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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6. 精神性、冥想和创造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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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早期大多作品不同，1968年75岁的加泰罗尼亚艺术家约恩·米罗（Joan Miró）创作了三件画笔稀疏的巨幅画作，取名为《为一个隐士隔间而作的白底画Ⅰ、Ⅱ、Ⅲ》。每幅画中，白色背景上都有一根飘忽不定的连贯手绘黑线。米罗这样谈及这些画作，“……只需要一瞬间我就可以用画笔画出这根线条。但思考形成这根线条的构思，却花了我几个月、甚至可能是几年的时间”。[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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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传统和创造性紧密相连。人们通过实践、思考和反思来进行创造性活动，因此这种活动与冥想生活有许多相似之处。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真正的创造性努力表达的是类似于“内心的”或者“更高的”人类诉求—艺术的精华把我们指向精神性的理解和真理，而视觉艺术具有精神性维度。[409]英国艺术家大卫·霍克尼（David Hockney）认为所有的创造性都关乎爱。[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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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顿悟或者自发的内在理解是冥想修行和精神发展的修炼过程的基本部分。它涉及即刻、直接，但稍纵即逝的对现实的体验和意识，既非思考得来，也不容争辩，东西方的精神传统（无论是宗教还是非宗教的传统）都认可这一点。[411]它也是创造性的基于实践的活动的关键特征。在这两类活动中，此种顿悟常常是通过专心、自律和坚持而获得的。与系统的、经验主义的方式（这是许多科学探索和技术发展的特点所在）不同，这种顿悟却无方法论或者技巧可依。相反，它是实践、专注思考和冥想那样一种整体的、沉浸式的过程所产生的不可预测的不确定的结果。事实上，方法和技巧毫无用处—这样的发展无法通过推理或者发散和分析思维来实现，而知识有可能是一道障碍。[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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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相当冒险的不确定过程不同，依靠目标明确、有把握的行动过程，一组明确的目标和一套清晰的方法论能够提供一个更能掌控、更加安全的选择，但这也有可能是回避深层问题的方式。如果开始一个项目，大量时间都耗费在数据收集和分析上，以便获得证物或者证据，这也许会把我们送上一条非常忙碌、操作程序却常常十分机械化的道路。这样的工作可能便利可靠，或许能够取代那些困难的、常常令人焦灼的任务：沉浸到过程之中，力图创新，从而获取突如其来又捉摸不定的顿悟，人们凭直觉感到或者知道—却无法证明—又有其“正确性”。这要求我们信任，并一心一意地执着于这非智识的、反思型的创造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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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认为，这是人一直具有的，是人类生活和人类精神的一种核心品质。他觉得，这种品质同样也是不断创造，或者更准确地说，不断生成人造环境和造物的核心。拥有这一永恒（虽然可以被感知却依旧无名的）品质的场所、建筑和造物，有助于形成与人类精神共鸣同时滋养人类精神的人造环境。[413]然而，它并不能预先规划，它产生于一个逐渐浮现的过程，无法归纳，却是情境而异。[414]在此，我们看到一种人类精神与设计个性及要旨之间的关系。能够为人们提供营养的设计，支持并且合乎自然环境的设计，变得与“场所的特性”本质相连；[415]它无法大规模生产。因此，这样的设计与本地化有关—斯克鲁顿（Scruton）和其他学者都主张，这一点对于应对环境管理和社会责任问题至关重要。环境管理和社会责任是当下理解可持续的内在诉求。[416]斯克鲁顿认为，宗教或者精神修行重视当下和眼前，对我们理解神圣和关爱场所都很关键。正是这种个人的关系创造出责任感，并克服仅仅把地球视为“它”—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的观念。[417]斯克鲁顿的保守主义观点把他的论点锁定在本地的行动上面。有些人采纳了一种更大规模或者宏观的视角看待环境和精神考量之间的关系。也有人提出，要改变当下对环境的破坏进程，需要广泛的精神重建。[418]塔克（Tucker）声称，要纠正我们看待自身在地球生命的自然过程中地位的方式，就需要一个宏观的视角，而且这种纠正会拷问生态系统和我们对神圣的、精神性的、宗教意义的理解之间的关系。[419]贝里（Berry）主张，西方文明的发展导致了人定胜天的观念，精神秩序感和自然的神圣感随即消失殆尽。要树立一个不同的、更加尊重地球的观念，关键在于重新发现地球的神秘性，再度仰慕地球，一种重生的关爱感。[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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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不论是从本地视角还是从更广阔的视角去看，都有很多权威声音，认为人类的行动与环境责任和管理以及我们的精神或者宗教感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这些关系并不抽象。它们可以渗透在我们的经济观之中，如当下对增长的批评，见诸于生态经济学、我们对自然环境的伦理及道德责任感，以及就像美国英特非公司（Interface Inc.）制定的商业策略之中。[421]它们会影响我们对设计的看法和设计方法—如建筑学中的亚历山大、凡·德·林（Van der Ryn）和戴伊（Day）以及产品设计中的帕帕奈克（Papanek）和布兰茨（Branzi）等。[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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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7. 对设计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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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物质（即外部的）造物设计的富有想象和创意过程的相关问题时，我们看到，智力讨论分析和传统意义的研究往往都不如直接投身于过程本身那么重要；那是一个通过实践、阅读、思考和冥想而进行的过程。它要求免受干扰、全神贯注的“繁忙工作”和持续保持专心和活跃。事实上，在此过程中，似乎什么也没做。另外，在创造性过程当中，常常要求设计师进行美学判断，这是基于感官的行为。因此，情感（感觉）自然而然、也是不可避免发挥着作用。认识到情感是内在自我和我们在世上的外部活动和体验之间的联结者，这一点非常重要。[423]在设计一个造物的时候，我们必须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响应，我们对进行中的工作的“感觉”。这些响应可能与精神发展的概念有关，因为“正行”的传统概念—前面探讨过的个人伦理标准—可以作为适宜决策的关键来源。冲着这一目标，为了认识逐渐展开的工作的特性，保证训练有素或者认真的批评这一点非常重要；当工作变得与情感反应相关，而这些反应与精神上对正行、正命和正治之类的理解不调和时，如有必要，还要重新调整工作的方向。这些也许包括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中产生的自私、贪婪、虚荣、欺骗或者名望的感觉；或者如果设计决策意味着手头的工作有可能唤起这样的情感，那么其他人也会产生这些感觉。这一反思式的批评可能适用于造物设计本身，也适用于和广告和营销等相关促销材料的设计。正是这种批评连接起个人意义（包括精神性和实质价值观）与创意决策，继而关联到我们的人造环境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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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活动、情感响应和认真批评之间的关系代表着我们内在自我和我们在这世上的行动之间的重要链接。合乎精神理解、体现着冥想修行所得意识的物质文化，会开始传达一种与当下显然不同的精神特质。它会被一种力求摆脱与内心成长不相符的事物的方法所驱动。这些事物包括，例如，分散注意力的物体，那些提供无限的消遣可能、鼓励自我放纵、或者助长虚荣心的东西—所有这些都混淆了关于“正见”的理解或者与之相矛盾。有可能，我们的物质文化，以及物质文化设计和表征的方式，可以与内心发展高度一致，由此改善其发展的必要条件。这指向一种物质文化，它不那么关心便于“忙碌”、功用、完成实际任务和“发迹”；也就是说，它不那么关心创造和帮助外部世俗活动的发展。与之相反，它暗示着一种提供恰当环境的物质文化，让人的“内在”和“外在”保持一致，这也是传统的智慧和幸福之路。[424]这并不是要拒斥技术产品和它们带来的益处，而是要认识到在优先事项和途径中存在的显著失衡—伴随高速的科技进步的不只有各种级别的生产、消费和严重破坏地球生态系统的废弃物，还有唯物主义、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物化，损害并且排斥其他认知途径。在这一方面，对于“善”的传统理解与社会和环境关爱之间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当代可持续设计理念也要求我们关爱社会、关爱环境。当代可持续设计理念把“内”功或者说精神发展与外在的德行以及对他人、对世界本身的怜悯联系在一起。显然，许多当代设计实践与这些理念是矛盾的，它们时常助长占有欲、嫉妒和对地位的追求。不同于关于活跃生活的传统理解，在当今的企业文化（我们已经看到这是现代性的结果）中，所生产的产品并不了解，还常常对立于那些古老的教诲和价值观—弘扬公正适宜的生活之道，倡导“好的”活跃生活，无私、仁义而“神圣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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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第一要务是盈利，为了让组织及其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企业雇员“从法律上不得不搁置他们自己的价值观”。[425]引人侧目的是，像其他支持“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人们一样，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将任何别的重点，比如说更广泛的社会责任（还可以加上环境关爱），视为对自由社会的威胁。[426]然而近年来，人们已经开始行动，淘汰这些过时的观点。例如，B型认证公司将社会和环境责任融入商业模式当中，通过合法的架构，保护自己免收持反对意见的股东行为的伤害，因为这种融入或许会对利益最大化产生不利影响。[427]然而，这样的发展仍然只是例外而非主流。同样有必要认识到，除了优先考虑经济带来的毁灭性后果，企业使用营销技巧施加的心理操控既有强大的说服力，又无孔不入。因此，借助各式各样的活动以及官方的政策支持，企业运作往往暗中削弱我们对于善、正行和伦理价值观的不渝理解，这些理解来自于“内在的”发展，表现为无私奉献、怜悯和仁义。巴甘（Bakan）认为，当代企业是一个道德盲区，为了利润剥削他人，因此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它缺乏道德指南，借以阻止自身活动危害他人。[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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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完全意识到环境后果正在变得愈加严重，毫无缓减之势，社会剥削已经非常严重。这种剥削既有通过采用生产方法，又有通过为了维持增长的市场发展。纳伊尔主张，突破基于增长的体制十分必要，这种体制一味以将电子产品和汽车卖给地球上的每一个人为目标，这种体制将做生意的环境和社会成本转嫁给纳税人，为公司和股东聚敛财富，基本上以自我利益和贪婪为基础。[429]正因为这样，它是一个与所有流传至今的伟大精神和智慧教诲完全对立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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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一辑） 8. 面向智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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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消费品的设计和生产一直都沿着创新和增长的轨迹急剧上升。由此带来的影响巨大。尽管，毋庸置疑，许多影响是积极的，然而产品本身、所使用的方法以及生产、使用、处理带来的副作用正以多重方式严重地破坏着现实意义和自然环境，社会意义和公平公正的理念，个人意义和创造条件支持精神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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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最广为传播的、也常常是最不持久的科技产品，都是由跨国企业设计、生产、分销和营销的。这类企业优先考虑的事情基本上都与传统理解和价值观格格不入，因为后者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特别是服务他人、关爱他人，追求个人内心与外部活动及世界的和谐。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我们提供了驾驭自然的力量，史无前例的力量；然而，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这种力量的运用往往危害公共利益。[430]这种与个人意义的悬殊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和尊重自然环境。由于这些原因，在目前的企业环境中，任何想要通过设计—或者别的什么学科—努力激发实质性的、有意义的改变，希望都很渺茫。出于“正”行和伦理责任（这些方面如今显然被“外化”了），试图“内化”设计和生产中的问题，这将产生财务上的影响，因此会同组织的生存之道相矛盾。[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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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这样的途径：内化成本、发展知识和技能、滋养社会；提供好工作；产出人们乐于制造的产品，可以拥有、欣赏和关心的产品，而不是新型号一亮相就被遗弃的产品。这样的产品必然会比今天人为压低的价格来得贵，而我们明白目前的低价格是资源抑价和将实际成本转嫁给人和地球的结果。然而，为了抵制消费主义带来的毁灭性后果，完全应该拥有数量更少、品质更高、更加经久耐用的产品，它们易于维护、偶尔还可以翻新，特别是那些成为更加平衡的价值体系的物质形式的产品。这种价值体系认同现实意义、社会意义和个人意义的重要性。大力缩减消费是可持续带来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建议，比如少飞一点，吃得聪明一些，随手关开关等（例如，见davidsuzuki.org），尝试减少消费。但如果单个来看，这些用意良好、自愿承担的方案，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朴素，结果有可能是失败、负疚和幻灭。与之相反，缓解当代世界观中的不平衡，加深对培养智慧和内心成长的古老理解的认知，可能会引发更重大而持久的改变。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创造财富和幸福的方式，都培养怜悯和仁义而不是自私，重视存在而不是拥有。这样的方向会认同伦理和社会责任的实质价值观的价值和重要性，以及与终极意义、目的和内心发展问题相关的精神性的价值和重要性。两者都是一种反省生活的要素，因此也是“可持续”一词对个人而言有意义的理解中的基本成分。如果进一步优先考虑这些因素，它们将自然而然地引向这样一种观念和精神特质：不那么专注于“外在的”以消费为需求的追求。[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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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括这些优先考虑事项的四重底线将包含个人意义（一般理解为精神性外加来自关注内心成长而出现的个人伦理价值观）、社会责任和环境关爱。经济问题，一般视为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成为一个必要但次要的因素—一个促进商品和服务交换，交换方式与其他三道底线相符的因素。[433]在这个理解框架当中，经济问题实际上会被归于人类努力中更恰当的位置，而不是像当代企业那样，把经济问题认定为终极目标。因此，四重底线强调更深刻的人类意义，将开始让我们从知识经济迈向智慧经济。这个方向承认获取知识的价值，但会更加强调获得智慧的优先事项和实践，珍视内在自我、反省的生活和精神发展。一个崇尚智慧的系统，一个融合了知识和正确判断（亦即我们应当如何去使用知识）的系统，将通过实现美德而服务于共同利益，也将减轻对自然环境的冲击，因为它必定要开始削弱物质商品在我们对于“好”生活的理解中的地位和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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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传统世界观所蕴含的核心教诲（形形色色地体现在所有伟大的哲学和宗教当中）的贡献理解得越多，越能够提供一种生命的取向和方向感。[434]这些教诲本质上将我们带离那些与不可持续行为密切相关的执着—特别是热衷于技术进步、增长和消费主义。把精神性纳入对于可持续的理解当中，可以开始逆转动力的方向—从外部强加规则、规章和制裁转为内在驱动的、自主的对优先事项的重新定位。这将为我们的设计努力带来一条更为综合的途径，因为它将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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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供物质利益方面，朝着有节制的、对环境更为负责的方向—现代性的主要贡献； 更加关注社会责任和社会公正—后现代性的重要特征； 通过内心成长和个人意义感来定位和导向—传统世界观的主要贡献。 这一更加平衡的途径将对设计带来重要的影响，因为，在设计运作环境中，必须要改变与原料开采、制造、劳动条件、产品处理和经济等相关的实践活动。然而，这样的改变会受到欢迎，因为它会指导我们离开目前自我毁灭式的、本质不可持续的道路，并引领我们朝着一个更为积极、更有希望的方向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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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斯图尔特·沃克系英国兰开斯特大学教授，设计负责人，想象力兰开斯特创意研究实验室联执主任，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名誉教授，英国金斯敦大学可持续设计客座教授。他的研究基于实践，将写作与命题造物相结合，研究成果广为发表，其设计曾在加拿大、意大利和伦敦设计博物馆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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