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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沃堡内情景，伤员和担架手在急救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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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法国宣传照片。1916年《纽约时报》的原标题为“这名士兵虽然失去了双腿，却仍能靠精巧的假肢很好地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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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1700054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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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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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写作，都离不开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帮助，我对他们的感谢无以言表。我也同样感谢巴黎大学的当代国际文献图书馆和斯图加特的当代历史图书馆提供的无私帮助，前者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面的独特馆藏，而后者的热情协助弥补了“二战”期间某些材料丢失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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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在此向利德尔·哈特上尉表示感谢，他曾在我写作初期给予我指导和鼓励（对任何写第一次世界大战题材的作者来说，他的指导几乎和帝国战争博物馆一样不可或缺）。我还要感谢法国陆军军史馆的德·屈斯-布里萨克将军、德国国防军军事历史研究办公室的莫雷尔中校、法国陆军炮兵学校校长罗贝尔·于雷将军、战争学院的德·拉·吕埃勒上校、巴黎荣军院法国陆军博物馆的馆长亨利·布兰克将军、戈塔德上校、凡尔登杜奥蒙堡埋骨纪念堂的牧师霍曼先生。已故的第9枪骑兵团的狄格尔少校陪我踏勘过凡尔登战场的某些地域，并以他的专业眼光为我讲解。感谢菲立普·波洛克太太阅读手稿，阿瓦雷兹夫人花了很多工夫在索引和录入上。圣乔治-桑德斯夫人整理了参考资料（为了节省篇幅，再版时对初版的参考资料和引用来源作了压缩处理），《钱伯斯百科全书》出版局对1916年空地联络方面的某些资料做了研究并提供了信息，最后还要感谢法国驻伦敦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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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感谢以下人员和机构在本书的照片方面提供的帮助：首先是美国的J. S.卡提尔和安东尼·梅尔达尔，还有斯图加特的世界大战图书馆、万塞讷战争博物馆（巴黎大学）、《杜奥蒙堡战斗中的精神力量》的作者库特·冯·克吕弗尔、《法金汉》（柏林西格蒙德出版社1937年版）的作者冯·文斯科夫斯基、伦敦的泰晤士广播电台赫尔顿图片中心、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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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布罗梅日绘制了本书的地图和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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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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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993年）11月离1918年11月那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停战已经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了，《荣耀的代价》（The Price of Glory）这本书初版也有30年了。这本书奇迹般地还能再版。本书写作于一个（相对）和平繁荣的年代。朝鲜战争在那之前10年已经结束。在这“好得前所未有”的年代里，引领世界的是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和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欧洲，戴高乐（de Gaulle）和阿登纳（Adenauer）在签订新合约之时握手，结束了两国之间冰冷致命的敌对关系。欧洲大战再次发生的想法，似乎属于遥远、黑暗和愚昧的过去。几乎同时，我们几个三十来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长起来的英国作家开始写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我们用后来者颐指气使的高傲指责自己的前辈们太愚蠢，居然让这样的灾难发生，而且还是以这样的方式，近乎偶然地发生。他们真是愚不可及。斯科特·菲茨杰拉德（Scott Fitzgerald）笔下的迪克·迪福（Dick Diver）在凡尔登战役几年以后重访战场的时候说：在我们这个明智的世界里，索姆河战役跟凡尔登战役不可能再次上演。如果战争还会再爆发的话，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已表明，用坦克、飞机和闪电战打仗要比强迫成千上万士兵冲进无人区的泥泞中送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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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我们这代人更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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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超级大国精巧地维持着恐怖平衡，这种“互相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战略后来被简称为MAD，字面意思是“疯狂”（也许其实并没有那么疯狂）。在这种背景下，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却依然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也许我们在自以为是的时候，正选择性地无视了这样一个难以直视的真理，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其实并不是由坦克和飞机打赢的，而是在我们西方人看不见的地方，由东线的好多次凡尔登式的会战打赢的，在斯大林格勒，在列宁格勒城下，那里有数十万苏联和德国士兵在恐怖的消耗战中死去，和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前的状况一模一样。事实是，在两个势均力敌的现代化工业国家之间发生的总体战一定会造成尸横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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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哈瓦那和莫斯科新近解密的档案中了解到，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期间，这个世界比我们当时所了解的，甚至比我们睿智的领袖们所知道的，都要更接近于一场毁灭性核大战的边缘。《荣耀的代价》这本书初版就在那个月出版。如果当时发生了核大战，死亡的人数会让凡尔登战役看起来像是一场儿戏。从那时起，除了中东发生过几场短暂但没有决定意义的战争之外，我们还经历了越南战争没完没了的噩梦，它极大地打击了整整一代美国人的民心士气，还有随之发生的波尔布特在柬埔寨的恐怖统治，那里的屠杀在血腥和邪恶的程度上绝不亚于凡尔登战役。我们见证了伊朗、伊拉克之间的七年消耗战，那种静态战争跟西线战事何其相似。然后，当我们刚刚打赢了冷战，苏联解体，“互相确保摧毁”的恐怖平衡消失，欧洲就又发生了杀人如麻的邪恶战争，而且就发生在那个旧奥匈帝国的同一片巴尔干地区， 1914年在那里发生的事，让全世界一路不可避免地滑落到了凡尔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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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何曾吸取过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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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耀的代价》的写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我是派驻德国的年轻外国记者，就生活在法德世仇最后一丝遗绪的环境之中，当时还能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它的氛围。我所成长的世界当中，几乎一切的邪恶都源于法德世仇，但现在两国关系已经发生了奇迹般的转变，于是我开始想要写一本书（后来发展成三部曲）来追踪过去一个世纪以来两国关系的流变。我第一次踏访凡尔登附近可怕的山岭时，就留下了之后很难完全磨灭的情绪—我被战争故事和复杂的历史后果所吸引，崇拜当时双方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勇气，也被巨大的损失和无法想象的愚蠢所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