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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默地走过，既无过多的言语也无夸张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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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崇拜，祈祷，并关闭你的所有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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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流转，凡尔登反而具有了更加神圣的象征性意义，同时成了民族信仰的试金石，而这对于法国来说是危险的。令凡尔登战役之后的一代法国人困惑的是，1918年后的政治世界似乎变得更加危机四伏了，因此，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无法解释的信仰，觉得既然法国在这场最残酷的会战中都取得了胜利，那么以后不管发生什么，她也一定能“挺过去”。在那场残酷的战斗中，法国已经一劳永逸地证明了她的生命力。（今天，密考伯式的英国人也抱有这种态度，在心里自我安慰道，既然英国在1940年的不列颠之战中都挺过来了，那么在未来肯定会有另一个奇迹能把这个国家从经济灾难中拯救出来，而他们自己则不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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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把永恒荣光神秘化的思潮外，凡尔登战役还带来了另一种更难以察觉但也更具危险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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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将会在未来很多代人身上留下印记。它已经在我们的灵魂上留下了烙印（炮兵中尉德·马泽诺1916年6月在凡尔登战场写下了这段话）。我们将来有一天，会在我们孩子们的眼里，重新看到凡尔登的这些燃烧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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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阵亡的两名步兵的看法更准确，也更有预见性。马克·博阿松中士在1916年6月13日给妻子的家信里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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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最可怕的想法……德国和法国在战后很长时间里都将筋疲力尽，恢复不过来。法国恢复的速度将比德国更慢，因为战争，法国这些年的出生率太低，这将产生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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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后，他愤怒地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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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英雄主义，这是无知。我们这些人已经变成了被掏空的动物，流尽了鲜血，没有思想，被可怕的疲劳压倒了，未来他们能指望我们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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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贝尔在第二次开赴死人山前线时，像是回答上述问题一样，宣布：“……他们只能指望那些没有经历过今日岁月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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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烛光游行纪念仪式上，当那些凡尔登的老兵肃然于纪念堂外立正敬礼的时候，当动情的演说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候，这些老兵们不仅会忆起光荣和超人的英雄主义，也会记起无休无止的炮击所带来的恐怖、无人照顾的痛苦的伤员、可怕的伤残、没有返回的传令兵、没有到来的换防部队和运粮兵、干渴、饥饿、尸臭、苦难、恐惧，以及超越一切的无休止炮击。他们从心底发出疑问，自己还能再战么？还有任何法国人可堪一战么？答案是否定的。没有什么人能再打一次凡尔登战役。然后，他们怀着令人无力的悲观情绪眺望着莱茵河对岸，在那里，曾经题为“凡尔登悲剧”的书籍现在让位于“英勇的斗争”或者“英雄主义之歌”之类的主题；德国人口数量激增，可能会淹没法国自己低下的出生率；凡尔登战役带给德国人的记忆和教训让位于纳粹复仇的决心和风暴。贝当在1927年凡尔登埋骨纪念堂落成仪式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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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见证死亡，让他（指法国士兵）充满了无能为力的情绪，甚至近乎听天由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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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一代曾在凡尔登作战的法国人都普遍地感染了这种情绪。他们无动于衷地待在马奇诺和贝当建造的新杜奥蒙堡后面，坐视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他们在道义上已经“流血致死”。让·杜图德（他当时20岁）在他的著作《马恩河出租车》当中强烈地指责1940年的“50岁一代”—也就是参加过凡尔登战役的那一代—并冷酷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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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不是被第五纵队出卖的，出卖她的是你们，50岁一代。你们本应是她最重要的力量源泉，却出卖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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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失去活力难道是他们的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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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档案》承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军士兵受到凡尔登战役的影响比其他任何战役的影响都要大。战后每年也有成百的德国幸存者来凡尔登，努力地寻找当年自己拼命战斗了那么长时间的阵地，或者仅仅来看看墓园里被精心维护的无数黑十字架，而一代德国儿童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攻占杜奥蒙堡。事实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凡尔登的屠杀不仅毁了法国“50岁一代”，也在德国领导层中制造了人才真空，这才让希姆莱和戈培尔之流有机可乘。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凡尔登战役本身给德国留下的永久性的创伤就是不如给法国留下的那么深。这也许是因为，凡尔登战场的条件虽然对双方来说都很残酷，但法国那边几乎总是比德国更悲惨一个数量级；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参战士兵的数量，德军中曾经参与这次战役的人数只有法军的四分之一—因此会战整体上在德国战后一代中的影响力没有那么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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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登战役对德国最重要的影响，在于改变了国防军领导人的思维方式，这些人里有很多人都作为低级军官在凡尔登战场上打过仗。冯·曼施泰因在会战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左岸冯·加尔维茨将军的司令部里当参谋。保卢斯作为一名步兵军官自6月至8月间在弗勒里打过最艰难的仗。古德里安在凡尔登整个进攻阶段是第5集团军司令部的助理情报官。希特勒的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在默兹河右岸参加了8月的拉锯战，到9月才调离，他见证了法军收复杜奥蒙堡。凯特尔自1938年起担任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直到第三帝国灭亡，1916年夏天，他还只是默兹河右岸第10后备军的一名上尉参谋。（隆美尔和冯·克鲁格虽然从未直接参加过凡尔登战役，但前者在1914年底短暂参加了皇太子第一次进攻凡尔登的作战，后者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在这条战线上受过重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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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德国人用和法国人不同的思路从军事上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僵局的难题。他们是进攻的一方，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凡尔登战役。在本质上，他们所面临的问题跟里特尔·冯·埃普曾面临的一样。那时，埃普在蒂欧蒙“四烟囱”地带陷入困境，遭受着没完没了的恐怖炮击，他的难题是，如何防止进攻丧失动量停下来，被敌军炮火打得粉碎？德国人在会战的大多数时间里都占领着杜奥蒙堡，他们比法国人更清楚永备工事的阿喀琉斯之踵何在。古德里安和曼施泰因的装甲部队为这两个问题提供了答案：他们在凡尔登度过的那么多个月没有白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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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5月14日，德军装甲部队在色当突破法军防线，70年前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曾在这里受尽羞辱地投降。一个月后，德军再次兵临凡尔登城下，前锋师的师长1916年曾在这里作战过3次。双方又一次在304高地和死人山发生激战，但这次为时很短，第2天上午11点45分，杜奥蒙堡就投降了，受降的德军营长24年前也在堡里打过仗。杜奥蒙堡的新炮塔未发一炮。一刻钟后，沃堡投降，德军装甲部队向着凡尔登城绝尘而去。法军有一个连的炊事兵正在城堡里悠闲地为驻军烤着面包，被德军打了个措手不及，6月15日下午，纳粹旗就在凡尔登上空飘扬了。德军只用了24小时多一点的时间就占领了凡尔登，阵亡人数不到200。第二天，法国的“50岁一代”束手无策，请求84岁的贝当接手这个烂摊子。法国很快请求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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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安德烈·弗朗索瓦-庞塞在贝当去世后接任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并在当选仪式上致辞—对任何法国人来说，这个演讲可能是所有演讲中最难做的了。庞塞引用了一则克洛伊索斯和梭伦之间的寓言。克洛伊索斯看见梭伦在哭泣，问他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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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伦回答说）我想到了你眼前的荣耀，还有众神为你安排的，作为荣耀的代价，将要经历的所有的苦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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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哪一出古典剧目能够像贝当的晚年那样汇聚如此之多的悲剧元素。这位老人在26年前就准备回到圣奥梅尔河畔的小房子过退休生活了，现在又在耄耋之年被召回来，承担起正值盛年的法国人承担不起的责任。他当年根植于心的悲观主义情绪还有对英国人深深的不信任感现在又全都回来了，毕竟，1940年夏天，有哪个法国人不认为英国会“像只小鸡一样被拧断脖子”呢？大多数法国人都坚定地团结在凡尔登的英雄背后，就是这个人在1917年拯救了法国陆军（仅仅过了5年，很多人又健忘地高喊“卖国贼”）。这一次，他仍然是唯一一个受到军队尊敬和服从的人。只有一小拨人，勇敢得近乎愚蠢的一小拨人，才会聚集在自由法国的洛林十字旗下，擎起这杆大旗的不是别人，正是贝当的老部下和崇拜者夏尔·戴高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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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帅错误地认为征服者本身也是战士，会赐予法国体面的和平。希特勒对他施加了强大的压力，迫使他进行全面的、有损荣誉的合作，他尽力抗拒，可是没有什么可以用来抗拒的资本。狡猾的赖伐尔轻蔑地把他当作实现自己个人野心的前台傀儡，总在深夜他神智糊涂的时候给他文件，让他签名。但他从来都不完全是赖伐尔或者希特勒的傀儡。他受尽讥讽，被误导、被孤立、遭到背叛，但还是坚持在那个令人反感的岗位上。他反复强调：“如果我们现在离开法国，以后就再也找不回来这个法国了。”最重要的是，他真心信奉，只有他一个人能关照好成百万被关在德国战俘营里的他所钟爱的士兵。维希法国假借他的名义干了很多坏事，震惊了世界，尤其震惊了前盟友英国，可如果没有这个老人掌舵，事情还不知会糟糕到何种地步呢？贝当坚决拒绝把阿尔及利亚的基地交给希特勒，拒不交出法国舰队。他被打败，但是荣誉无损，直到最后仍然保留了某种悲剧性的高贵：当50名法国人质即将被枪决的时候，86岁的贝当自愿以身相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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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盟军在北非登陆的时候，希特勒撕毁诺言，占领了尚未被占领的法国。忠实的塞里尼催贝当飞去北非。他回答说：“不行，如果我走了，纳粹会任命大区党部主任来接管，那时候我们被关在德国的战俘怎么办？”“舵手在风暴中必须坚守岗位……”塞里尼委婉地批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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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错了，您为法国人民考虑得太多，却没有更多地想到法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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