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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Steven Corcoran.“Introduction”. In: Jacques Rancière. Dissensus: O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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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Steven Corcoran.“Introduction”. In: Jacques Rancière. Dissensus: On Politics and Aesthetics.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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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Nigel Thrift. Non-Representational Theory: Space, Politics, Affect. London: Routledge, 2007.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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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4]Rancière. The Politics of Aesthetics.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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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参见http://www.appliedautonomy.com/isee.html，2011年2月1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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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6]参见http://www.appliedautonomy.com/isee.html，2011年2月1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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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参见http://www.recetasurbanas.net/index.php?idioma=ESP＆REF=1＆ID=0002，2011年2月2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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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设计与精神性：与智慧经济相适应的物质文化Design and Spirituality: Material Culture for a Wisdom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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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图尔特·沃克[358]（Stuart Wal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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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设计问题》杂志2013年（第29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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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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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正值英国工业革命的巅峰时期，查尔斯·狄更斯出版了《艰难时世》一书。故事发生在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工业城镇，它对功利主义、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发出了诅咒式的批判。狄更斯援引《新约》里的一句—“唯一必需的东西”（路加10：42）—为第一章命名，这句引文本身强调精神生活的重要性，传统上也一贯视之为我们人性中“最好的部分”。[359]狄更斯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在他所处时代的发展当中恰恰是严重缺失的。有趣的是，狄更斯对工业资本主义富有洞见的评论还预示着工业资本主义对设计可能产生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在未来世纪里将变得愈加明显。为了回应继1851年“大展览”之后英格兰设计教育的改变，他写道：“……那个设计学校里的也完全是事实……唯有无法用数字来表达的，或者不能在最廉价市场买进、又在最贵的市场卖出的东西，才不是，也永远不应该是事实……”[360]还有一个段落让人想起20世纪早期蒙德里安（Mondrian）的画作、里特维尔德（Rietveld）的红蓝椅和包豪斯的设计。“在任何有用的物件或是装饰上，你们不能有与事实相抵触的东西……为了所有这些目的，”那位绅士说，“你们必须用一些拼合而成的和略加改变的几何图案，它们是易于证明的和演示的几何图案（用三原色）。这是个新发现。这就是事实。这就是品位。”[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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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来说，狄更斯所批评的是现代性及其发展。他开篇第一章的标题表明他感到有一种要素已被一味冒进发展的进程所践踏。今天，一些重要人物正在呼吁关注这种要素，以应对当代、后现代关于可持续的担忧。亚洲智库（Asia Thinktank）全球明天学院（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的创始人钱德兰·纳伊尔（Chandran Nair）主张，经过三百年左右以资源抑价和成本外化为基础的剥削式发展，西式资本主义已经受阻碰壁。他建议，我们不能简单地高唱增长的颂歌，必须考虑更有意义的人类进步理念。[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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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时期—从大约公元1500年到20世纪中叶—西方社会致力于理解自然环境，并控制自然环境，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时期强调科学调查、经验主义和技术发展，导致了过剩的益处，有的实用有的平淡。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世俗化，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基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新经济系统。通过这一系统，生产利润被再投资到生产和利润的扩张与增长当中，并为所制造的商品开发新的市场。这一时期，制度性宗教和普遍意义上的精神性在地位和重要程度上都在衰退。很自然，对于公众决策、专业实践、教育和一般“世俗”事务而言，世俗化意味着精神维度变成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方面，它被局限于个人世界里或者逐渐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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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精神性方面具有潜力。首先，为我们实用的、世俗的努力确立方向，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其次，抑制物欲和消费主义，产生重要的环境影响。两者都是可持续性的当代实用性解读（即经济、伦理和环境责任这三重底线）中的首要元素。但是比这更重要的是，将精神性和个人伦理标准纳入我们对可持续的理解当中，为个人的意义增添了一层批判式的维度，这可能产生更加重大的基础作用。这一作用直指人类目标和满足感的核心，也直击人们和这个星球的困境。据说，人性之中最为深刻的、寻求意义的一面是内心平和以及真正幸福的源泉。因此，传统上一直认为这是“唯一必需的东西”和我们“最好”的那一部分。这里探讨个人意义的概念对设计的含意，既是为了创造更为可持续的前进之道，也是为了我们对物质文化的考虑和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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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2. “精神性”的消亡和新兴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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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北部地区，精神性的概念被严重地降级为新教改革的结果。改革者们拒绝用一种孤立的、更为清苦的生活方式追求内心、精神上的发展；相反，精神性应当普通存在于世俗生活中，并成为生活的一部分。[363]因此，冥想传统—以中世纪伟大的神秘主义者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和诺威奇的朱利安（Julian），以及赫赫有名的隐修制度为代表—进入了严重的衰退期。16世纪的英格兰通过解散修道院来根除这种传统。这些有着古老根基的生活方式关注的是内心的发展、精神的成长、顿悟和意识。在这一方面，它们的意义与苏菲派禁欲神秘主义、佛教、印度教和道教中的东方冥想传统颇为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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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和19世纪，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还原论哲学大行其道，倾向于把关于知识的理解局限于基于感官的数据，偏重于定量方法。这一时期见证了更自由多元的社会发展，最初对宗教秉持包容态度，而后来变得漠不关心。当更多世俗的情感滋长，教会变得衰落，集体的、群体的精神性表达亦是如此。[364]随着科学方法的更多应用，现代性同认知知识以及科学可以提供的循证研究之间变得愈发相关。这些发展共同导致了“现代”世界观的崛起，其普遍的假设就是，物质世界是所有存在物的总和—这是一种唯科学论而不是科学的观点。[365]这是一种意识形态，有唯物主义、自然主义、自然唯物主义等多种叫法，意思上略有差别，都是科学既不能证明又不能反驳的东西，因为科学局限于对物质世界的观察和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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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现代世界观割断了精神性与公众甚或个人生活的联系，起着将社会世俗化的作用。精神生活残存的部分被简化为生活的基本规范，包括“繁荣、和平（以及）互惠”等信条，但这些信条却失去了根基—那些深谙人之意义的根基。[366]自然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深植于西方思维，业已成为不言而喻的道理，而人性的其他方面—直觉、超越感、精神自我—已经黯然失色。这一世界观主导过20世纪—一个产出众多技术创新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目睹了工业化和技术冲突凸显、环境破坏、大规模全球社会不平等的时代。观念因而开始改变。现代世界观的权威性开始衰落，20世纪后半叶迎来了后现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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