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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五项资本框架有助于理解设计行动主义的许多问题空间，也有助于理解设计行动主义者所共享的意识形态目标，如环境保护主义者和非营利组织，但设计行动主义的自身运转机制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回答。诚然，福阿德·鲁克的专著提供了丰富的技术工具箱，设计师可以借以激发人们的参与（如通过参与手段，或协同设计），但这些方法与设计行动主义并没有具体的联系。确切地说，几乎设计的每个领域都广泛运用了这些方法。更成问题的是，讨论至今的框架在探讨城市体验的特定元素的同时，并没有提到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是如何运用城市感官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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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彻底了解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设计研究需要在把设计行动主义作为颠覆性审美实践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框架。引入这一理念的目标在于把注意力聚焦于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所引发的效应上。只有这样的聚焦，才能通过研究城市体验本身，理解设计行动主义是如何促进社会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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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迪绍甫（DiSalvo）研究了“民主设计”类的一些项目，就效应问题提出了一些深刻的见解。[343]迪绍甫建议，借鉴政治理论的概念资源，更加敏锐细微地理解设计行动主义。他特别指出，区分“政治”和“政治范畴”有利于设计行动主义实践和研究。在政治理论中，“政治”指统治一个国家、州、地区或城市的手段和组织结构。[344]这些组织结构包括法律、决策程序、选举体系、立法和对城市环境下人们行为的公共管理。与此相反，“政治范畴”是一种社会状态，一种持续对立和质疑的社会状态。[345]政治范畴可以通过公共空间的中断、扰乱或抵抗行为得到体验。这些公共空间要么体现了既有的权力关系和体制，要么和既有的权利关系和体制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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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些定义，迪绍甫进而建议在设计研究中区分政治设计和政治范畴设计。政治设计的目的是为了支撑和改善统治的程序和机制—例如，为了防范投票的不确定性，设计师改进美国总统选举选票的平面设计（如2000年艾尔·戈尔和乔治·W. 布什的总统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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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范畴设计是运用设计行动主义的客体和方法创意设计“质疑空间”。在迪绍甫看来，《百万美元街区》项目就是典型的例子。运用填图技术和图示法，该项目创新设计了空间图像，展现了遍布美国四座城市的囚犯住地（见图33）。犯罪分析通常是以案发地数据为基础的，但是这里的创意是从表示犯人住地的数据着手。这样，该项目让人们看到了明显的规律—即看到一系列的城市街区，政府每年在此花费一百万以上的资金监禁这些街道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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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百万美元街区》项目（图像由哥伦比亚大学特殊信息设计实验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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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之所以属于政治范畴设计是因为该设计的客体和方法（地图和图示）同时揭示并质疑现存的社会和城市空间的配置状况。该项目揭示了权威城市犯罪分析通常遗漏的认识和信息；该项目所质疑的对象体现在“地图所引发的对犯罪、建筑环境和政策关系的不断质疑和异议”的方式。借助于这种揭示和质疑的概念，迪绍甫建议我们将政治范畴设计视为一种“对政治状况的探究”。[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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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发现，迪绍甫的政治范畴设计概念特别适用，因为—与索普和福阿德·鲁克的框架不同—该概念使得我们能够研究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实践所引发的效应。这些效应尤其存在于揭示、质疑和异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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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绍甫方法的唯一问题在于仅仅探讨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与政治状况的关系，也就是说，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视为对当权者的质疑。同时，他没有谈到行为主义人工物缘何也可以直接进入人类现实行动领域。《百万美元街区》项目质疑政府、决策者和城市规划者，但对街区公民自身总体上并没有什么影响。由于过于狭隘地关注政治范畴，迪绍甫因而忽视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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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设计行动主义就是将异质的物体和人工物引入城市视域。在直接干预城市空间的过程中，他们鼓励积极参与和互动，并且直接提供新的城市空间居住方式。这样，设计行动主义改变了城市体验的环境。只要这些物体和人工物为人们的城市体验和日常生活行动设定新的环境，就应该认为设计行动主义不仅具有政治维度，还具有美学维度。这里的美学是广义上的康德意义上的美学，关系到我们日常生活体验的基本形式，但这些形式不具有康德所说的先验性和普遍性。相反，它们是不断的社会建构和协商城市空间的结果。[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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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所知，迄今尚无充分关注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美学维度的框架。因此，余文将揭开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的这一面纱。首先，笔者引入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的颠覆性美学的概念。其次，笔者将这一概念用作城市设计行动主义颠覆性美学案例分析的背景—主要聚焦于城市体验的一些基本类别：漫步、居住、游玩、园艺和回收利用。[348]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城市设计行动主义的新框架，运用深植于城市体验的行动概念替换社会学的行动概念。同时，运用案例阐释这些概念，使框架对于设计行动主义实践更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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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1700029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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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3. 介于美学和政治范畴之间的设计行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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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朗西埃看来，应该拓展审美活动的概念以便囊括美术创作以外的更多东西（绘画、诗歌、雕塑和戏剧）。[349]一般而言，审美活动指涉感觉的分配（即“活动空间、次数和形式的分配决定具有共性的事物适宜参与的方式以及不同个体参与这种分配的方式”）。[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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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可以将城市设计行动主义描述为城市时空的分配以及建构个体参与“共同的”公共环境的另类方式。然而，需要更加精确的描述。在朗西埃看来，审美行为的特质在于将新的、异质的主体和客体引入社会视域。审美行为因而以某种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体验：它调整感知空间，从而颠覆社会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归属形式以及日常居住形式。[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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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关于审美行为的颠覆性的哲学思想为设计行动主义理论化做出了重大贡献，但迄今未有探讨。朗西埃常常互用颠覆和异议这两个概念。事实上，他说审美行为是按“异议逻辑”施行的。[352]这是什么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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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应该作为共识的对立面来理解。共识一般指涉社会对社会秩序的规范解释，规定当与不当，界定等级体系，并赋以个体以角色和位置。共识传递这样的信息：每个人的言行都是由其在体系中的“适当位置”决定的，每个人的活动都是由活动的功能决定的。例如，当公民将城市园林用作私家花园，在沟渠播下最喜爱的蔬菜植物种子—就像游击园丁理查德·雷诺兹（Richard Reynolds）数年前那样—他的行为就是不当的。可以说，共识不仅划定了人们所为，而且需要共同的是非感。因此，就像朗西埃明确指出的那样，可以说共识在于匹配行为方式和情感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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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异议在于以平等主义的态度悬置共识对社会秩序的规范解释。异议指涉展示某种不正当，颠覆共识，揭示人们所为和所感之间的差距。在打开这一缝隙的同时，颠覆性的审美行为使得行为和情感之间的匹配得以重新协商，因而产生新的归属感形式、新的日常居住形式和新的身份—无论是个体身份还是社会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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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西埃视异议为审美活动效应，不仅仅是政治实践效应。与迪绍甫政治范畴设计中的政治范畴概念相比，朗西埃的异议概念更具有解释力。事实上，朗西埃提供了数个让我们得以区分审美异议和政治范畴异议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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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政治范畴异议和对立面所界定的群体有关，人民与国家，朋友与敌人，左派与右派，以及其他具有种种意识形态宣传特征的对立组合。[353]按照这层意义，政治范畴异议表现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群体之间的斗争，目标重建既有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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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范畴异议的二元概念相比，审美异议并不是推翻制度或权力交替。其终极目标并不是要通过暴力行为、暴乱或革命实现宏大的社会乌托邦，而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动摇所谓不证自明、不言而喻的现象。据此，现存权力体系可以控制和限制我们的日常行为和交往。审美异议的颠覆性在于以微妙的方式抵触和揭示等级体系—既控制实践又控制话语的等级体系—从而显露出可能会发生主体化过程的地带。当然，审美行为也会应对政治范畴问题，但把“政治赌注视为一种体验形式”，而不是对权力和权威的质疑所驱动的开放实践系列。[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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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漫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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