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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非机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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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不确定性的例子，设计师需要把非机械因素纳入考量范围。基础设施这一术语不单单指机械组成部分，如“‘硬’技术（‘管道、线路’）、‘软’技术（计算机软件、网络、万维网）和社会技术（政府机构、规则、程序）”[10]。它同样包括“操作人以及介于系统内部工作与外部运行环境之间的复杂关系网”[11]。爱德华兹详细说明了这一广义的理解，并在这些标准中又增加了“社会沟通背景知识、普遍接受和依赖、近乎无所不在的可及性”。[12]所有这些因素都特别恰当，因为它们并不拘泥于物：它们囊括了人的和非人的因素，以及两者与物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是不断变化的，也许包括对这些物体的顺应以及自身可能出现的变化。例如，下面要详细讨论的克罗阿西娜项目的设计师，他们要对付他们所设计的厕所和人类废物处理的文化规范对接的方式，他们还要对付厕所的物理基建和废弃物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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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政治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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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设计通过下面几种方式具象化政治权威：作为资源配置的能指、作为资源生产的平台、作为行为的调节器。首先，基础设施设计的政治性在于它所表达的社会价值观，因为基础设施是社会配置资源方式的显性能指。彼得格勒市的列宁勋章的设计，美国艾森豪威尔州际及国防公路系统的设计，都是所在地文化的不同表现，体现了对运输便利性以及核打击生存策略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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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今天的基础设施设计影响到明天的财富生产。当下的资源配置—不仅表现为对基础设施的维护或忽视，而且表现在基础设施的设计上—影响未来资源的开发。基础设施可能为后辈的资源生产提供基础平台。同样地，设计决策也会提出资源均衡分配的问题。在此，我们就需要考虑所谓的“最后一公里”或“数字鸿沟”之类的问题了。“最后一公里”是指连接单个住宅与电信基础设施的成本：因为农村住宅与城市住宅比起来，距离中心枢纽更远，连接的成本就会更高。服务提供商可能会因这种成本的增加根本不去连接。“数字鸿沟”则指在信息沟通技术便利性方面的社会经济不均衡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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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联系前文讨论的属性，基础设施设计同样具有行为调节功能。这一调节功能可能是故意的，像“控制的架构”，就是通过产品和系统设计调节人的行为，有别于通过法律、规则或市场力量调节人的行为。[13]例如，在繁忙街道上设立减速带，就是通过街道本身的设计调控行为，而降低该街道的限速标准或者加强执法则是通过法律来调控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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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基础设施的极端垄断意味着，调节功能也是设计的结果。如同伊里奇所说，极端垄断“因其执行的方法是强制消费标准产品，因而构成一种特殊的社会调控”。类似的观点还有，爱德华兹也转述过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的话，指出，“基础设施像法律一样产生效力。它们既创造了机会也产生了限制；它们推进了一些利益，却以牺牲其他利益为代价。生活在现代社会多重连锁的基础设施中，我们每个人都要清楚自身在这繁复庞大的系统中的位置，我们既享其便利又受其限制。例如，汽车公路基础设施，允许我们以很快的速度移动，但也限制了我们可以涉足的范围；会徒步远行到没有公路的地方的现代人并不多。”[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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囿于路径依赖，基础设施也限制了未来设计变化的可能性。当用户基数超过一定临界数量时，就会出现标准，而这些标准又会对设计师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按标准进行设计。[15]新设计总是希望与已有系统互通，全然不管该系统是一个差劲设计，或是我们对该设计目标解决的问题已经掌握了新的信息。例如，很多产品设计都想当然地认为所需要的动力资源既便宜又丰富，产品使用不会改变其运行环境。于此，这里所讨论的基础设施的属性细划了设计的调节力和设计在建构基础设施极端垄断中的作用，揭示了一些被忽视的基础设施极端垄断对设计师的制约—由来已久的设计决策固化为期待和协议，并且限制新的解决方案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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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部分，笔者会列举一个团队的案例，他们试图通过设计挑战现有下水系统基础设施的极端垄断。他们的工作提供了设计师感兴趣的来自设计实践的具体案例：妥善解决设计与基础设施的界面问题，或者培养设计作为调节力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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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2. DIY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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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阿西娜是笔者称作DIY基础设施的几个新近设计项目之一。DIY需要非专业人士的创造性努力。他们所从事的领域，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一般认为都是待遇优厚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像木工或电工。DIY活动的增加，归功于可以取得数字工具，直接支持DIY，还可以获取社会计算技术，带来DIY信息交换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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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设计历史学家保罗•艾金森（Paul Atkinson）所言，DIY是“自驱自主的业余设计生产活动的更加民主的设计过程，更加贴近所创造产品的最终用户。”[16]当然，要区分专业人士和DIY从业者并不容易，实际上第一次大战后这两者的界限就变得更加模糊了。艾金森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DIY持续增长，成为一项休闲活动。这至少部分归因于所涉及工艺的去技术化，将许多自己动手做简化为自行组装和整理。”[17]若我们查阅一下1935年出版的《造物做事实干家》一书中所列的DIY活动，就会看到“光是缺乏时间就可能使许多人今天不可能从事的活动。制造商与零售连锁一样，已经开发和助推出更为简便的产出方法，这些产出在过去都需要大量投入新材料和零件包”[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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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设施的功能可视性在增强DIY实践的必要性的同时，也改变了其必要性。基础设施维系下的现代生活带来了闲余时间，可以参与DIY实践了。现在人们以保藏蓝莓为乐，而这在过去是为了生存。引用艾金森的话，“全球规模的批量生产经济已经使第一世界的消费者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购买熟食、衣服、家具等生活必需品，要比自己购买原料亲手制作，花费更少——即使掌握相关的制作技能。这样的情况下，难怪现在DIY已不再被看作一种需要，而只有把它看成一种休闲或生活方式选择才有意义。”[19]基础设施的极端垄断改变了DIY实践的意义，使之成为休闲活动而不是必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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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DIY基础设施，要注意到新技术使得DIY活动成为可能，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应用这些技术的DIY从业者已经威胁到了专业生产者的固有利益。个人计算机技术产生之前就有这样的先例，包括20世纪50年代混合油漆罐和油漆滚筒的发明，还有家用电器维修物品。这两个发展变化都被专业人士视为威胁，英国电力开发协会和英国家庭委员会也就其对公众构成的潜在危险提出了申诉。[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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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类似社会计算和其他协作技术等数字媒介提供了更新更有力的数字工具和新的信息共享方式，推动了DIY制作者的参与。[21]昆兹讷陀夫（Kunznetov）和保罗斯（Paulos）认为，“大量涌现的工具使得DIY爱好者可以实时协同评价、头脑风暴、解决工作中的问题。这种易得性与分散性，形成了DIY信息交换的大型社团，也因此吸引了那些对DIY活动有探索欲、有激情及/或致力于DIY的个人。”[22]然而以上这些描述，并不足以理清DIY、创新和工具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没有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等团体的成果，没有阿帕奇（Apache）公司的http服务器的开发者，昆兹讷陀夫和保罗斯提出的许多工具就不会存在。DIY活动不仅仅得益于科技变革，其本身也引发了科技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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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问题（第二辑） 3. 克罗阿西娜：DIY基础设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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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阿西娜是系列工程项目，参与者称之为“P2P废物处理”，旨在促进城市堆肥化，使之成为一套“高效自组织服务”。[23]该项目名称源自下水道保护女神，或者说罗马下水干道守护神。该项目的主要参与者马修•利平科特（Mathew Lippincott）和莫莉•丹尼尔松（Molly Danielsson），试图改变在他们看来因卫生基础设施设计所导致的浪费现象。[24]克罗阿西娜宣扬的设计目标之一就是解决因现有卫生基础设施设计而造成的废水和磷废弃物。利平科特和丹尼尔松基于对稀缺资源和丰富资源的不同理解，致力于重新设计卫生系统。最重要的是，这些资源包括水（他们质疑用水移动废弃物而造成越来越稀缺的重要水资源的污染）和肥料（尤其是磷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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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松和利平科特说，他们的主要动机是让从人类排泄物中回收利用的磷代替从濒临耗尽的磷矿中开采的磷。利平科特如此描述现在的状况，“人类探明可开采磷的能力是公认的，找的也很努力，而且基本上都找到了，基本上都在开采，真的很快、很快、很快就会消失殆尽。它不像石油，不可能在南极北极下面发现更多的磷储备，也不可能从沥青砂中脱磷；他们不可能开采不同小块的这种资源，它的总量是已知的，且在不断减少。在我有生之年，我可能会看到农业系统的资源崩溃，但好在避免这个悲剧的发生还是完全可能的。”[25]他们认为，与基础设施存在的其他问题相比，磷的再利用与基础设施再设计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例如，利平科特就指出，“对于能源基础设施，你可以说我们能发现聚变能量；对于道路基础设施，你可能会说我们可以发现新电源或者新型合成燃料，而且可以继续运转下去。我对这两者持怀疑态度，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然而，就磷而言，他说，“你不可能发现一种新分子把细胞壁结合在一起。不会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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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居民堆肥厕所设计已在进行之中，而且他们觉得居民区改造耗资不菲，利平科特和丹尼尔松进行了其他尝试。他们解释说：“你在试图说服人们耗资改造非常私密难弄的空间，和冲水马桶竞争”。为了找到更加灵活的设计空间，他们想到“没有人喜欢便携式厕所，建筑工人不喜欢上便携式厕所，音乐会爱好者不喜欢上便携式厕所。事实上，根本没人会喜欢运送排泄物”，为此，他们开始设计便携式堆肥马桶，作为用化学制品处理废物的便携式公共厕所的备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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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克罗阿西娜项目的设计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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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0月，笔者有幸目睹了克罗阿西娜项目便携式马桶系统的首次大规模实验（参见图16、图17）。3天内，丹尼尔松、利平科特及他们的学生和志愿者一起应对了所出现的施工和维护问题，并就设计对如厕的人及他们自己进行观察记录。在观察过程及其随后的采访中，克罗阿西娜作为通过设计挑战极端垄断的尝试，显露无遗。这一挑战在克罗阿西娜项目的设计目标中清晰可见。丹尼尔松和利平科特展望了一个以志愿劳力为基础的系统。他们相信，“卫生作为可再生的技术包的一部分，必须结合人的意愿来实现。”他们指出，我们目前的基础设施是建立在非自愿性或强制性任务基础之上的，而且他们想不使用强制手段，获得同样的效果。这种想法正印证了伊凡•伊里奇的观点，极端垄断“存在于主要工具排斥天资的地方。极端垄断是强制性消费，因而制约了个体的自主权”。[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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