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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个月的战斗，超过20次险死还生，（雷蒙·朱贝尔承认说）我从没见过想象中的战争场景。不，这里没有宏伟的悲剧战场画面，没有横扫一切的笔触和鲜明的色彩。这里，死亡不只是一笔一画，实际上发生的只有那些令人痛苦的小场景，在无人知道的角落，你根本就分不清什么是血肉，什么是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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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尔登战场上，有三类人最无愧于英雄的称号—传令兵、运送食品的军工还有担架手。有一名驻苏维尔堡的主管全师传令兵的正规军中尉曾说：“那些在危险环伺之下形单影只的人们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才是真正的勇气。”电话线往往一铺设起来就会被炮火打断，所以传令兵成了凡尔登战场上唯一的通信手段，各级指挥部里最常听到的命令就是“派两名传令兵过来”。步兵们躲在相对安全的掩蔽部里，沉默而敬佩地看着传令兵戴着蓝色军帽跳出战壕，穿行于到处爆炸的炮弹之中。这个工作简直就是自杀，传令兵们的尸体排满了前线的各条小道，在死人山上，有一个团在3个小时之内就损失了21名传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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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前线运送食品的军工可能比传令兵更需要勇气，法国军中把那些军工叫作“厨师”（cuistot）、“给养兵”（ravitailleur）或者“送汤的”（homme-soupe），他们只能在夜间单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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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在危险里，一个人会因为孤独而感到特别恐惧。在众人的注视之下更容易激发出勇气（朱贝尔注意到）。而一人独处，除了自己以外没有什么可想的……无可选择，只能在没有众人称许的情况下孤独地死去！灵魂很快不再能控制自己，而肉体也会禁不住地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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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德军的炮击，运输车到了“圣路”尽头绰号“止血带”（Le Tourniquet）的一条交叉路后就过不去了。马匹不能像人一样在听到空中炮弹飞来的声音后紧急躲避，因此损失高得吓人。在这种情况下，前线所有的食品供应都要靠人工背上去。每个连有3到4名这样的“厨师”，一般都从上了年纪、枪打得不好、平日表现不好的士兵里挑选。大战期间，《法国画报》（L’Illustration）发表过一幅最震动人心的照片，描绘的就是一名愁苦的军工趴在凡尔登前线的地上，腰带上系着好多装着红酒的水壶，正在匍匐前进。他们每个人都要背12只很重的水壶，还把面包用线绳串在一起，然后像子弹带一样挂20条在身上。他们每天夜里常常要往返12英里，背着这么沉重的东西，他们有时候连爬都爬不动，更不用说在泥泞中走路了。他们总算到了目的地，疲劳得瘫倒在地，却遭到又饿又渴的战友的责骂，因为装有宝贵红酒的水壶被弹片打漏了，面包也沾满了灰尘泥土。更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他们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德军有固定的值班火炮每隔两三分钟就向几条众所周知的运输小道打几炮，长期炮击固定目标的练习使这些冷炮打得异常精准。穿越炮火封锁区就像在玩“谁是最后一个”的游戏：他们告诉你，自从上个军工在这里穿越封锁区时被打死，已经有40名军工安全过去了，那你就在那里等着敌军的炮弹爆炸，然后再狂乱地蹒跚跑过开阔地，因为你心里知道如果自己成了第41名出发的军工，杀死你的那颗炮弹可能已经在半空中呼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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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军工有着无畏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精神，但凡尔登战场的日常还是不乏饥渴，这让战争变得更加难以忍受。我们在死人山阵地上见过的坎帕纳少尉回忆起3月的一天夜里，他从前沿派回去8个运送粮食的军工，第二天早晨，5个人回来了，没有带回一点粮食。第二天夜里，他又派出8个军工，没有一个人回来。第三天夜里，他从各连派出了快100人运粮，却被猛烈的炮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三天没有吃的，他手下的士兵饿得在阵地附近的尸体上翻东西吃，很多尸体已经腐烂好几个星期了。这种情况绝非罕见，尤其当冬天的严寒让位于夏季的酷暑后，就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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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有个人正在一个漂浮着绿色脏东西的泥潭边贪婪地喝水。就在水坑里，有一个死人趴着，早已肿胀不堪，他黝黑的面庞朝下，好像肚子里灌了好几天的水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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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架手的工作比前两个工种都更艰难。法军担架手通常都从团里的军乐队乐手当中招募，直到军乐队死完为止。法军在其他战线一般都用两轮手推车作为运送伤员的主要工具，它在凡尔登坑坑洼洼的战场地形上却完全不适用。平常用来靠嗅觉找到伤员的军犬在不断的炮轰之下会疯掉。在后送伤员的时候，这些担架兵/军乐手跟传令兵或者军工不同，他们不能一听到炮弹的呼啸声就卧倒。这样的要求根本就超出了人类天性和肉体能够忍受的极限。没有多少士兵响应军方招募担架手的呼吁，凡尔登前线的部队意识到，他们如果在战场上受伤，那么被后送或者得到治疗的机会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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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部队意识到受伤之后5个小时以内都得不到治疗的话，他们就会士气低落，即便是身经百战的英国近卫军也不例外。在多数“二战”西线战场上，士兵们在受伤后1到2小时之内就能得到治疗。外科医生和护士组成的小分队部署在非常靠近前线的地方，携带大量血浆、镇痛药和消炎药，保证重伤员不需要经过颠簸的道路后送，就能就地得到紧急处理。真正严重的伤员还可以直接被空运到后方几百英里外的基地医院。而在凡尔登战场上，一名伤员就算被担架兵后送了，也极少能在24小时之内得到治疗。在7月的激战当中，伤员们滞留在肮脏、阴暗、到处是粪便的苏维尔堡地下室里，要等6天以上的时间才能被后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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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军的军事医疗服务一向都组织得很差，整个战争期间都供不应求，在凡尔登战场上，这套系统甚至好几次都濒临完全崩溃的边缘。外科医生永远不够，救护车也永远不够，当然，盘尼西林之类“灵丹妙药”也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法军常常连截肢手术所需的哥罗芳麻醉剂都没有。伤员即使在被送进伤员收容站后，苦难也远远没有结束。乔治·杜哈梅尔是凡尔登战场上的一名医生，后来成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他在《殉道者传》（La Vie des Martyrs）一书中生动地描写了一所这样的简易收容站中的混乱场景。他在战役初期来到凡尔登，绝望地注意到“这儿的活够干一个月”。收容站中人满为患，许多重伤员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天。他们含着眼泪乞求被后送，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被贴上“无法运送”的标签。被摆放在收容站外寒夜里的不只有那些明显伤重不治的人，还有些人是因为伤势太过复杂以至于忙乱的医生无暇细查，甚至有些人仅仅是因为看起来治好了也无法再上战场。不久，德军的炮弹就在这群伤员中炸开了，不过这倒减少了医生的工作量。在收容站里面，医生竭尽所能地把巨大弹片造成的可怕伤口缝合上，周围的垃圾桶里装满了截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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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一名衣着整洁的将军前来视察杜哈梅尔和他的医疗队，告诉他们应该在阴沉的收容站周围摆放几盆鲜花。杜哈梅尔注意到，将军走的时候，有人在这位高级军官座车车身的灰尘上写了一个词—“笨牛”（Va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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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伤员收容站，经过简单治疗却无法后送的伤员越积越多，这是因为“圣路”运输线的运力太紧张，能腾出来用作救护车的车辆太少。英国红十字会和美国志愿者先后来到前线（英国诗人劳伦斯·宾扬就在医疗服务队里）。救护人员24小时不停地运送伤员，甚至不能戴上防毒面具，因为防毒面具会起雾，影响开车，可是救护车运不走的伤员还是越来越多。与此同时，在过度拥挤的后方医院里，有幸能够挺到那里的伤员们仍然像苍蝇一样大批死去，他们的床位马上就被新来的伤员占满。美国拉法叶中队（Lafayette Squadron）的重伤员克莱德·巴尔斯利（Clyde Balsley）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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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凡尔登，我被迫截肢，医学的奇迹让我感觉在美国医院里度过的一年半比在法国凡尔登医院里的6个星期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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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医院中的伤员最怕时不时举行的授勋仪式，因为众所周知，法军有着授予重伤将死的士兵以 “作战十字勋章”的传统。那些“专门”的来访者也无法给他们带来多少安慰，比如杜哈梅尔描述过，漂亮的“绿衣女士”爱国团体在鼓励“英雄的伤员们”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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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勇的战斗热情！前方尽管充满了痛苦，但刺刀在太阳照耀下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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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医院的设备永远不足，而在凡尔登地区，医院的周围环境更是被上千具腐烂的尸体所污染，这种有毒的环境让医院条件更加糟糕。德国人在医学上更加先进，但即使他们也注意到，小伤经常会变得致命。气疽病的特效药在大战结束前几周才被发明出来，感染这种病而死的伤员越来越多。法军某个团4月份在默兹河右岸的战斗中有32名军官负伤，其中至少19个人后来死去，大多数都是因为气疽病。为了减少头部负伤导致的感染，霞飞下令法军禁止蓄须，大兵们对这条禁令怨声载道，可是伤员还是不停死去。战后估计，法国在2月21日到6月底之间有2.3万名在凡尔登战场负伤的伤员死在医院里。至于多少人在送到医院之前就死了，没有人确切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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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的恐怖对人身体造成的创伤大抵如此，那么其在精神方面的影响呢？有一名年轻德国学生的感触非常典型，他笃信宗教，为战争是否具有道义性而苦恼不已。他在6月1日阵亡于凡尔登，死前不久在家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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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打仗，最可怕的战役，而在这无尽的苦痛之中，我们才意识到上帝离自己有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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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场战争中，那些早已忘记如何祈祷或从未祈祷过的人们都开始热切地祷告。那位耶稣会神父迪布吕勒中士对TNT炸药洞穿上帝创造的人类肉体的可怕情景最为深恶痛绝。会战初期某次可怕的炮击之后，迪布吕勒看到人的内脏挂在树枝上来回摇荡，还有“一具无头也没有四肢的躯干，被打得嵌进一棵树的树干里，拍扁了，开膛破肚”。他回忆起：“我使劲地乞求上帝结束这一切丑恶。我从没有如此尽心地祈祷过。”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类似的祈祷没有任何回应，士兵们信中流露出越来越多的幻灭。后来在索姆河战场，即便迪布吕勒也开始流露出对天主教信条的离经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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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延残喘于如此恐怖的环境之下，我们早已绝望，我们乞求上帝不要让我们被杀，而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死去，因为从被杀到死去的过程实在太痛苦。我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彻底结束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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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迪布吕勒的这条祈祷在第二年被上帝应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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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名叫马克·博阿松（Marc Boasson）的法军中士，他本是一名犹太教徒，后来改宗天主教，阵亡于1918年，他注意到“在凡尔登，残酷的环境让人的灵魂堕落、不得解脱乃至瓦解”。虽然有些人会想到上帝，但更多的人会同意博阿松的论断，前者与后者的比例至多是1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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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堕落表现为行为的残忍。21岁的德维尔（Derville）中尉（阵亡于1918年的埃纳战役）早在凡尔登战役爆发前就曾预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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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变得和第一帝国时代的战士同样野蛮和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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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袍泽战友躺着那里死去而无法施以援手，这种行为的确并不高尚。某师的一名牧师阿贝·泰利耶·德·蓬什维尔（Abbé Thellier de Poncheville）回忆说，曾看到一匹马在一个巨大而泥泞的弹坑中挣扎，身上还套着挽具。“它在那儿已经两天了，越陷越深”，可是路过的部队只顾着自己的苦痛，对那头可怜的牲畜根本视而不见。事实上，每天的恐怖场景已经让他们的感官麻木了。杜哈梅尔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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