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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位受命全力以赴去打赢一场殊死会战的集团军司令来说，以上这段话可绝非什么鼓舞士气的金句。但皇太子还是说：“我完全赞同他的想法，应根据默兹河东（右）岸局部进攻的进展来决定是否继续或者中断整个凡尔登攻势。”这是他和法金汉最后一次意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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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经很明显，法金汉开始对“流血致死”的实验失去了兴趣。他在4月6日背着德国皇太子询问巴伐利亚王太子鲁普雷希特的第6集团军能否在阿拉斯地区对英军发动一场迅猛的攻势。他本预料英军会发动进攻为凡尔登解围，然而后者还没有。这种三心二意的做法肯定让鲁普雷希特不胜其烦。法金汉在3月21日发报承认鲁普雷希特的判断是正确的，英军尚未有能力发动进攻，同时下令从后者那里抽出3个师加入最高统帅部预备队。10天后，法金汉亲自给第6集团军打电话，还是担心英军可能会发动解围攻势，“并有可能在海岸上进行两栖登陆”。鲁普雷希特被上级的反复无常惹烦了，根本没有兴趣卷入另一场法金汉式三心二意的进攻当中去，所以很自然他在4月17日冷冷地拒绝了进攻英军的提议，指出英军前线已经获得了大量增援。法金汉不情愿地把注意力又转回了凡尔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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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另一场进一步打破法金汉梦想的打击，即将从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降临。他的备忘录中所谓的“第二根支柱”是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切断海外对法军前线的供应。潜艇战一开始进行得很顺利，可是“苏塞克斯”号事件激起威尔逊总统意料之外的强烈反应，这让德皇和帝国首相“好人提奥伯德”贝特曼·霍尔维格（Bethmann Hollweg）忧心忡忡，要知道，贝特曼·霍尔维格是法金汉的死对头，②从一开始就反对进行无限制潜艇战。4月30日，法金汉和德皇在大本营的花园周围散步，用一贯的令人放心的语气，再次消除了德皇的疑虑，德皇对贝特曼说：“你现在得在凡尔登和美国人之间二选其一！”可是第二天，德皇召见美国大使杰拉尔德（Gerard），大使让德皇相信，如果德国潜艇继续击沉中立国商船，美国真的会断绝跟德国的外交关系。德皇突然改变主意，答应美国人立即停止无限制潜艇战。法金汉深感恼火，向皇帝递交了辞呈，但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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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集团军根据法金汉4月5日信中的指示开始全力以赴准备在右岸对苏维尔堡方向发动进攻。可是4月和5月过去了，进攻却还没有发动。一再拖延的原因有三：第一，整个4月份的天气都不好，德军挖掘进攻出发战壕受阻；第二，默兹河右岸的法军换了指挥官，发动了一系列代价高昂但是令德军烦恼的局部反攻；第三个原因最重要，沿左岸的进攻进度严重落后于计划，德军必须在左岸先打掉法军致命的侧射炮兵群，然后右岸的进攻才有成功的希望。德军右岸部队司令冯·穆德拉将军转而建议采取一系列小规模进攻，以求逐次推进。但法军4月9日至4月11日的抵抗十分顽强，此后即使冯·穆德拉本人也承认这个新办法很难有成功的希望。冯·穆德拉是德军最有能力的军长之一，他对整个凡尔登攻势的前景表示悲观，因此跟克诺贝尔斯多夫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4月21日，克诺贝尔斯多夫把他调回阿戈讷地区他自己的军里去，但离职之前，冯·穆德拉在一份致皇太子的备忘录里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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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凡尔登德军指挥部而言，4月21日是十分重要的一天。这一天皇太子在冯·穆德拉的影响下得出结论，“杀戮场”行动业已失败，应该完全叫停。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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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4月份，我们都在不停地变更进攻的方式，但还是在每一寸土地上陷入了来回的拉锯争夺，我现在确信，只有付出重大牺牲的代价才有可能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而这种代价和预期的收益不成正比。我虽然非常不情愿，但仍然得出了这个必然的结论。虽然做出这个结论非常困难，但作为一位负责任的指挥官，我还是只能抛弃我对希望和胜利的全部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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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回想起前一年，就在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几乎把俄国推到崩溃边缘的当口，法金汉叫停了非常成功的戈尔利采攻势。他也不可能忘记，就在最近，自己被剥夺了扩大凡尔登战役第一阶段战果所必需的后备部队。以上行为当然与法金汉固有的不敢采取断然行动的个性有关，但皇太子也已经从法金汉经常提到的“让法国流血致死”这句话里，猜到了背后真正的动机。皇太子有理由怀疑，就算战局发展到最关键的节点，也没法指望法金汉提供人力物力来补充集团军付出的“重大牺牲”。因此第5集团军所有的努力注定会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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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说，他的这个观点得到第5集团军参谋部所有人员的认同，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我的参谋长”。就在那天，克诺贝尔斯多夫撤换了悲观失望的冯·穆德拉，代之以冯·洛赫夫将军—普鲁士第3军军长，这位军长对战争的看法和法军中更加激进的进攻学派如出一辙。他的使命是“给凡尔登战役带来更快的节奏”。同一天，克诺贝尔斯多夫还不经皇太子同意就调走了皇太子的私人参谋军官冯·海曼（von Heymann）中校，海曼明显是皇太子的侍从中唯一一位敢公开和克诺贝尔斯多夫的钢铁意志叫板的人，这次调动让皇太子感到既震惊又非常不快。霍亨索伦皇朝的继承人和他的参谋长互相宣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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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杜奥蒙堡内部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灾难，进一步强化了皇太子的决心。德军高层曾经反复告诫堡里的炮兵军官，要注意防范爆炸事故，可是他们充耳不闻。这场事故没有幸存下来的目击证人，但有证据表明，事故的起因是有些巴伐利亚士兵在翻过来的无烟火药箱上煮咖啡，用的燃料是从手榴弹里面挖出来的炸药！这是典型的南方德国人那种漫不经心、嬉皮笑脸的做派。本来小规模的爆炸引爆了一堆手榴弹，其后又点着了几个喷火器燃料储存罐。几分钟之内，着火的液体燃料沿着堡里的走廊流得到处都是。在守军还没来得及采取隔离措施之前，燃料延烧到了装满155毫米炮弹的弹药库，弹药库大爆炸，杜奥蒙堡里的守军要么被当场炸死，要么被沿着走廊传送的冲击波撕裂了肺脏而死。再远一点的地方，那些没被炸死、震死的幸存者被火焰夺去了氧气，窒息而死。堡内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恐慌随即爆发。那些经过拥挤和互相踩踏而有幸逃出杜奥蒙堡的幸存者们面临的命运更加悲惨。他们从浓烟和混乱之中涌出来，军装被撕碎，脸熏得漆黑，外面的德国守军以为他们是德国人最害怕的敌人—法国的非洲部队，于是立即开枪扫射，把他们全部撂倒。这场事故总共造成650名德军死亡，第12掷弹兵团的整个团部覆灭。直到今天，这些死去的德军还被封存在杜奥蒙堡一个被爆炸摧毁的内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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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也就是杜奥蒙堡的灾难发生5天后，德军在皇太子的集团军司令部召开了第三次重要的作战会议。担任进攻矛头的是第10军，军参谋长霍夫曼·冯·瓦尔道（Hoffman von Waldau）中校首先发言，他的报告基调非常悲观。前线部队的消耗速度比撤下来的部队的恢复速度更快，而且部队因为杜奥蒙堡事故而灰心丧气。他这个军中央位置的第5师已无力继续进攻。第10军就算不发动新的进攻，仅仅因为它处于杜奥蒙堡两侧这个危险的位置上，每天也要在法军的炮击之下损失230多人。所以，权衡下来，他觉得还不如前进到蒂欧蒙—弗勒里一线的高地上。另一支右岸部队的参谋长魏策尔（Wetzell）少校也不比他乐观，照旧抱怨说部队实力不足。皇太子匆忙打断他们的发言并做出结论：“只有部队和指挥官对成功具有充分的信心，我们才能进攻。”他们明显信心不足，因此皇太子建议再次推迟在右岸发动“大攻势”。令人惊讶的是，克诺贝尔斯多夫居然同意了。他甚至进一步建议说要争取法金汉同意，从而全盘取消凡尔登的作战行动。皇太子非常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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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克诺贝尔斯多夫一到夏尔维尔-梅济耶尔，跟法金汉说的话却与上述建议截然相反。他指出德军已经占领了左岸的死人山和304高地，敦促犹豫不决的总司令，德军如果现在在右岸发动进攻，就还有机会在凡尔登赢得全胜。法金汉经过一阵犹豫，批准了新的进攻计划，甚至还新拨给他一个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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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传到斯特奈以后，皇太子非常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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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喊道，“阁下对我是言而无信、翻云覆雨啊！我拒绝下达进攻命令！如果大本营下令进攻，我会遵命，可是我绝不对此负个人责任”。结果大本营不久以后真的下达了对凡尔登恢复进攻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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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法金汉亲自视察斯特奈。皇太子无精打采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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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很清楚他跟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达成了协议。本集团军获得统帅部应允的增援，这次进攻只是将来更大规模进攻的序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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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凡尔登的三名主将之中，皇太子现在全力赞成结束整个凡尔登战役；法金汉不再感兴趣，可是随风倒；只有三个人当中级别最低的克诺贝尔斯多夫全力赞成不惜一切代价继续进攻，他已经皈依了法金汉“流血致死”的教条，就像一个改宗者变得比教皇本人还要虔诚和狂热。康斯坦丁·施密特·冯·克诺贝尔斯多夫毫无疑问拥有极为强势的性格。同代人描述他像“橡树一样坚硬”，照片中的他脑袋呈现出子弹般的形状，小胡子上翘，眼睛像猪的一样小，是一副典型的普鲁士中士的形象，性格也的确像一名典型的普鲁士中士那样冷酷、毫无想象力和固执。此人绝不会像法金汉那样举止优雅但容易动摇。我们很容易想象克诺贝尔斯多夫受到个人野心的驱使，把自己视为凡尔登胜利的组织者，跃跃欲试地想要成为西线的鲁登道夫。在某种程度上，他对自己的两位上级都保有某种心理优势。在陆军将领名录上，他比法金汉资深，法金汉当上第4近卫团团长的时候，该团前任团长就是他；他在战前还是皇太子在战略战术方面的太子太傅。可是就算克诺贝尔斯多夫个性再强硬，我们还是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皇太子作为皇帝的至亲能够直达天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己的参谋长呢？在第6集团军，一项命令如果没有巴伐利亚王太子鲁普雷希特的全力支持，是很少能发布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德国皇位的储君，对政策的影响力反而没那么大呢？答案还要从皇太子本人的成长背景当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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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在英国被称为“小威利”（Little Willy），可能是整个战争中最不快乐的角色之一了。他看上去神经质，从不自信，肩膀瘦削还有些溜肩，军装的高领里面裹着几乎变形的莫迪利亚尼式的脖子，身材瘦长，让人联想起一条温顺的灰狗，他这副形象是漫画家的好素材。他的两头惠比特犬常常陪伴左右，甚至跟着他上前线视察，他平常总喜欢戴一顶过大的骷髅骠骑兵的高顶圆军帽，这就是他的整体外在形象，看上去就很蠢笨无能，在某种程度上，他也许真的既蠢笨又无能。但那不能完全怪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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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威廉二世继位的时候，皇太子才6岁，从那时起他和皇帝之间所有联系，即便是最私人的请求，都必须通过皇帝军事内阁侍从长这个正式渠道转达。他的教育由一群来自军队的太傅负责，可怜的小男孩还不到7岁就被任命为普鲁士陆军最年幼的下士，必须在皇帝30岁寿辰典礼上身着全套军装祝寿。无怪乎他非常厌恶纪律严明、清教徒式的波茨坦皇宫环境。他表达叛逆的方式是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卷入了一系列对象不合适的爱情冒险当中。终其漫长的一生，他从未改正这一毛病。战前他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中断正式晚宴偷偷跑出去和当年在米德塞克斯团舞会上认识的一位漂亮的缅甸公主约会，让外交部大为光火。战争期间，他常和占领区的法国妇女闹出绯闻，让他的随从颇为尴尬，后来在1923年他从荷兰的流放地秘密潜回德国期间，他的朋友们不得不一直催促他赶紧用完早餐，就因为害怕他爱上某位酒店的女服务员，从而危及皇室复辟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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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和他严厉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方面都很像英王乔治五世和威尔士亲王之间的父子关系。（译注：乔治五世是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国王，威尔士亲王是他的儿子，1936年继位成为爱德华八世，旋即因为婚姻问题放弃王位，成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温莎公爵。因为德皇威廉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是表兄弟，分别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和孙子，所以他们两人的儿子，德国皇太子和英国威尔士亲王是再隔了一层的远房表兄弟。）他和他的远房表弟一样都对仪式和排场感到厌倦，有一次他对柯尼斯堡（译注：当时普鲁士邦的首府，“二战”以后至今叫加里宁格勒）进行官方访问，给皇帝发回一份典型的电报说：“75个讲演，4个半小时的时长，照常可怕的宴会。”另有一次，他因为从国事活动中溜出来而被德皇关了禁闭。他热爱运动（他的父亲身有残疾，当然总是避免运动），1909年他跟随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飞上了蓝天，此举震惊朝野。他周围的朋友各色人等都有，很平民化，他还跟很多德国人眼里时髦到可以说危险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势力都有往来。他常常因试图干涉外交政策或者参与政治而碰壁。他对舞台艺术和歌剧有浓厚的兴趣（他是美国歌唱家格拉丁·法拉常年的铁粉）。他设在斯特奈的集团军司令部晚餐之后经常举行音乐会，皇太子本人有时候会亲自演奏小提琴，演奏水平相当不错。所以并不奇怪他在所有远近亲戚当中，最喜欢的是他欢快活泼的舅公爱德华—也是他父亲威廉二世眼中的“黑色野兽”。（译注：此处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父亲，也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亲舅舅，因此是德国皇太子的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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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争临近时，皇太子和国内好战的泛德意志政治势力走得越来越近。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他激烈地宣称“现在是时候让巴黎那些无耻的家伙再次领教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的手段啦”。他编辑了一本儿童读物来美化战争，书名叫《武装的德国》（Germany in Arms），他还喜欢对德国的青少年侈谈未来“热烈而快乐的战争”，不知想表达怎么。他曾在用餐的时候对皇太子妃和一名外国大使谈到自己“梦想发动战争，并率领自己的团冲上前线”，让主客双方都大为惊讶。美国驻柏林大使詹姆斯·W.杰拉尔德评论这位皇太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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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收藏的全都是拿破仑的遗物和纪念品，一味梦想着领导一场胜利的征服战争……他说希望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发生战争，如果不行的话，那么他一继位就要亲手发动一场战争。可是我并不同意坊间对皇太子的一般看法。我觉得他是个讨喜的人，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很高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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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德敏锐而正确地把皇太子那些战争叫嚣归咎于“他所接受的一贯的军事教育，他从小就浸淫在这种教育的熏陶之下”，如果我们回想起欧洲战前时代所充斥的各种言论和政治姿态的话，那么很明显，皇太子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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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值得注意且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一旦战争这场悲剧真正上演，皇太子比德国任何人都能更快地意识到战争将把人类带向何方。他表面上是个冲动又不负责任的花花公子，可实际上具有超乎常人的敏锐洞察力，而且有一种他父亲身上所缺乏的基本的理性常识。（如果皇太子能得到允许使用这个天赋的话，谁又知道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很久以后，皇太子在1947年出席纽伦堡法庭作证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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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曾说皇太子对政治事务有种女性般的直觉。如果过去父亲能多听我的意见就好了。有什么不幸的事件将要发生之前，我总是有种冰冷的感觉—完全是身体上的。我在世界大战期间就有这种感觉。每当我出现这种冰冷的感觉时，作战行动多半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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