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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就是将异质的物体和人工物引入城市视域。在直接干预城市空间的过程中，他们鼓励积极参与和互动，并且直接提供新的城市空间居住方式。这样，设计行动主义改变了城市体验的环境。只要这些物体和人工物为人们的城市体验和日常生活行动设定新的环境，就应该认为设计行动主义不仅具有政治维度，还具有美学维度。这里的美学是广义上的康德意义上的美学，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体验的基本形式，但这些形式不具有康德所说的先验性和普遍性。相反，它们是不断的社会建构和协商城市空间的结果。[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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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所知，迄今尚无充分关注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美学维度的框架。因此，余文将揭开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的这一面纱。首先，笔者引入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颠覆性美学的概念。其次，笔者将这一概念用作城市设计行动主义颠覆性美学案例分析的背景—主要聚焦于城市体验的一些基本类别：漫步、居住、游玩、园艺和回收利用。[348]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的新框架，运用深植于城市体验的行动概念替换社会学的行动概念。同时，运用案例阐释这些概念，使框架对于设计行动主义实践更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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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170002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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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3. 介于美学和政治范畴之间的设计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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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西埃看来，应该拓展审美活动的概念以便囊括美术创作以外的更多东西（绘画、诗歌、雕塑和戏剧）。[349]一般而言，审美活动指涉感觉的分配（即“活动空间、次数和形式的分配决定具有共性的事物适宜参与的方式以及不同个体参与这种分配的方式”）。[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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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可以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描述为城市时空的分配以及建构个体参与“共同的”公共环境的另类方式。然而，需要更加精确的描述。在朗西埃看来，审美行为的特质在于将新的、异质的主体和客体引入社会视域。审美行为因而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体验：它调整感知空间，从而颠覆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归属形式以及日常居住形式。[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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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关于审美行为的颠覆性的哲学思想为设计行动主义理论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迄今未有探讨。朗西埃常常互用颠覆和异议这两个概念。事实上，他说审美行为是按“异议逻辑”施行的。[352]这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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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应该作为共识的对立面来理解。共识一般指涉社会对社会秩序的规范解释，规定当与不当，界定等级体系，并赋以个体以角色和位置。共识传递这样的信息：每个人的言行都是由其在体系中的“适当位置”决定的，每个人的活动都是由活动的功能决定的。例如，当公民将城市园林用作私家花园，在沟渠播下最喜爱的蔬菜植物种子—就像游击园丁理查德·雷诺兹（Richard Reynolds）数年前那样—他的行为就是不当的。可以说，共识不仅划定了人们所为，而且需要共同的是非感。因此，就像朗西埃明确指出的那样，可以说共识在于匹配行为方式和情感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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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异议在于以平等主义的态度悬置共识对社会秩序的规范解释。异议指涉展示某种不正当，颠覆共识，揭示人们所为和所感之间的差距。在打开这一缝隙的同时，颠覆性的审美行为使得行为和情感之间的匹配得以重新协商，因而产生新的归属感形式、新的日常居住形式和新的身份—无论是个体身份还是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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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视异议为审美活动效应，不仅仅是政治实践效应。与迪绍甫政治范畴设计中的政治范畴概念相比，朗西埃的异议概念更具有解释力。事实上，朗西埃提供了数个让我们得以区分审美异议和政治范畴异议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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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政治范畴异议和对立面所界定的群体有关，人民与国家，朋友与敌人，左派与右派，以及其他具有种种意识形态宣传特征的对立组合。[353]按照这层意义，政治范畴异议表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群体之间的斗争，目标重建既有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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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范畴异议的二元概念相比，审美异议并不是推翻制度或权力交替。其终极目标并不是要通过暴力行为、暴乱或革命实现宏大的社会乌托邦，而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动摇所谓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现象。据此，现存权力体系可以控制和限制我们的日常行为和交往。审美异议的颠覆性在于以微妙的方式抵触和揭示等级体系—既控制实践又控制话语的等级体系—从而显露出可能会发生主体化过程的地带。当然，审美行为也会应对政治范畴问题，但把“政治赌注视为一种体验形式”，而不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质疑所驱动的开放实践系列。[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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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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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的深刻见解是理解城市设计行动主义重要性的关键。为了说明这一重要性，笔者转到自建框架中五个城市行为类别的第一项：漫步。例如，不妨看看应用自治研究院（Institute for Applied Autonomy）的iSee项目。如今在全球所有城市，监视技术网络不断地连接到远程监控服务系统，把全城的闭路电视数据分流到地方当局和私有保安公司的控制室。这种监视的密度越来越高，但是至于哪些城市片区需要监视系统，既没有经过大众讨论，也没有透明度。例如，如果说安装闭路电视摄像头是为了防范犯罪，那么安装在低收入片区，而不是仅仅安装在城市的金融区和高收入区，似乎才是合情合理的。但情况并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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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ee项目是一个反监视系统，城市居民可以跟踪并避开闭路电视摄像头。iSee网站提供了诸如纽约、阿姆斯特丹和卢布尔雅那等城市安装的监视基础设施地图。这样，iSee项目揭示了闭路电视摄像头是如何渗透到城市环境之中的。然而，该项目还发挥了其他作用：给人们提供了自我设计路径的机会—所谓的最少监视路径—使得他们能够“在城市漫步，而无须顾虑被不受约束的安全监控‘拍下来’”[355]（见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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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最少监视路径（版权归应用自治研究院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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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ee项目表明作为审美实践的设计行动主义如何能在人们的所为和所感之间打开缺口。通过揭示和质疑现存的监视基础设施，iSee项目使公民意识到当地执法部门和私营企业是如何监视他们在城市空间的行为的。然而，与《百万美元街区》项目相比，iSee项目鼓励公民自身去反抗并改变这些环境设施—直接利用iSee建构新的环境，激起对街头漫步的积极情感。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所为及其所感以一种先前没有想象到的新方式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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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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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市政当局都对人们的居住选择施加许多限制。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要取得许可加盖一间房或是一个阳台，需要漫长的行政审批过程，而且多半不会获准。有时候会诉诸审美理想，使得限定房主的希望和创造性合法化。譬如，告知房主加盖一间房会妨碍街面的同质性和视觉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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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城市处方》题下收集的一系列项目中，圣迭亚哥·西鲁·赫达证明公民能够实现他们的一些居住欲望而又不违法。市政领导通常厌恶涂鸦，如果你申请搭一个脚手架来清除房子上的涂鸦，可能会获批搭建几个月时间。在他的脚手架项目中，西鲁赫达借脚手架的机会加盖了一间房，而那里原本是严禁扩建的（见图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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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5 《脚手架住宅》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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