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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44年11月底，马利诺夫斯基的各师已经严重缺编。尽管各师平均得到了800人的补充，但仍然只有约4500人。在布达佩斯攻势开始时，红军各师就只有这么多人。这意味着红军在三周内损失了20%兵力。从1944年12月24日到1945年2月11日，红军和罗军的总兵力从17.7万人下降到7.5万人，作战兵力从10万人下降到3.6万人；同一时期，德军和匈军的总兵力从7.9万人下降到3.2万人，作战兵力从3.5万人下降到1.1万人（见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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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红军往往能够修复损坏的装备，德军却做不到。红军有210个轻型或重型炮兵连、10个自行火炮连、718门中型或重型迫击炮和48门“喀秋莎”火箭炮，不仅对守军形成了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而且始终保持着战斗力；而德军和匈军只有45个轻型炮兵连和15个重炮连，且在围城最初几天就损失了30%的火炮。另外，红军弹药充足，伤员也能得到较好的医治。红军的大部分补给可以从占领的地区获得。除了面粉、糖、烟草和作战物资外，所有物资都是在本地征用的。[102]有时红军在征用物资时会付钱，但这只有象征性意义，因为军方印的纸币是没有担保的，1946年匈牙利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一，部分原因也就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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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红军对德军和匈军形成了压倒性的兵力优势，但数量优势并没有起到决定性作用。在任何城市攻防战中，防守方都拥有巨大的主场优势，可以快速重组部队，在局部形成兵力优势。红军兵力差不多只是德军和匈军的两倍，但这足够了，因为德军和匈军不仅严重缺少弹药，无法使用重武器，还经常逃避战斗。在正常情况下，攻方需要三倍于守方的兵力才能获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布达佩斯攻防战的早期阶段，或者柏林、布雷斯劳、波森的围城战中，攻方兵力都达到了守方的十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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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和匈军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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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日，红军炮兵开始轰击驻在鹰山锡安圣母修道院的匈军军部。欣迪和他的参谋部转移到了布达城堡区的山多尔宫，军部的大多数部门则驻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德军的军部驻在韦尔伯齐街，离欣迪不远。1月初，两个军部都转移到城堡山下方隧道的防空洞里。[103]这个两层的防空洞有自己的通风系统和发电机，在整个围城期间一直正常运作。德军指挥部占据了底层，匈军在上层。即使在这里，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也维持了他那一套官僚作风，设置了接待室、秘书和固定的办公时间。[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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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文所述，两个指挥部之间很少合作。德军指挥部发布命令时丝毫不考虑匈军的意见；德军部队对市民为所欲为，随便征用物资，没有充分理由就炸毁建筑物。在两个指挥部都被迫迁往隧道之前，德军只有两名上尉负责同匈军联络。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和他的参谋长乌斯道·林德瑙中校都认为没有必要与匈军指挥部当面接触。两个指挥部在向外界发布报告时也不会征询对方意见，反而互相横加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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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指挥层的内部也不融洽。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从未离开过防空洞，对他的军官们很不信任，不断检查他们。第13装甲师师长格哈德·施米德胡贝少将授权一位军官携带该师作战日志和其他文件于12月30日飞出包围圈（之所以选择此人，是因为他的身份特殊）。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因此指责施米德胡贝“鲁莽地削弱了本师的作战兵力”。[105]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不断地抱怨第13装甲师的总兵力与作战兵力之间的差距，该师不得不做了一次统计，在报告中列出了它下属所有单位的情况，但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又拒绝接受这次调查的结果。在突围之后的一次调查中，党卫军第8骑兵师首席参谋米茨拉夫少校记录了自己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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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不是个好领导。不管怎么说，总司令待在隧道里六个星期不出来，这可够新鲜的。他的军官也是这样。他们只是在获颁骑士十字勋章后才礼节性地视察一下部队。大家对参谋长林德瑙少校［后来升为中校］的批评尤为激烈。据说他缺少必要的严肃性。他们总是那么镇静和自信，完全不了解真实情况。[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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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卡尔·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党卫军第9山地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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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队指挥官的背景和性格各不相同。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生于1888年，是一个医生的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中尉军衔服役，后来加入了新建立的保安警察。1928年至1930年，他在智利担任宪兵教官。1939年到1940年，他担任党卫军“警察”师师长，后来担任帝国保安总局（领导人是党卫队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下属的殖民警察部门的长官。当时帝国保安总局正在考虑建立一支非洲殖民地警察部队。1943年8月27日到1944年6月11日，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担任党卫军第6“拉脱维亚”军的军长，一直在相对平静的北方集团军群前线。1944年9月，他来到布达佩斯，帮助阻止霍尔蒂与盟国单独媾和，并主持组建新的武装党卫军部队。若不是红军两周后兵临城下的话，霍尔蒂的失败和随后发生的亲德政变也不会让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成为一位重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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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不是纳粹党员，也从没有行过“希特勒万岁”的礼节。他是经验丰富的警官，德军高层任命他为布达佩斯军级集群的指挥官，是希望他能够阻止骚乱和叛逃。他是个迂腐的官僚，坚持严格遵守所有规章制度。例如，1940年，他判处一名士兵10天监禁，因为这名士兵从一所空房子里拿走了一磅咖啡。他的部下对他的评价都很差。赫尔穆特·沃尔夫中校愤恨地回忆道：“我们的全部有益建议换来的都是他那充满污言秽语的傲慢回答。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总是在报告里撒谎。例如，布达佩斯东站的失陷比他报告的要晚两天。他的所有报告都夸大其词，就连他的副官也直摇头，宣称自己绝不敢上报这些东西。”[107]巴尔克上将说，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是“文官”，或者顶多算得上是“政治”将军，他和他的参谋长两个人都“无力控制局面”，但“没法被替换”，因为包围圈内实在没有合适人选。[108]尽管巴尔克对所有的党卫军将领都有偏见，但他的批评不是毫无根据的。1955年，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被苏联释放，是最后一批被释放的德国战俘之一。1971年，他在西德遇车祸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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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的参谋长乌斯道·林德瑙时年三十岁，是德军最年轻的参谋军官之一，资质极佳。他于1944年12月19日从维也纳来到布达佩斯。尽管他不属于党卫军，但他被提升为党卫军第9山地军的参谋长在当时并不奇怪。党卫军没有自己的参谋学院，它的高级军官往往来自国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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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乌斯道·林德瑙中校（图中穿的是上尉制服），党卫军第9山地军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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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第8骑兵师的师长是党卫队旅队长（少将）约阿希姆·鲁莫尔。他于1910年出生在汉堡一个农民家庭。1930年，他加入纳粹党，不久之后加入党卫军。从二战爆发以来，他在很多不同部队中吸取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突围中他受了伤，后来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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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军第22骑兵师的师长是党卫队旅队长（少将）奥古斯特·齐恩德，他于1903年在符腾堡出生。他在1918年十五岁时参军，作为中士一直服役到1933年。带着荣誉退役之后，他加入纳粹党，1935年成为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上尉）。二战期间，他担任营长和团长的职务，一直到1944年11月。他在突围失败后也自杀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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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装甲师师长格哈德·施米德胡贝少将于1894年在普鲁士出生。1914年，他成为预备军官。他于1920年离开军队，但于1934年再次加入陆军。他在法国和苏联前线担任过营长和团长，多次受勋。在布达佩斯围城期间，他因为曾在格德勒偷过一条波斯地毯而良心不安，于是给了拜纽夫斯基上尉100辨戈用来周济一个穷人。[109]他参加了第一波突围，在干草广场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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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格哈德·施米德胡贝少将，第13装甲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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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装甲师第66装甲掷弹兵团的团长威廉·舍宁少校（后来升为中校）于1908年出生在东普鲁士的贡宾嫩。围城期间他还负责指挥该师的另一个团，所以他临时代行了师长的职责。而施米德胡贝负责指挥佩斯一面的所有战斗群，包括舍宁的单位。舍宁多次负伤，从布达突围后成功逃到德军战线。他对围城的经历念念不忘，直到1987年他在波鸿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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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威廉·舍宁中校，第13装甲师第66装甲掷弹兵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