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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医院的设备永远不足，而在凡尔登地区，医院的周围环境更是被上千具腐烂的尸体所污染，这种有毒的环境让医院条件更加糟糕。德国人在医学上更加先进，但即使他们也注意到，小伤经常会变得致命。气疽病的特效药在大战结束前几周才被发明出来，感染这种病而死的伤员越来越多。法军某个团4月份在默兹河右岸的战斗中有32名军官负伤，其中至少19个人后来死去，大多数都是因为气疽病。为了减少头部负伤导致的感染，霞飞下令法军禁止蓄须，大兵们对这条禁令怨声载道，可是伤员还是不停死去。战后估计，法国在2月21日到6月底之间有2.3万名在凡尔登战场负伤的伤员死在医院里。至于多少人在送到医院之前就死了，没有人确切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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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的恐怖对人身体造成的创伤大抵如此，那么其在精神方面的影响呢？有一名年轻德国学生的感触非常典型，他笃信宗教，为战争是否具有道义性而苦恼不已。他在6月1日阵亡于凡尔登，死前不久在家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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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打仗，最可怕的战役，而在这无尽的苦痛之中，我们才意识到上帝离自己有多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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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场战争中，那些早已忘记如何祈祷或从未祈祷过的人们都开始热切地祷告。那位耶稣会神父迪布吕勒中士对TNT炸药洞穿上帝创造的人类肉体的可怕情景最为深恶痛绝。会战初期某次可怕的炮击之后，迪布吕勒看到人的内脏挂在树枝上来回摇荡，还有“一具无头也没有四肢的躯干，被打得嵌进一棵树的树干里，拍扁了，开膛破肚”。他回忆起：“我使劲地乞求上帝结束这一切丑恶。我从没有如此尽心地祈祷过。”但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类似的祈祷没有任何回应，士兵们信中流露出越来越多的幻灭。后来在索姆河战场，即便迪布吕勒也开始流露出对天主教信条的离经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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苟延残喘于如此恐怖的环境之下，我们早已绝望，我们乞求上帝不要让我们被杀，而是让我们一下子就死去，因为从被杀到死去的过程实在太痛苦。我们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彻底结束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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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迪布吕勒的这条祈祷在第二年被上帝应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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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名叫马克·博阿松（Marc Boasson）的法军中士，他本是一名犹太教徒，后来改宗天主教，阵亡于1918年，他注意到“在凡尔登，残酷的环境让人的灵魂堕落、不得解脱乃至瓦解”。虽然有些人会想到上帝，但更多的人会同意博阿松的论断，前者与后者的比例至多是1比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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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堕落表现为行为的残忍。21岁的德维尔（Derville）中尉（阵亡于1918年的埃纳战役）早在凡尔登战役爆发前就曾预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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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很快就会变得和第一帝国时代的战士同样野蛮和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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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袍泽战友躺着那里死去而无法施以援手，这种行为的确并不高尚。某师的一名牧师阿贝·泰利耶·德·蓬什维尔（Abbé Thellier de Poncheville）回忆说，曾看到一匹马在一个巨大而泥泞的弹坑中挣扎，身上还套着挽具。“它在那儿已经两天了，越陷越深”，可是路过的部队只顾着自己的苦痛，对那头可怜的牲畜根本视而不见。事实上，每天的恐怖场景已经让他们的感官麻木了。杜哈梅尔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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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前，死亡还像一个残酷的陌生人，一个轻轻走上你前门台阶的访客……今天它成了家里的一条疯狗……这条疯狗会在死尸身边吃喝，在将死者身旁酣睡，在死人堆里大笑，甚至歌唱……死亡的降临有时候让生命更显珍贵，而更多的时候，在灾难中，人们反而变得麻木不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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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凡尔登战场待上一段时间并习惯了以后，就会对自己的伤痛都视而不见，那些令我们这些身处舒适环境中的人惊骇的肢体残缺，他们却能以一种近乎病态的冷漠淡然受之。德尔维尔上尉是一名相对诚恳的法国战争作家，他描述了自己第一次开往凡尔登前线途中所受到的震动，那时他的连队遇到一个腿被炮弹炸断的人躺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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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人去救护他。我发现人性变得如此冷酷，所有人都一心只念着不要掉队，不能在这样一个死亡随时可能降临的地方逗留过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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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深刻反省、内心煎熬的迪布吕勒不同，年轻的坎帕纳少尉回忆说，在即将第三次从前线下来修整之际，自己曾冷血地拍摄过一具在掩体里被炮弹炸死的手下士兵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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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具尸体从肩至胯被炮弹劈为两边，敞开在那儿，就像挂在肉铺橱窗里被掏空了内脏的一扇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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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照片发给一个朋友，证明自己能活下来有多么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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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蒙·朱贝尔在从死人山高地上撤下来的时候，发自内心地问了自己3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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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绪在支撑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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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脑子里想的只是赶快把脚从吸住鞋子的泥泞里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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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中幸存下来后，你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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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抱怨，因为接下去我还有好几天喝不到配发的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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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第一个举动难道不应该是跪下来感谢上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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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的第一个动作是，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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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道德上的麻木也许是在凡尔登前线作战以后最普遍的副作用，那些像朱贝尔一样敏感的人，会以承认自己所有正常的生理反应的方式，来抗拒变得更加残忍的心理倾向。朱贝尔还回忆说，他团里有个人从前线下来后，发现自己在凡尔登郊外的房子完整无损，兴高采烈，可是后来发现房子里面的东西都被洗劫一空，又爆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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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还没有经过凡尔登战斗洗礼的部队，在开赴前线途中遇到从前线替换下来的残部时，内心不可谓不胆寒：前线下来的人看上去像是来自另一个世界。乔治·高迪（Georges Gaudy）中尉这样描述他自己的团从5月份杜奥蒙堡周围的战斗中撤下来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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