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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对作者本人的影响极深，写作的时候泪水一次又一次涌进我的眼眶。这是一本当之无愧的反战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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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上苍，在过去30年中，读者从世界各个角落给我写来信件（很奇怪，从美国寄来的信件最多），信中有去过战场的读者的强烈反应，有老照片，有亲历者或者他们后人的回忆，有时候还有感人的诗句。在初期还会有凡尔登战役的幽灵—那些被人以为早已作古者—的重现，例如尤金·拉德克（Eugen Radtke）中尉，他是打进“牢不可破的”杜奥蒙堡（Fort Douaumont）的第一名德国军官。60年代，他才从东德第一次来巴黎，那也是他在70年的生命中第一次到了比杜奥蒙堡更加靠西的地方（他不久后就病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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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尽管多年以来读者来信汗牛充栋，但能让我在每次再版时修改一行以上的信几乎没有。其中一次修改是因为上了年纪的前中尉克莱贝尔·杜普伊（Kléber Dupuy），他在两次大战中都是英雄，而且很可能是1916年7月12日在苏维尔堡（Fort Souville）上方阻挡住德军最后一次夺取凡尔登的攻势的最后一名法国军官。他在来信中抱怨说，在翻译得有些问题的法文译本中，我说他躲到了苏维尔堡里面。我毫不犹豫地修改了行文。后来我们成了笔友。除此以外，本书出版至今几乎没有修改过。书中的陈述似乎是经得起推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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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凡尔登周围的各个堡垒当中，特鲁瓦永堡（Fort Troyon）已被出售（只卖了区区10万法郎），现在是种蘑菇的农场；而沃堡（Fort Vaux）上那块无名的法国母亲钉上去的哀伤的铭牌— “献给我的儿子，自从你的双眼闭上，我的双眼从未停止哭泣”—现在没有了，被毁掉了。那片曾被种来掩盖死人山焦土的松林（Pine），现在已经被砍掉，重新种上了其他树。可是我感到，只要法兰西民族存在一天，凡尔登的核心就永远还在。在荒郊野外，仍旧隐藏着几乎被遗忘的历史遗迹，就像雪莱在《奥斯曼狄斯》（Ozymandias）里所描写的，虽然破败倒塌，但仍然铭记着我们至今仍然称之为“大战”的那场战争中那所有标志性的愚蠢、自豪以及英雄主义。至今，那些遗迹仍然隔三岔五夺走生命，比如有时候愚蠢的游客鲁莽地到处搜寻战争遗物，或者摸进某个被遗弃的堡垒废墟，结果踩上了一颗仍然能爆炸的炮弹。一车一车的德国人还是不停地来杜奥蒙堡，寻找他们的祖父或者曾祖父当年战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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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写作《荣耀的代价》以来，我去过凡尔登战场至少6次，每次都被这里的壮观和悲凉所折服。1966年庄严肃穆的凡尔登战役五十周年纪念仪式上，我就站在戴高乐将军身旁几英尺的地方。他像根步枪通条一样站得笔直，直到冗长的声光秀演到戴高乐自己在会战中受伤被俘的那天时，才转过身离开。也许，就连这位冷若冰霜的巨人也承受不起这样的痛苦回忆吧。将近20年后，戴高乐的继任者弗朗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总统也专程来到凡尔登，在这片残酷的战场上和德国总理科尔（Kohl）握手言欢，给法德世仇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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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最近一次再访战场时，给一个近卫步兵营做了演讲。虽然凡尔登战役年代久远，但是年轻的军官们很快就被此地的悲剧所感染，现场陷入了一片静默之中。其中一位跟我说：“你注意到没有，这里没有鸟儿。”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是唯一一个古怪地感受到那种极致的荒芜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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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最可怕的一点就是，在最初3个月之后，战役似乎已经不受人类控制，反而控制了交战双方。有一个德国人曾以为会战永远不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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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后一个德国人和最后一个法国人，拄着拐杖跳出战壕，用小刀杀死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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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特的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把凡尔登战役称为“一场爱的战役”。在双方那些朴实的、遭到屠杀的步兵当中，的确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同情，几乎升华为爱。可是在双方的高层之间有太多的仇恨，让这场战役无休无止地继续下去。其实如果是在一个理性的世界中，因为双方都已经筋疲力尽，1916年本来可以是握手言和的合适年份。那位勇敢的老贵族兰斯当（Lansdowne）勋爵曾这样试过，却马上就被时人骂为国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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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代，巴尔干半岛内战正酣，英德之间的宿怨似乎又重新抬头，我们警觉地开始意识到，今天的世界上仍然充斥了如此深的仇恨，令人恐惧。凡尔登战役还会重演吗？冷战中确曾有过这样一些关头，西方如果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做好破釜沉舟、再打一次凡尔登战役的精神准备。正如某些人所认为的，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就是一个这样的历史关头。世人为凡尔登战役写下的墓志铭不知凡几，长久留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法国人让·杜图德（Jean Dutourd）写的那段话，他谴责同胞们1940年在精神上的不作为，宣称：“臣服比战争的代价更大，你必须在凡尔登和达豪之间做一选择。”也许今天依然如此，但对于人类来说，这样的选择太过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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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荣耀的代价，1916 第1章 溃 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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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也许会迟来，但它迟早会以可怕而致命的方式降临。仇恨的种子已被播撒下去，复仇的力量终将诞生，只等有朝一日前来收割复仇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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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德鲁莱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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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第一次马恩河之战后德皇大军兵临巴黎城下，到1918年春季鲁登道夫功败垂成的最后一次攻势之间，三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在这段时间里，德军始终坚守在一条设计严密、几乎坚不可摧的防线后面，严阵以待，而英法联军则一次次徒劳地冲击着这条防线，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伤亡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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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只背离过一次这个让他们占尽便宜的防御战略。1916年2月，德军进攻凡尔登地区，打了法军一个措手不及。1914年入侵法国的德军有7个集团军，1918年鲁登道夫（Ludendorff）指挥63个师进攻黑格（Haig）元帅，相比之下，进攻凡尔登只动用了9个师的兵力，只能算小打小闹。但是这场小打小闹演变成了参战各方公认的那场惨烈战争中最为惨烈的一场战役，或许也是历史上最为惨烈的战役。的确，它不仅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还在10个月的战役期间，让法国陆军近四分之三的兵力卷入其中。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还有其他战役的伤亡超过了凡尔登战役的，凡尔登却赢得了人类历史上每平方英尺死亡人数最多的战场这一令人不寒而栗的头衔。最重要的是，这次战役深刻地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进程。在凡尔登战役之前，德国还有赢得战争的一些希望，这些希望却在凡尔登战役的10个月期间消失殆尽。凡尔登战役之后，法军和德军再也不复战役之前的模样，以凡尔登战役为转折点，英国从法国手中接过了继续进行战争的大部分重担，而且我们不应忽视这场战役在促使美国最终参战上所起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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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后来还成为法兰西民族的一个神圣的传奇，被公认为是坚韧不拔、英雄主义和不怕牺牲精神的同义词，可是也成了现代的“皮洛士的胜利”。“一战”落幕之后很久，这次战役的阴魂仍然久久徘徊在法兰西大地上。在那些带来凡尔登大捷的英雄当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将在一代人的时间之后，永远和另一场令人惊骇的悲剧相联系。直到今天，凡尔登战役为法兰西国家与民族打上的深深烙印仍然不可磨灭。阿尔及利亚的某处墙面上曾被刷过这样一句标语“戴高乐无法通过”，那也许并不仅仅是对凡尔登战役中著名的战斗口号“他们无法通过”的简单模仿和改版，事实上，两者之间有着更深的精神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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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夜色温柔》（Tender is the Night）里，迪克·迪福断言：“西线的战事绝不可能重来一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证明他说的不错：“二战”当中和凡尔登战役最接近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它常被人称为“苏联的凡尔登战役”。如果想要解释为什么“西线的战事”在1940年没有重现，想要解释为什么德军坦克能轻易地绕过马奇诺防线，还有为什么会有马奇诺防线，我们就需要从1916年的凡尔登战役中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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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如果想知道为什么德军会在1916年被阻挡在凡尔登城下，为什么他们想要进攻号称欧洲最强的堡垒，还有法国人为什么能以如此难以置信的顽强精神抵挡住德军的进攻，我们就需要回溯到更早的一场战争，那就是命运攸关的1870年普法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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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0年夏天，法国对普鲁士宣战，6个星期后，法兰西的最后一位皇帝正走在通往德意志战俘营的路上，他的脸涨得通红，忍受着一颗很大的肾结石带来的剧痛。又过了4个半月，在凡尔赛宫镌刻着“光荣属于法兰西”铭文的大厅里，那描绘法军对德国人追亡逐北的天顶画之下，普鲁士国王登基成为德意志皇帝。普鲁士征服者在最终签署和平协定时，坚持主张要在条约里明确规定在巴黎举行胜利游行。后来只是由于法国民众群起抗议，法国才避免了德国枪骑兵骑马从凯旋门下列队通过这样的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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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曾把这种国运翻覆、命运无常的现象称为“突转”（peripeteia），翻遍史册也鲜见比法国战败后的遭遇更为戏剧化的事例了。何曾有一个充满了无尽骄傲和自豪感、物质极为丰富的伟大民族（应该说是当世最伟大的国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遭受过更大的羞辱？何曾有一个拥有强大尚武传统的军事强国遭受过更耻辱的失败？1870年7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Charles-Louis-Napoléon Bonaparte）的军队踌躇满志地出征，被自信地命名为“莱茵军团”（The Army of the Rhine），配备了大量德意志地图，却没有法国地图。可是两次无足轻重的败仗打下来之后，法军止不住地一溃千里。败退路上的老妪都在讥笑那些失魂落魄、衣衫褴褛的士兵。担任普军警戒侦察的乌兰枪骑兵们紧追不舍，就像群狼猎杀掉队的羊羔，又像围猎中的猎犬把惊恐的羊群驱赶向普军的大炮。结果，巴赞（Bazaine）元帅指挥下的一半法军被驱赶进梅斯（Metz），他们被围两个月无所作为，之后便投降了。另一半法军由麦克马洪（MacMahon）元帅指挥，皇帝御驾也在军中，这支部队被赶进色当（Sedan）的陷阱之中，就在默兹河下游方向离凡尔登只有40英里的地方。杜克罗特（Ducrot）将军后来评论说：“我们身陷绝境，走投无路！” 1870年后的法国陆军恐怕都对这种苦涩的耻辱感同身受。法军将士是亨利四世、孔代亲王、杜伦尼、萨克斯乃至拿破仑·波拿巴等历代名将的传人，他们自命是欧洲首屈一指的武士，现在自己的声名却沾染上了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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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拿破仑·波拿巴违时背运地发起了这场战争，结果不但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未来，而且改变了战争本身的性质。这次战争运用普遍兵役制组成大军，进行了无情的围城战，用远程大炮不加区别地将围城以内的平民炸成碎片，这一切都增加了现代战争的残酷性，而几个世纪以来，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曾是一种相当绅士的游戏。普鲁士的和平条件极为严苛，要求法国割让最富庶的两个省区，战争赔款数量之巨前所未有—这是为了让战败国为战争付出10倍于胜利者的代价—这些条件毒化了欧洲国际关系的氛围。这次屈辱的经历让法国陆军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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