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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因为组织不善还是物质上的匮乏，也许两者兼有吧，法军这边的情况总是比德军更糟糕一点。来访的英国人总是被法国人一贯的不讲卫生的态度震惊到，可法国人自己也许是因为和平时期就虱子多了不咬，自己倒是见怪不怪。堑壕里的生活再糟糕，也不妨碍高卢人的幽默感，他们对虱子的繁殖速度之快颇感惊奇，说一只虱子早晨刚生出来，到晚上就是子孙满堂的老奶奶了。法军接管灌满水的堑壕的时候，最受人欢迎的笑话是说：“只要德国潜艇不在里面向我们发射鱼雷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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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只要配发的皮纳德（pinard，法军中配发的劣质红酒）和食物能供应得上，以上一切困苦倒也不算什么。吃喝对法国兵来说，比对其他一切国家的士兵都更重要。可军粮供应体系经常被打乱，很可能是因为法国人后勤管理方面的效率低得可怕。1915年12月，法军总部宣传处派发过一份报告，吹嘘“我们的战士总是能每天吃到两顿正餐”，所以法军的粮食供应比德军好得多，结果收到了20多万封来自前线的抗议信。按照标准，法军每个连应该配备一个野战厨房，其中包括一口灶和两口大锅，可是30万份送到前线的装备当中，能用的只有一半。有些黑心商人肯定是在政府订单当中趁火打劫，中饱私囊了。而法军能运到前线的粮食，也只有单调乏味的罐头牛肉，既油腻还老得咬不动，还有盐没放够的咸鱼，跟嚼起来像橡皮一样的奶酪意面，而且所有这些食品都掺杂了大量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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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在后方，法军士兵的生活也远非田园牧歌。士兵在向前线开进的时候，还没有用上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军队见惯的“连级运输车辆”，他得靠双脚走上前线，身上的负重让他看起来像个背着氧气瓶的深海潜水员：其中包括用防潮布卷起来的两床毯子、一双备用靴子、一身羊皮大衣或者棉大衣、一把铁锹或者重型铁丝钳子、一个干粮袋跟饭盆、一只装满2升皮纳德的大水壶、4天的干粮、200发子弹、6枚手榴弹、1个防毒面具，还有个人物品，所有这些都要挤进3只巨大的背囊中。每个法军士兵的平均负重超过85磅。所以如果在去前线的路上有累坏的士兵在泥泞中滑倒的话，他想要站起来“比一只翻过来的甲虫还难”。在后方宿营时，法国军官和士官占用了所有能用的屋舍，士兵只能自己找地方，常常只能自掏腰包向乘机漫天要价的农民租个铺位睡觉，而他们每天的津贴只有可怜的5个苏。就算在永久性“后方休整区”，法军也严重缺乏厕所、淋浴、厨房设备。床铺也不够，很多士兵常常被迫轮流睡觉，直到1917年贝当在法军实施改革，情况才有所改善。英军一直信奉一名军官的首要职责是照顾手下士兵的福利，这个信条在法军当中根本没人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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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期间的法军是列强当中唯一的共和国军队，照理说应该比其他国家军队拥有更加民主的官兵关系，可奇怪的是，军官士官跟普通士兵之间的鸿沟其实比英军甚至德军更大。从法国的铁路车站里的牌子上就能找到这种隔阂的微妙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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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官的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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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官的隔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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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的茅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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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后的头两年中，法军军官团的损失惨重（占正规军官的一半以上），这个缺额很大程度上由从前的中士和军士长们补上来，没有人比这批新军官对官兵之间的阶级差别更加在意。1916年法军官兵之间的鸿沟可能比从前还大。官兵之间在作战之外几乎没有交流，法军的军官在一次成功的进攻战役之后就离队了，把本应撤下来休整的士兵留在被摧毁的敌人阵地上好几个日夜，盟军的观察员常常对这种现象震惊不已。不仅高级军官有这种阶级意识。这让人想起克里米亚战争中，英国的卡迪根（Cardigan）伯爵在带领士兵打完著名的伤亡惨重的轻骑兵冲锋以后，根本不问部下伤亡情况，径直骑马回到自己游艇上的事例，这样的类比有点极端，可并不算离谱。法军军官的做派让人觉得，一打完仗，他对于所指挥部队的责任也就随之结束了。可是军官们在战斗以外跟士兵的隔阂，却在很大程度上能由他们在战斗中大无畏的勇敢精神和以身作则的行为来弥补。法军铁的军纪也提高了军官们的威望，这种军纪之威严，就连普鲁士军官们都觉得接近于野蛮。1914年9月，法军建立过很多特别战地军事法庭来审判失职的官兵，那些被判定有罪的军人，通常的惩罚都是在24小时内枪决且不许上诉。那些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说，只不过算是情节轻微的军官在当时都会被判处死刑，而那些程度更轻的人将被送到惩戒连去，在下次战斗中执行特别危险的任务。如果一个步兵团打了败仗，团长常常诉诸“什一抽杀令”（decimation）这种野蛮而不公正的手段进行惩罚，就是从每个连按照多多少少随机的方式抽取士兵，在象征性的潦草审判之后当场枪决。后来在1917年，法国军官们以身作则的个人勇气都弥补不了领导能力的缺乏给士气带来的严重打击了，这时就连这种铁一样的纪律都无法维系军队的凝聚力。不过在1916年初那个时候，法军的士气和纪律还算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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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士兵就算是在暂时离队探亲的时候，还是会遭受上峰长官漫不经心的虐待。开战一年后，法军才在部队里实行常规的休假政策，而且好不容易得来的假期还要在路上浪费好多个宝贵的小时，甚至好几天，士兵需要在窗户破损的拥挤列车上浪费宝贵的假期。当士兵在火车站台上苦苦等车时，英军有基督教青年会等福利机构照顾他们，提供食宿，法军没有。食物也很少能买到，而且就算有地方买，法国兵兜里也没钱。有时候，法军在签发和检查休假通行证时表现出来的官僚主义让人难以置信，结果士兵根本没有时间回家，只能把宝贵的休假时间浪费在某个陌生而昂贵的大城市里。不过这时至少有一些士兵能在“教母”的怀里得到一些补偿。这些所谓的“战时教母”最初是政府招募的一批妇女，她们认领不认识的士兵，给他们送去慰问品，后来成了政府的宣传工具。有时候，士兵会因为担心遭到他们教母的蔑视而在前线奋勇作战，这甚至比军官的督战更管用。大多数时候，所谓“教母”只是一个从未谋面的女人，常常写信来鼓舞士兵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但也有少数幸运儿能在偶尔的休假期间找到他们的“教母”上床。（这个令人羡慕的系统也有适得其反的时候，有一个中士居然认了44个“教母”，结果发现自己的假期永远不够长，不能让他那些“教母”个个在床上心满意足，所以他开了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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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那批新兵蛋子逐渐开始学习和认知战争的时候，最具有教育意义的莫过于看到工业革命的最新成果—那些新武器—能对人体造成多么可怕的伤害。受伤已经够糟糕了，不过被子弹打穿起码还算是个干净的伤口。如果你挨了步枪或者机关枪的枪子儿，要么当场一命呜呼，要是侥幸不死，你后来很可能囫囵个儿地活下来。但枪弹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少数，这点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同，“一战”中绝大部分伤亡是炮火造成的。而且“一战”的炮火跟“二战”还不同，到“二战”时，随着文明的进步，冶金铸造技术也更先进了，每发炮弹和炸弹爆炸形成的弹片更细小，每次爆炸的杀伤范围更大，但弹片所形成的创面没那么可怕。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炮弹爆炸形成的弹片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要大很多，有的弹片两个人都抬不起来，而这种弹片到处飞溅，你可以想象会对脆弱的血肉之躯造成什么样的可怕创伤。法国作家巴比塞（Barbusse）写的《火线下》（Le Feu）可能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好的小说，书里面描写的炮弹创伤，可绝不是恐怖二字所能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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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枚普通的炮弹就能把人体挤扁，一削两半，从头到脚中分开，或者炸成碎片，把内脏整个翻出来，喷洒得到处都是，甚至把头颅塞进胸腔里去，就像一柄大锤当头砸下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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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肉之躯经过如此挤压变形之后，有些人竟还能不死，足以让人莫名惊怖，杜哈梅尔（Duhamel）医生曾经描述过送进他的伤员收容站的那些已经变形却还活着的躯体：“他们让我联想到动弹不得的废船，每个缝隙都在进水。”他后来因关于战争经历的写作而当选法兰西学术院的成员。此外还有恐怖的毒气，每个遭受过毒气残害的幸存者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就是在湿冷的冬天里被窒息、肺里被烧灼的恐怖感，还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官兵们不需要承受这种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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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残规模如此之大，相应的医疗服务却非常匮乏。这方面跟前面讲述的很多方面一样，法国在开战时相较英德两国做得尤其不好，而且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没有什么改善。1914年开战时，法军的医疗系统是为速战速决做准备的，对持久战毫无准备，法军的军医受格朗梅松进攻学派的影响，脑子里对战争的预期是进攻战且大多数要处理的是枪伤，以为会遭遇“干净的战争”，这种错误估计很可能葬送了相当于一个军的本来可以救治的伤员，很多伤口都因为炮弹爆炸带来的尘土和碎片感染而无法救治，可怕的气性坏疽感染成为伤员致死的最重要原因。“二战”期间，气性坏疽病几乎闻所未闻，这种感染一旦发生，只有及时且娴熟的手术可以治疗，而在“一战”中这些是不可能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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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名重伤员经受住两名担架手粗暴的拖曳还没死的话，在伤员收容站里，过度疲惫的卫生员能给予他的也只有最简单的处理，然后他要坐着拥有实心轮子和极硬弹簧的救护车长途颠簸去往后方医院，在那里，他生存的希望还是很低。战争爆发时，克莱蒙梭的《自由人报》（L’Homme Libre）刊登过尖刻的批评文章，描述了运送伤员回后方医院的那些原本用来运牲口的铁路车厢里肮脏的卫生条件，后送的伤员里很多人都感染了破伤风。虽然报上的文章很快被新闻检察官毙掉了，但法军的卫生条件没有随着战争的发展而有所好转。伤员的死亡率在后方医院仍然居高不下。手术和造成伤口的那些弹片一样简陋而原始。医生们劳累过度，工作条件又极为艰苦，必须立即把伤员分成三类：一类伤员无论如何都要死，没有医治的价值；二类伤员可以幸存，但再也上不了战场；三类伤员在伤好以后可以重返前线。医生对第三类伤员最为尽心尽力，这叫作“保存有效性”。第二类只有在时间许可的情况下才会被马马虎虎地处理一下。结果是骇人听闻的，杜哈梅尔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身上有个洞，那就拿块抹布堵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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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后来大战伤亡数字统计出来以后，在三个西方列强当中，法国的伤员死亡率居首，除了89.5万名阵亡者之外，另有42万伤病员最终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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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人类行为的社会学家一定会为当时各国各民族的战士们的忍耐力而惊叹不已，他们不得不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忍受伤害和荼毒，甚至屈辱，还有领袖们的无能以及堑壕里非人的生活条件。后世的人们在看到凡尔登战役的参战士兵丧失勇气的时候也应该认识到，在那样的条件下还能保持勇气，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甚至，这种“丧失勇气”的现象居然没有大面积爆发，这不能不让人惊叹不已。我们这些20世纪中期的后人们，能不能忍受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们所忍受的四分之一的困苦？当然在那时的战士们当中，有很多人是习惯了对恶劣的生存条件逆来顺受的农民（直到今天，法国乡野中还有很多空荡荡的村庄茕茕孑立，见证着当年战争中所遭受的可怕创伤），这也许可以部分解释当时士兵惊人的忍耐力。战争爆发时各阶层的人民，都是从维多利亚时代的和平岁月中走过来的，无论在英伦还是欧陆，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笔下“各阶级之间确定而明晰的关系”早已形成。他们从小就被教育要接受现状。他们笃信大人先生们的智慧，接受“上等人”与生俱来的优越，而不去挑战权威，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永远地打碎了这份笃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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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人们仍然接受命运的安排。1914年，那些向世界问出“为什么”的那批人不是死了就是在命运面前屈服了。如果有一个人曾痛苦地拷问过自己，在这样的生存条件下，生命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10个甚至更多的人早已无助且麻木地默然接受了残酷的现状。这些1916年的士兵们，在他们沉默的逆来顺受中，有一股倔强的愤世嫉俗，他们怀着这股倔强来接受现实。他们早就放弃了为诸如阿尔萨斯、比利时、祖国或者统治海洋之类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战。他们仅仅是因为别无选择的习惯而战斗，为生存而战。18个月的堑壕岁月早已磨灭了1914年那种理想主义的锐气。可在当时，前线的士兵们似乎还能无限期地忍耐下去。无论法军还是德军，都早已把体力和意志变得刚硬，能够对战争的一切苦难无动于衷。当时在白雪覆盖的战壕里，几乎没有出现过肺炎的病例，更没有用军事法庭来维持军纪的必要。凡尔登之战中的敌对双方代表了整个大战期间最巅峰的战斗力，士兵们就像淬火时间刚刚好的钢材，既坚硬又韧性十足，但还没有过刚易折，他们早已不是1914年充满热情的毛头小伙，但也还没变成1917—1918年间厌战的老兵油子。凡尔登就像分水岭，过了这个坎，双方都将不复往日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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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场上，双方的神经在一周的警戒和等待之后，都呈现出了将要绷断的迹象。情绪容易波动的法国人开始把敌军恼人的按兵不动看成故意折磨对手的神经战。2月17日，俄国大胜奥斯曼军队的消息传来，小小地振奋了一下法军的士气。可是埃尔斯伦距离太过遥远，法国人也早已学会对那些所谓的“决定性大捷”打上一个审慎的问号。坏天气还在持续。19号终于出太阳了，泥泞也慢慢开始被晒干。霞飞最后一次视察凡尔登，嘉奖了埃尔的备战工作。那天晚上开始霜冻。20号的天气晴朗，给人一种春天的感觉。每个人都知道“就快要开始了”。有人听到总司令部作战处长勒努瓦尔（Renouard）上校兴高采烈地说：“敌人将要捅怎样大的一个马蜂窝呀！”德里昂在考雷森林里给妻子写的最后一封信语气更为现实：“时间快要到了……我觉得很平静……在我们森林里，敌人只需几分钟就能占领第一道堑壕……我可怜的两个营，直到今天还幸免于难！”他给朋友写信说：“至于我， 我总有好运相伴，等过了这段最艰难的时光，我希望还能再给你写信。”法军炮兵在下午4点第一次开火，炮击一个小时，为紧张的前线部队鼓舞士气。埃尔将军给部队下达了战前最后一道动员令，说的是“一战”期间几乎所有法军指挥官一贯的陈词滥调：“不惜一切代价防守，宁可粉身碎骨也绝不后退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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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在凡尔登后方30英里之外的雷维尼（Revigny），一个警觉的75毫米野战炮组向一艘前来轰炸交通设施的齐柏林飞艇开火，居然击落了目标，这一战果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一轮清冷的明月照亮了平静的大地。在考雷森林里，站岗的猎兵们也受到了这种氛围的感染，他们漫不经心地把手插在口袋里，扫视着面前谜一般的森林黑影，不禁开始猜想明天出现在面前的将会是怎样一幅场景。在他们身后的暗影里，法军辎重队正在往前沿最后一次运输给养，伴随着一两声踏断松枝的脆响和故意压低声音的谈话。除此以外，森林中万籁俱寂。离这些彻夜无眠的猎兵们很远的地方，隐隐传来持续的火车轰鸣声，那是德军的军列正向斯潘库尔森林里运送弹药。近处，月光普照大地，掩盖了一切战争留下的污迹，让两军之间的无人地带也变得美丽起来，就在这片无人区的上空，悠悠飘来德军士兵的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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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德军在1916年的一个军通常只由2个师组成，每个师2个旅，每个旅2个团，每个团2到3个营，每个营大约有1000名官兵。法军编制亦与此类似，不过有的军下辖3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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