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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对我们军事工程师的技术有信心，凡尔登的战斗就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态势。杜奥蒙堡如果能像它本应的那样得到很好的防守，就绝不会陷落……从一开始它就能打击德国人的野心。防御工事，即便只有一点点防御工事，都可以为胜利做出极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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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当将新理论系统化了。战后的所有法兰西元帅当中，没有人比贝当在全军中享有更普遍的威望和爱戴，尽管开战时的他还只是一名超龄上校。福煦年龄太大，很快淡出了公众视野，仍然老当益壮的贝当在此后2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法国军事思想的主要仲裁者。他先是担任陆军总监，后来又任职陆军部长，曾反复强调他最喜欢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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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用人跟物质对抗，应该依靠人来利用物质，这才是作战的正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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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承诺，法国的青年再也不会被迫做出那样的牺牲了。他早在1922年就呼吁建造一堵能够永久性抵御那个不安分的传统敌人的“法兰西墙”。他心目中这堵“墙”的设计理念不断发展，它将不再是数个杜奥蒙堡的集群，甚至也不是众多杜奥蒙堡组成的一条防线，因为法军的400毫米大炮已经证明，即便杜奥蒙堡也是可以被摧毁的。它应该主要是一条由可伸缩的炮塔组成的连续防线（和杜奥蒙堡及穆兰维尔堡上装备的可伸缩炮塔类似，它们已经被证明几乎是坚不可摧的），炮塔之间将建起地下通道加以连接，这些通道深入地下，任何炮弹都打不到。多年来，法国政府收入拮据，建造这座长城的成本太高，贝当没法说服政府掏钱。这条防线最终以马奇诺这位政治家的名字命名，这绝非巧合。马奇诺曾是中士，在凡尔登受过重伤，还曾在1916年的国会秘密会议上领头攻击霞飞。马奇诺防线是在陆军参谋长德伯内（Debeney）将军任内建成的，这也不是巧合。德伯内曾在凡尔登指挥一个师，在完全没有工事的、彻底暴露的死人山高地打过最艰苦的战斗。沃堡和杜奥蒙堡都被修复，还被加建了更多的侧射炮塔和机枪塔，将作为现存的堡垒被包括进马奇诺防线。在下一场战争的威胁迫近之时，有一名法国军事理论家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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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的教训并没有被忘记，过去15年里，法国一直在建设东部防线……我们应该对运用最现代技术建造的防御工事有充分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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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39年法军士兵们在马奇诺防线地下深处的防御阵地各就各位时，最受欢迎的呼声是：“他们无法通过！”“我们将打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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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法国军事思想的车轮从1870年以来转了一个致命的360度轮回。简单地说，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因为采取消极防御姿态，太依赖永备工事而输掉了战争；为了纠正这个错误，法国又转而太强调进攻性，几乎再次输掉了下一场战争，而为了纠正这下一个错误，马奇诺防线所代表的军事思想又出现了，其带来的结果则惨痛得不堪回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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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凡尔登战役的影响不仅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那也可以说它的影响不仅限于军事和战略领域。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在军事上埋首于马奇诺防线的新型超级杜奥蒙堡背后，同样，在精神上她用所谓的“凡尔登奇迹”自我麻醉。凡尔登战役历时很长，贝当又在那里施行了轮换作战，因此法国陆军大约十分之七的兵员都曾在凡尔登作战。凡尔登战役荣誉老兵的名册令人印象深刻：勒布伦总统，炮兵少校；科蒂总统，一等兵；戴高乐总统，步兵上尉；贝当元帅、塔西尼元帅、达尔朗海军上将……整整一代法国领导人历历在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有的战役之中，参加过的法国人最多的就是凡尔登战役，留下最复杂和最痛苦印象的也是它。年复一年，凡尔登老兵们戴着黑色贝雷帽，佩戴花环和红色绶带，成百上千地来凡尔登战场朝圣，他们来到沃堡和杜奥蒙堡，新建的埋骨纪念堂横跨在蒂欧蒙山脊上，高耸入云，夜间它的旋转灯塔不断地扫视着旧战场。在每年2月21日或者收复杜奥蒙堡的纪念日，还有圣女贞德节、停战纪念日或者法国国庆日，烛光游行队伍从凡尔登城一直排到默兹河边各个高地，来参加肃穆而感人的纪念活动（被纪念的战士经常被称作“光荣的殉难者”）。亨利·德·蒙泰朗（Henri de Montherlant）如此描述这种常规朝圣的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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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片人类的土地上行走，就好像走在祖国母亲的面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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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德·诺阿伊（Anna de Noailles）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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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地走过，既无过多的言语也无夸张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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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崇拜，祈祷，并关闭你的所有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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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凡尔登反而具有了更加神圣的象征性意义，同时成了民族信仰的试金石，而这对于法国来说是危险的。令凡尔登战役之后的一代法国人困惑的是，1918年后的政治世界似乎变得更加危机四伏了，因此，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无法解释的信仰，觉得既然法国在这场最残酷的会战中都取得了胜利，那么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她也一定能“挺过去”。在那场残酷的战斗中，法国已经一劳永逸地证明了她的生命力。（今天，密考伯式的英国人也抱有这种态度，在心里自我安慰道，既然英国在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中都挺过来了，那么在未来肯定会有另一个奇迹能把这个国家从经济灾难中拯救出来，而他们自己则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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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把永恒荣光神秘化的思潮外，凡尔登战役还带来了另一种更难以察觉但也更具危险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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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将会在未来很多代人身上留下印记。它已经在我们的灵魂上留下了烙印（炮兵中尉德·马泽诺1916年6月在凡尔登战场写下了这段话）。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在我们孩子们的眼里，重新看到凡尔登的这些燃烧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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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阵亡的两名步兵的看法更准确，也更有预见性。马克·博阿松中士在1916年6月13日给妻子的家信里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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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最可怕的想法……德国和法国在战后很长时间里都将筋疲力尽，恢复不过来。法国恢复的速度将比德国更慢，因为战争，法国这些年的出生率太低，这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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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他愤怒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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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英雄主义，这是无知。我们这些人已经变成了被掏空的动物，流尽了鲜血，没有思想，被可怕的疲劳压倒了，未来他们能指望我们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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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贝尔在第二次开赴死人山前线时，像是回答上述问题一样，宣布：“……他们只能指望那些没有经历过今日岁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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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烛光游行纪念仪式上，当那些凡尔登的老兵肃然于纪念堂外立正敬礼的时候，当动情的演说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候，这些老兵们不仅会忆起光荣和超人的英雄主义，也会记起无休无止的炮击所带来的恐怖、无人照顾的痛苦的伤员、可怕的伤残、没有返回的传令兵、没有到来的换防部队和运粮兵、干渴、饥饿、尸臭、苦难、恐惧，以及超越一切的无休止炮击。他们从心底发出疑问，自己还能再战么？还有任何法国人可堪一战么？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什么人能再打一次凡尔登战役。然后，他们怀着令人无力的悲观情绪眺望着莱茵河对岸，在那里，曾经题为“凡尔登悲剧”的书籍现在让位于“英勇的斗争”或者“英雄主义之歌”之类的主题；德国人口数量激增，可能会淹没法国自己低下的出生率；凡尔登战役带给德国人的记忆和教训让位于纳粹复仇的决心和风暴。贝当在1927年凡尔登埋骨纪念堂落成仪式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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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见证死亡，让他（指法国士兵）充满了无能为力的情绪，甚至近乎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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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代曾在凡尔登作战的法国人都普遍地感染了这种情绪。他们无动于衷地待在马奇诺和贝当建造的新杜奥蒙堡后面，坐视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他们在道义上已经“流血致死”。让·杜图德（他当时20岁）在他的著作《马恩河出租车》当中强烈地指责1940年的“50岁一代”—也就是参加过凡尔登战役的那一代—并冷酷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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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不是被第五纵队出卖的，出卖她的是你们，50岁一代。你们本应是她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却出卖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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