引入了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的一些理念，使得设计研究可以更好地解释设计行动主义中美学与政治范畴之间的紧密联系。[339]然后，笔者援引现代城市设计行动主义中的一系列案例，举例说明这些理念的适用性。基于此项研究，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框架。与已有框架不同，该框架为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实践和研究提供了更有意义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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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2. 设计研究中的设计行动主义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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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普（Thorpe）认为，“设计（学）缺乏较好的行动主义概念框架。但幸运的是，社会学有这样的框架，即行动主义分类研究”。[340]她运用该分类研究将大量的设计行动主义案例系统地归类为有限的设计行为类别。设计行动主义因而可能呈现为六种不同形式：（1）示范人工物：展现超越现状的积极方案；（2）传达行为：信息可视化、评价系统设计以及图标创意设计等意义上的传达行为；（3）常规行动：诸如立法建议、笔战、政治会议上的作证；（4）公用事业人工物：意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或资助贫困群体；（5）事件：诸如会议、商谈、布置或展览；（6）抗议人工物：有意识地直面不公正的现实，促进对道德现状的批判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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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分类的评价需要以它们描述研究对象和提供新见解的能力为依据。在这方面，笔者认为福阿德-鲁克（Fuad-Luke）以及索普的框架存在几点不足。[341]第一，索普倾向于使用社会学的行动概念作为其概念工具，把重点放在设计行动主义和社会实践的共性上，但几乎没有揭示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实践本身的核心要素：技法、设计行动主义方法以及对人的预期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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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索普框架中的概念似乎过于含糊，未能顾及有助于理解设计行动主义干预的复杂性的概念区分。在设计行动主义项目中运用该框架的时候，往往发现这些项目并不能简单地分类，无法置于索普的框架之中。相反，必须借助诸如抗议—示范—公用事业的杂合概念，才能描述这些项目。例如，圣迭亚哥·西鲁赫达（Santiago Cirugeda）的《城市处方》项目（下节将详细讨论）介于三个分类之间。当然，在理论建构中，我们欢迎异常现象，以便发现理论中需要修改的前后矛盾之处。然而，如果设计行动主义项目总是游离于某个理论框架的分类之间，而不只是一种例外现象，那么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分类就很不精确，必须对这一框架进行实质性的修改，以便更好地反映设计行动主义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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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社会学的行动概念几乎不能反映设计行动主义的预期影响，特别是不能从触发社会和行为变化的角度反映设计行动主义的效应。有趣的是，福阿德·鲁克将颠覆性作为理解设计行动主义的核心概念，“行动主义的种种形式也是试图颠覆共享意义、价值观和目的的既有范式，以新的范式取代旧的范式”。[342]此外，在提出设计行动主义需要修改美的概念的时候，他将颠覆的概念和美学联系在一起，“我们需要重新描述美—我们可以称之为美，‘陌生美’，一种生疏的美，带有些许新奇、含糊和魅力，吸引着我们内心的好奇感”。在提出“陌生美”这一概念的时候，福阿德·鲁克将美学作为一门核心学科，解释行动主义设计是如何从美学的角度影响人们的感官、认知、情感和诠释，从而促进社会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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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福阿德·鲁克本可以详细介绍各种框架，但却没有进一步讨论颠覆与美学之间的关系对理解设计行动主义的价值。相反，他的主要论点似乎是应该按照设计行动主义所应对的现实问题去分析设计行动主义。为了这一分析目的，他提出了五项资本框架，“借以考察行动主义对于不同资本的目标影响领域”：自然资本（即关注环境资源、再循环、生态设计、可持续解决方案等）、人力资本（如关注所有人类需求和技能）、社会资本（关注强化社会联系，提高公民参与度、社区卫生、社会包容等）、金融资本（如银行和小额贷款方案）以及制造资本（那些能够实现生产和改进生产的人造产物，如建筑、基础设施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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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五项资本框架有助于理解设计行动主义的许多问题空间，也有助于理解设计行动主义者所共享的意识形态目标，如环境保护主义者和非营利组织，但设计行动主义的自身运转机制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诚然，福阿德·鲁克的专著提供了丰富的技术工具箱，设计师可以借以激发人们的参与（如通过参与手段，或协同设计），但这些方法与设计行动主义并没有具体的联系。确切地说，几乎设计的每个领域都广泛运用了这些方法。更成问题的是，讨论至今的框架在探讨城市体验的特定元素的同时，并没有提到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是如何运用城市感官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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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彻底了解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设计研究需要在把设计行动主义作为颠覆性审美实践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框架。引入这一理念的目标在于把注意力聚焦于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所引发的效应上。只有这样的聚焦，才能通过研究城市体验本身，理解设计行动主义是如何促进社会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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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迪绍甫（DiSalvo）研究了“民主设计”类的一些项目，就效应问题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343]迪绍甫建议，借鉴政治理论的概念资源，更加敏锐细微地理解设计行动主义。他特别指出，区分“政治”和“政治范畴”有利于设计行动主义实践和研究。在政治理论中，“政治”指统治一个国家、州、地区或城市的手段和组织结构。[344]这些组织结构包括法律、决策程序、选举体系、立法和对城市环境下人们行为的公共管理。与此相反，“政治范畴”是一种社会状态，一种持续对立和质疑的社会状态。[345]政治范畴可以通过公共空间的中断、扰乱或抵抗行为得到体验。这些公共空间要么体现了既有的权力关系和体制，要么和既有的权利关系和体制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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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些定义，迪绍甫进而建议在设计研究中区分政治设计和政治范畴设计。政治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支撑和改善统治的程序和机制—例如，为了防范投票的不确定性，设计师改进美国总统选举选票的平面设计（如2000年艾尔·戈尔和乔治·W. 布什的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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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范畴设计是运用设计行动主义的客体和方法创意设计“质疑空间”。在迪绍甫看来，《百万美元街区》项目就是典型的例子。运用填图技术和图示法，该项目创新设计了空间图像，展现了遍布美国四座城市的囚犯住地（见图33）。犯罪分析通常是以案发地数据为基础的，但是这里的创意是从表示犯人住地的数据着手。这样，该项目让人们看到了明显的规律—即看到一系列的城市街区，政府每年在此花费一百万以上的资金监禁这些街道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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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百万美元街区》项目（图像由哥伦比亚大学特殊信息设计实验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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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之所以属于政治范畴设计是因为该设计的客体和方法（地图和图示）同时揭示并质疑现存的社会和城市空间的配置状况。该项目揭示了权威城市犯罪分析通常遗漏的认识和信息；该项目所质疑的对象体现在“地图所引发的对犯罪、建筑环境和政策关系的不断质疑和异议”的方式。借助于这种揭示和质疑的概念，迪绍甫建议我们将政治范畴设计视为一种“对政治状况的探究”。[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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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发现，迪绍甫的政治范畴设计概念特别适用，因为—与索普和福阿德·鲁克的框架不同—该概念使得我们能够研究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实践所引发的效应。这些效应尤其存在于揭示、质疑和异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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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绍甫方法的唯一问题在于仅仅探讨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与政治状况的关系，也就是说，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视为对当权者的质疑。同时，他没有谈到行为主义人工物缘何也可以直接进入人类现实行动领域。《百万美元街区》项目质疑政府、决策者和城市规划者，但对街区公民自身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影响。由于过于狭隘地关注政治范畴，迪绍甫因而忽视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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