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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传到斯特奈以后，皇太子非常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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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喊道，“阁下对我是言而无信、翻云覆雨啊！我拒绝下达进攻命令！如果大本营下令进攻，我会遵命，可是我绝不对此负个人责任”。结果大本营不久以后真的下达了对凡尔登恢复进攻的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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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法金汉亲自视察斯特奈。皇太子无精打采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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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很清楚他跟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达成了协议。本集团军获得统帅部应允的增援，这次进攻只是将来更大规模进攻的序曲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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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凡尔登的三名主将之中，皇太子现在全力赞成结束整个凡尔登战役；法金汉不再感兴趣，可是随风倒；只有三个人当中级别最低的克诺贝尔斯多夫全力赞成不惜一切代价继续进攻，他已经皈依了法金汉“流血致死”的教条，就像一个改宗者变得比教皇本人还要虔诚和狂热。康斯坦丁·施密特·冯·克诺贝尔斯多夫毫无疑问拥有极为强势的性格。同代人描述他像“橡树一样坚硬”，照片中的他脑袋呈现出子弹般的形状，小胡子上翘，眼睛像猪的一样小，是一副典型的普鲁士中士的形象，性格也的确像一名典型的普鲁士中士那样冷酷、毫无想象力和固执。此人绝不会像法金汉那样举止优雅但容易动摇。我们很容易想象克诺贝尔斯多夫受到个人野心的驱使，把自己视为凡尔登胜利的组织者，跃跃欲试地想要成为西线的鲁登道夫。在某种程度上，他对自己的两位上级都保有某种心理优势。在陆军将领名录上，他比法金汉资深，法金汉当上第4近卫团团长的时候，该团前任团长就是他；他在战前还是皇太子在战略战术方面的太子太傅。可是就算克诺贝尔斯多夫个性再强硬，我们还是会问这样一个问题：皇太子作为皇帝的至亲能够直达天听，为什么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自己的参谋长呢？在第6集团军，一项命令如果没有巴伐利亚王太子鲁普雷希特的全力支持，是很少能发布出来的，那么为什么德国皇位的储君，对政策的影响力反而没那么大呢？答案还要从皇太子本人的成长背景当中去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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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在英国被称为“小威利”（Little Willy），可能是整个战争中最不快乐的角色之一了。他看上去神经质，从不自信，肩膀瘦削还有些溜肩，军装的高领里面裹着几乎变形的莫迪利亚尼式的脖子，身材瘦长，让人联想起一条温顺的灰狗，他这副形象是漫画家的好素材。他的两头惠比特犬常常陪伴左右，甚至跟着他上前线视察，他平常总喜欢戴一顶过大的骷髅骠骑兵的高顶圆军帽，这就是他的整体外在形象，看上去就很蠢笨无能，在某种程度上，他也许真的既蠢笨又无能。但那不能完全怪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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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威廉二世继位的时候，皇太子才6岁，从那时起他和皇帝之间所有联系，即便是最私人的请求，都必须通过皇帝军事内阁侍从长这个正式渠道转达。他的教育由一群来自军队的太傅负责，可怜的小男孩还不到7岁就被任命为普鲁士陆军最年幼的下士，必须在皇帝30岁寿辰典礼上身着全套军装祝寿。无怪乎他非常厌恶纪律严明、清教徒式的波茨坦皇宫环境。他表达叛逆的方式是从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卷入了一系列对象不合适的爱情冒险当中。终其漫长的一生，他从未改正这一毛病。战前他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中断正式晚宴偷偷跑出去和当年在米德塞克斯团舞会上认识的一位漂亮的缅甸公主约会，让外交部大为光火。战争期间，他常和占领区的法国妇女闹出绯闻，让他的随从颇为尴尬，后来在1923年他从荷兰的流放地秘密潜回德国期间，他的朋友们不得不一直催促他赶紧用完早餐，就因为害怕他爱上某位酒店的女服务员，从而危及皇室复辟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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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太子和他严厉的父亲之间的关系，在各个方面都很像英王乔治五世和威尔士亲王之间的父子关系。（译注：乔治五世是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英国国王，威尔士亲王是他的儿子，1936年继位成为爱德华八世，旋即因为婚姻问题放弃王位，成为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温莎公爵。因为德皇威廉二世和英王乔治五世是表兄弟，分别是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和孙子，所以他们两人的儿子，德国皇太子和英国威尔士亲王是再隔了一层的远房表兄弟。）他和他的远房表弟一样都对仪式和排场感到厌倦，有一次他对柯尼斯堡（译注：当时普鲁士邦的首府，“二战”以后至今叫加里宁格勒）进行官方访问，给皇帝发回一份典型的电报说：“75个讲演，4个半小时的时长，照常可怕的宴会。”另有一次，他因为从国事活动中溜出来而被德皇关了禁闭。他热爱运动（他的父亲身有残疾，当然总是避免运动），1909年他跟随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飞上了蓝天，此举震惊朝野。他周围的朋友各色人等都有，很平民化，他还跟很多德国人眼里时髦到可以说危险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势力都有往来。他常常因试图干涉外交政策或者参与政治而碰壁。他对舞台艺术和歌剧有浓厚的兴趣（他是美国歌唱家格拉丁·法拉常年的铁粉）。他设在斯特奈的集团军司令部晚餐之后经常举行音乐会，皇太子本人有时候会亲自演奏小提琴，演奏水平相当不错。所以并不奇怪他在所有远近亲戚当中，最喜欢的是他欢快活泼的舅公爱德华—也是他父亲威廉二世眼中的“黑色野兽”。（译注：此处指英国维多利亚女王的儿子，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国王乔治五世的父亲，也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亲舅舅，因此是德国皇太子的舅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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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战争临近时，皇太子和国内好战的泛德意志政治势力走得越来越近。在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他激烈地宣称“现在是时候让巴黎那些无耻的家伙再次领教波美拉尼亚掷弹兵的手段啦”。他编辑了一本儿童读物来美化战争，书名叫《武装的德国》（Germany in Arms），他还喜欢对德国的青少年侈谈未来“热烈而快乐的战争”，不知想表达怎么。他曾在用餐的时候对皇太子妃和一名外国大使谈到自己“梦想发动战争，并率领自己的团冲上前线”，让主客双方都大为惊讶。美国驻柏林大使詹姆斯·W.杰拉尔德评论这位皇太子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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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收藏的全都是拿破仑的遗物和纪念品，一味梦想着领导一场胜利的征服战争……他说希望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发生战争，如果不行的话，那么他一继位就要亲手发动一场战争。可是我并不同意坊间对皇太子的一般看法。我觉得他是个讨喜的人，有着敏锐的观察力和很高的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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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德敏锐而正确地把皇太子那些战争叫嚣归咎于“他所接受的一贯的军事教育，他从小就浸淫在这种教育的熏陶之下”，如果我们回想起欧洲战前时代所充斥的各种言论和政治姿态的话，那么很明显，皇太子只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产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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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值得注意且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一旦战争这场悲剧真正上演，皇太子比德国任何人都能更快地意识到战争将把人类带向何方。他表面上是个冲动又不负责任的花花公子，可实际上具有超乎常人的敏锐洞察力，而且有一种他父亲身上所缺乏的基本的理性常识。（如果皇太子能得到允许使用这个天赋的话，谁又知道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很久以后，皇太子在1947年出席纽伦堡法庭作证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有意思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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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曾说皇太子对政治事务有种女性般的直觉。如果过去父亲能多听我的意见就好了。有什么不幸的事件将要发生之前，我总是有种冰冷的感觉—完全是身体上的。我在世界大战期间就有这种感觉。每当我出现这种冰冷的感觉时，作战行动多半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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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河战役期间，皇太子对德皇提出自己对冯·克鲁克右翼遇到的困境的担忧。皇帝却以高人一等的态度驳回：“我亲爱的孩子！你的担心根本没有根据。”马恩河战役后，皇太子在斯特奈公开说“我们已经输掉了战争。它还会持续很久，可是已经输掉了”，这让听到这段话的美国记者震惊不已。在1915年12月法金汉呈递备忘录的同时，皇太子给父亲写信提到“如果我们不想让祖国继续奋战直到耗尽资源的话”，是否有可能和英国或者俄国单独媾和。据说他在1916年4月底曾告诉加尔维茨将军自己准备好了和法国停战，甚至交还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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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时期的那些军事家当然不会相信，一名王子变成的业余军人能比职业军人们更早地预见战争的结果。而皇太子正是一名业余军人。他7岁就当了下士，23岁当上尉，25岁当少校，晋升太过迅速对他本人有害。1911年，皇太子才29岁就被派去但泽指挥一个骠骑兵团（这次调动明显是一次放逐，让他远离柏林的那些政治和桃色事件的诱惑），可是他在逃避团里那些令人厌倦的琐屑军务方面展现了很高的天分。漫画周刊《没头脑》（Simplizissimus）刊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他穿着网球服说道：“但泽，但泽！我在哪儿听说过这个名字！”所以他在战争爆发时以32岁的年纪被提升为将军，一定是德军中最没有经验的指挥官了。这就是他在面对克诺贝尔斯多夫时没有底气的最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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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总动员的时候，符腾堡公爵和巴伐利亚王太子各自指挥一个集团军。因此从王朝的威望出发，普鲁士的王位继承人也必须指挥一个集团军。可是那两位和他不一样，本身就是正儿八经的职业军人，指挥位置是凭自己的能力获得的。德皇对皇太子把这一点讲得再清楚明白不过。他同时任命皇太子的前老师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出任参谋长，再三叮嘱：“不管他提出什么样的建议，你都必须照做。”德皇不遗余力地确保他的儿子在自己指挥的集团军中只是一个名义上的领袖。在战争爆发之前几年，皇太子还是一名接近30岁的少校时，皇帝在某次阅兵式众目睽睽之下让皇太子下不来台，皇帝大声召唤皇太子所在旅的旅长说：“你来教教这个孩子怎么骑马！”直到凡尔登战役时，他们的父子关系还是和以往一样糟糕和疏远。虽然用温斯顿·丘吉尔的话来说，战争“会对以前漫不经心的头脑起到清醒和聚焦的作用”，但皇太子的意见仍然无法直接上达天听。他曾对鲁登道夫抱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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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想和父亲私下里说些什么，而且获准觐见的话，他会滔滔不绝地就某些其他事情独白一个小时，然后接见时间到，我还没来得及说我想说的事情。如果我把要说的话写下来上呈，父亲就会把奏折批转给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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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冯·蒂尔皮茨海军元帅在日记里写道：“皇帝根本不给太子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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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就在凡尔登战役即将进入最残酷阶段的节骨眼上，德国方面唯一可能结束这场屠杀的人却没有能力这样做。类似的情况在战线的另一边也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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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法金汉也和法国人一样盲目乐观，这表现在他相信法军到4月初已经伤亡20万之众，即便到1919年他的回忆录出版的时候，法金汉仍然以为“3月份的战斗中，每2名德军伤亡，法军就要付出5名的代价”，本书前文引述的双方伤亡比例证明他的数字完全出自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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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德国的高级军政领导层中，贝特曼·霍尔维格从一开始就是反对法金汉的核心人物，正是他在1915年迫使法金汉交出了兼任的陆军部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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