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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波尔多，《被递解的囚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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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说，凡尔登战役已经结束了，但直到大战结束，在这片尸横遍野的战场上，零星的战斗仍在进行着，有时候还会变得很激烈，而凡尔登战役的深远影响甚至超出大战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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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战最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曾经大权在握的“老爹”霞飞失势了。6月份国会第一次秘密会议表明，法军总司令部在防御凡尔登地区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玩忽职守的行为，结果让国家付出了这么多生命的代价。而霞飞战略的焦点索姆河战役现在也被认为是协约国的又一次失败，伤亡的士兵人数比1915年的历次徒劳的进攻所付出的都要大。自国会秘密会议以来，在整个夏天，反对霞飞的呼声越来越大。战争的第三个冬天来临了，随着索姆河战役的失败，要他下台的呼声震耳欲聋。伴随着巴黎国家议会走廊里的一些见不得人的秘密交易，这位上了年纪的巨人下台了，他差一点让法国输掉了战争，可是如果没有他那镇定自若的强大神经，法国可能在战争初期就已经战败了。12月27日，霞飞被晋升为法兰西元帅，然后被打发去和过去被他无情地“高高挂起”的一大批无能或者不幸的老将们一道做伴，躲进了被人遗忘的角落。在法军总司令部里，那帮霞飞身边的马屁精对风势转向比谁都敏感。皮埃尔福有一段关于霞飞在尚蒂伊告别的经典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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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新晋的法兰西元帅把手下各部门首脑召集到普瓦雷别墅告别。这是一场令人难过的告别……元帅军衔使得霞飞可以保留3名副官，他问在场众人谁愿意陪伴他退休。只有陶泽里埃少校一个人举手。元帅对此表示惊讶，甘末林将军①悄悄地跟他说，“将军，你不能责怪他们，他们各自还有前程要奔赴呢”。霞飞的确也没有生气。大家都离开以后，元帅再次打量了一番这座曾容纳了如此多荣耀的别墅。然后他笑了笑，友好地拍了拍忠诚的陶泽里埃的后背，然后用手摸着自己的头顶，说出一句他最喜欢的感叹，“可怜的霞飞，圣人般的陶泽里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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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真正去职之前很久，法军总部就开始见风使舵，逢迎他的继任者了。各部门都开始吹捧未来的总司令。他的名字是谁？罗贝尔·尼维尔。合乎逻辑的两个继任人德·卡斯特尔诺跟福煦都被跳过了（福煦因失败的索姆河战役而不被看好）。尼维尔的顶头上司贝当也被跳过了。贝当没能上位，主要是因为政治家们担心搞出一位对他们极端轻蔑的总司令来，比如普恩加莱总统就从未忘记贝当得罪人的讽刺话语，大致意思是：“法国总统阁下本人应该最清楚不过，法国既没人领导，也无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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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尼维尔在讨好民选政客方面的能力极为出众。更重要的是，1916年12月，法国旺盛的想象力绝不是贝当那样低调谦逊的领袖所能点燃起来的。收复杜奥蒙堡后，尼维尔成了大英雄，这个人肯定能粉碎前进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取得胜利。皮埃尔福用赞扬的语气坦白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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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维尔不仅是一位热情的领袖，更是这个民族脾性的化身。这就是人们愿意盲目地追随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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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最后反攻行动前夕，在1914年还是一名炮兵上校的尼维尔离开苏伊走马上任。一周后，芒让也在12月22日离开，出任第6集团军司令。出发之前，尼维尔重复了自己上任时的口号“我们已经掌握了胜利的公式”，还加上这段话“我们所取得的经验是不容置疑的。我们的方法百试不爽。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相信我……”。在他给芒让的摩洛哥士兵授勋的时候，有人听到他说，“来年春天我们还会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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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维尔被濒死的达朗松推动着，立刻着手制订春季大进攻的作战计划，用他的话来说，这次攻势将以“有力、蛮横且迅捷”的一击结束这场战争。霞飞牛抵角式的消耗战术被永远放弃了，这次决定性的重击将在同一天里“穿透”德军第3道和第4道防线。德·格朗梅松的幽灵将再度昂首阔步，这次攻势将会完全由法军承担。尼维尔选定的地段是贵妇小径（Chemin des Dames），那是一处俯瞰着埃纳河的狭长高地，也是德军防线上最坚强的堡设防阵地之一。法军将会采用已经在收复杜奥蒙堡的战斗中大获成功的作战方式：饱和炮击，继之以徐进弹幕。不过尼维尔没有吸取德国人在凡尔登发动“绿十字”毒气进攻的教训，他忘了战争中最重要的格言之一：成功很难复制。德国人在凡尔登已经至少两次研究过尼维尔的战术了，10月一次，12月一次，他们学得很快。德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纵深防御体系，皇太子这样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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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拘泥于目前为止常用的僵硬防御体系，我确信我们绝不会在1917年打出那样成功的防御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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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复杜奥蒙堡的光辉胜利将为法国带来整个大战中最深重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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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和另外两名集团军群司令对这次进攻持极端怀疑态度，可是政治家们（包括多疑的劳合·乔治，他最近刚刚取代阿斯奎斯上位）全都拜倒在尼维尔的个人魅力、雄辩的口才和一贯的轻浮自信之下。即便厌战的士兵们的士气也被尼维尔反复强调的承诺鼓舞到了一个新高度，他承诺士兵们苦难即将结束。他安抚一名集团军司令说“你在前方将碰不到任何一名德国兵”，这话跟前一年2月份法金汉的保证如出一辙。他向准备战斗的部队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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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时刻到了。拿出勇气来，相信尼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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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芒让也告诉自己的第6集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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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后天我的司令部就要搬到拉昂（Laon）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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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尼维尔的保证也传到了德国人的耳朵里。这一次，法军的保密工作比前一年5月惨败杜奥蒙堡之前做得更糟糕，在法军发动进攻6个星期之前，守军就已经知道了确切的进攻地点。尼维尔炮火准备的巨大威力，就像一记挥空了的重拳。德国人应对的方法仅仅是把部队从前进阵地上撤了下来。1917年4月6日，法军步兵受到各种空洞诺言的鼓舞，跃出战壕，洋溢着堪与历史上任何一次伟大战役相比的进攻精神。他们在无人地带挺进了半英里，然后一头撞进几千挺毫发无伤的机枪交织成的火网当中。愤怒、丧气、深感幻灭的士兵们从屠杀现场如潮水一般涌回来。到第二天，法军大约伤亡12万人。尼维尔曾预计会有1万名伤员，医疗队又给这个估算再加上5000，可事实上这次进攻中有9万名伤员需要后送。在后方，有大约200名伤员攻击了一列医护列车。②尼维尔的野心虽然已经碎成了片片，但他仍然要把这次毫无希望的攻势坚持下去。然而，他已经毁掉了法国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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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贵妇小径上的屠杀确实骇人听闻，但它的细节被大大地夸张了。随着谣言满天飞，在凡尔登战场上只是零星发生的纪律败坏事件，现在成倍地蔓延到了整个陆军中。开赴前线的各团当中又出现了悲惨的、像待宰羔羊一样的哭泣声，这次还混杂着“打倒战争”“打倒无能的指挥官”这样的愤怒呼号。休假的士兵挥舞着红旗，唱起革命歌曲。他们殴打宪兵和铁路职员，把火车头的挂钩摘掉，或者让它脱轨，阻止火车开赴前线。前来干预的军官们遭到围攻，其中至少包括一名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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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日，真正的兵变爆发了。尼维尔攻势还在继续，但它的脊梁已经被打断。第21师被命令开赴战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师曾在上一年6月里经历过凡尔登战场上最艰苦的战斗），③全体士兵都拒绝上战场。当局斩除了闹事的领头者，将这些人或匆忙枪决，或送去魔鬼岛监狱。两天后，这个师重返前线，在战斗中被消灭了。这引爆了火药桶。下一个拒绝上前线的是第120团，第128团奉命惩戒他们，结果也随之兵变。一支接一支部队拒绝军令，其中包括法国陆军中的一些精锐部队，超过2万人直接开了小差。各团选举士兵委员会为自己代言，简直和当时已经在俄军中夺取了兵权的苏维埃如出一辙，这让人十分不安，士兵们大批向巴黎进军。④第119团在卡车上架起机枪试图冲击施耐德-克鲁佐兵工厂，显然是想把它炸掉。到2月份，此类“集体违纪行为”（这是法国官方战史对此事的委婉提法）蔓延到51个师，这个数量相当于法国陆军的半数。在香槟地区的12个师当中，一度只有2个师被认为可靠，在苏瓦松（Soissons）和巴黎之间没有一个可靠的师。可这场兵变中最让人惊讶的一点是，德国情报机构完全没有获知关于它的任何蛛丝马迹，直到法军恢复了秩序才后知后觉，甚至劳合·乔治跟黑格都知之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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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法军兵变的细节仍然被一层异常神秘的面纱笼罩着，最不为人知的就是法国人到底用了什么惩罚措施来平息这场兵变。黑格在1917年11月的日记中记载说，他当时被告知“要处理3万名叛乱者”。官方报道中只记录了有几十名领头闹事者被审判枪决，但还有多少人未经审批就被处决，这个只能猜测。时不时地会有一些非官方的记述泄露出来，传说有一整支部队在开进平静的战线后，被自己的炮兵有意地全部处决掉。我们只知道确实有一支可怜的在法国作战的俄国师，因祖国革命的消息以及尼维尔指挥下惨重的伤亡，而彻底地反叛了。他们随后被忠诚的法国军队包围，为近距离炮火所粉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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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法国政客们尽管不情愿，但还是只能求助于唯一一个有能力恢复军队秩序的人。法兰西第二次，但绝非最后一次召唤贝当。新任总司令驳回了各军军长采取严厉惩戒措施的请求，只批准了最低限度的一些死刑判决，把“治愈”的努力集中于从小处着手，改善一些法军急需改善的生活条件。休假终于组织得像个样子了，法军还修建了士兵休假中心提供食宿（相当于英国的基督教青年会），给部队建造了适当的厕所、淋浴和宿舍，把炊事兵送去学习怎么做饭，配发的红酒质量和数量都有所改善。最主要的是，贝当亲自视察了一百多个师，安抚士兵们说再也不会有尼维尔攻势了。他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等待美国人和坦克。”这些治愈措施虽然简单，但非常有效，不过也只有贝当能做到这些。他的出现让部队像凡尔登战役中的第2集团军一样感到安心：这是一个不会白白挥霍他们生命的领导人。很多人从来没有忘记这一点。在贝当漫长的—后来变得悲惨的—军事生涯中，他从来没有对法国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就算他在1916年2月给予凡尔登的拯救也不能与这次相比，而且他一直认为自己在兵变中所承担的使命是一生中最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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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贝当作为“陆军的大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法国陆军已不复往日了，再也不可能重现凡尔登战场上曾经表现出来的顽强的英雄主义精神。博阿松中士说（他离开凡尔登后参加了尼维尔攻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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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净化了不健康的气氛。但他不可能完全抹去根植于士兵们心中对领袖们的反抗情绪，而士兵本应视领袖为带头人、向导、保护人、和父辈一样的朋友……他们毁掉了法兰西战士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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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撑过了1917年剩下的时间，只打过几场有限的、代价不高但非常成功的小仗（包括一场局部进攻，法军最终把德国人从死人山赶了出去，贝当下令进行这次行动，以彻底恢复士气）。但是在1918年最后结束战争的进攻行动即将到来的时候，贝当作为防御战大师，明显不再适合进攻的角色。他两次拯救了法兰西，却并不是新角色的合适人选。大兵变之后，当年在凡尔登战场上感染的致命的悲观主义情绪在贝当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在1918年3月德国最后一次豪赌般的鲁登道夫攻势发展到顶峰的时候，一时间似乎一切都危在旦夕，黑格在自己的日记里直白地评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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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看起来很糟糕。作为一名指挥官，他看上去十分恐惧、惊慌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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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的最后关头，协约国找到了完成任务的最佳组合：贝当仍旧担任法军总司令，而福煦将出任首次设立的法国战场所有协约国军的最高司令官。福煦虽然仍旧是进攻学派的忠实信徒，但他从战争中比任何其他协约国领导人学到的东西都要多。在福煦指挥下，协约国军在1918年夏天沿全线展开猛攻，最后甚至连鲁登道夫都意识到战争已经失败。11月8日，美国第26步兵师的部队收复了考雷森林，那是德里昂和手下的猎兵们在1916年2月曾经英勇战斗和牺牲的地方。3天后，法国、美国和德国军队一起围在当卢“高炮台”上点起的巨大篝火旁庆祝战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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