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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帅堂”装甲师师长京特·冯·帕佩少将于1907年出生在杜塞尔多夫。二战期间，作为正规军军官，他先后指挥过多个连、营和团。由于表现优异，他获颁橡叶骑士十字勋章。1944年12月23日，帕佩被调走，奉命去组建“统帅堂”装甲军，“统帅堂”师的指挥权被交给该师装甲掷弹兵团的团长赫尔穆特·沃尔夫中校。沃尔夫在突围中逃脱，后来成为西德联邦国防军的将军，1989年在德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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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1国民掷弹兵师代理师长赫伯特·屈恩迪格从最低的军衔一直升到中校，成为参谋军官，同样获颁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这个师只有一部分被包围在布达佩斯，后来在原师长马丁·比贝尔少将指挥下在包围圈外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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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党卫军三级小队副（下士）阿道夫·约翰，十九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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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阿道夫·约翰，五十五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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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军和德军的指挥结构有一些显著不同。最突出的一点是，匈军军官在四十岁时顶多能升到中校军衔，例如比尔尼策·艾尔诺成为将军时已经五十岁了。而德军有的中校仅三十岁，有的将军仅四十岁。这就是为什么德军军官比匈军军官更富有激情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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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迪·伊万大将于1890年出生在布达佩斯。1909年，他成为士官学员。一战期间他晋升为中尉，获颁三级铁冕勋章。这对他这个级别的军官来说是极高的荣誉。战后他成为反谍报军官。1924年匈军对所有军官进行的年度评估当中，他得到的评价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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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成熟、坦率。他性格活泼乐观，智力超群，颇具军事才华，头脑敏捷灵活，极为尽职尽责和勤奋。……在战斗中他是勇敢、冷静、谨慎的指挥官，他凭借个人勇气成了所有下属的表率。……作为上级，他非常严格，有节操且公正。他非常关心下属，对他们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作为下级，他服从上级，严守纪律。[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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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记录优良，但他还是未能在军中获得更高的职位，也许是因为他在参谋军官考核中成绩不是很高。1928年，他辞去反谍报部门的工作，随后四年在卢多维卡军事学院担任德语教师。1932年，他获得法学学位，被任命为匈军最高统帅部的顾问，负责纪律和荣誉方面的问题，后来成为该部门的主管。1936年，他被认为是“绝佳”的参谋军官，1940年又被评价为“思想成熟，理解能力优秀，富有责任心和主动性，能够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111]1942年他晋升为少将，掌管匈军第1步兵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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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世纪30年代军官与毕业生的宴会。第二排身穿中校制服的谢顶男子就是欣迪·伊万，他后来成为大将和匈军第1步兵军军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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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10月15日霍尔蒂的停火企图中，欣迪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他的上级奥格泰莱基·贝拉中将下令，在匈牙利正式脱离轴心集团的命令下达之前驱逐正要占领鹰山和布达城堡的德军士兵。欣迪自作主张，逮捕了奥格泰莱基·贝拉。很可能是奥格泰莱基的参谋长霍瓦特·山多尔中校说服了欣迪这么做，因为霍瓦特是箭十字党的同情者。当奥格泰莱基发布命令时霍瓦特提出了抗议。奥格泰莱基坚持自己的命令，于是霍瓦特离开了房间。半个小时后，欣迪和另外两名军官突然来到奥格泰莱基的房间。据奥格泰莱基回忆，欣迪是他们的发言人：“‘我邀请中将阁下和第1步兵军加入箭十字党。’‘不行，不行，不行。’我说。欣迪说，‘中将，请把指挥权交给我’。同时采齐上尉跳到我的办公桌后面，拔掉了电话线。他或者另一个人还把我的手枪皮套从钩子上拿走了。”[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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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欣迪向军部的60名军官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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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人阴谋反对我们的德国战友。奥格泰莱基本可以阻止那些叛徒，却没有这么做。相反，他还加入了叛徒那边。不幸的是，摄政王受到了犹太奸细和失败主义者的蒙蔽，并且不想与这些犯罪团伙划清界限。广播上的宣言是叛国行为。摄政王很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宣言。否则他本人就会读这个宣言，而不是让一个普通新闻播音员来读。为了阻止叛变，我不得不接管指挥部。我期待本军的军官支持我。[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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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欣迪正式成为该军军长，15天后又被提拔为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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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迪的行为让他的好几个熟人大为震惊。大家一般觉得他是个谦逊、文静的完美绅士，没人明白他为什么和箭十字党站到一起。有人问他为什么接受指挥权，他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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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防部的办公桌前度过了很长时间，处理枯燥而愚蠢的所谓荣誉问题。我一直想上战场，但我的申请总是遭到拒绝。我的愿望却一直没有变：指挥一支部队，升到尽可能高的军衔。10月15日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成了中将，还负责防守布达佩斯。我以军人的身份接受这个任命，而不考虑政治或政府制度。我的梦想实现了，现在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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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欣迪对自己都不能坦白他这么做的真正动机。像他这样一个军人，从来都不是热衷于攀爬官阶的人，现在突然间为了个人野心背叛摄政王和上级，这似乎不大可能。更可能的原因是，他被德国人蒙蔽了双眼，而且从根本上仇恨苏联制度。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孤单：很多既不支持箭十字党也不支持德国人的军官做出了和他一样的选择。卫队长弗尔代什·久洛一直对霍尔蒂政府忠心耿耿，在接到命令去反对德国人时，内心极为矛盾，后来自杀了。第2“阿尔帕德大公”骠骑兵团的士官全都来自匈牙利平原的农民家庭，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听到摄政王停火的宣言后派了代表去见军官们，请求允许他们在匈牙利投降的情况下加入武装党卫军。[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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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迪不是箭十字党的狂热分子，而是他那个时代典型的职业军官。他的思想受到了1919年匈牙利公社[116]和长达二十五年的反共教育的影响：“对我来讲，共产主义就意味着抢劫、谋杀，尤其是宗教信仰的丧失和道德的堕落。”[117]1946年10月15日他接受人民法庭质询时这样说道。他被判处死刑，后来被处决。即使在对德国人幻想破灭、越来越意识到一切牺牲都毫无意义时，他也没有放弃反共信念。他的正式报告清楚地表明，他对斗争的毫无意义看得越来越清楚。到1945年1月中旬，他已经把布达佩斯的毁灭看作既成事实；到2月初，他已经把希特勒在无线电上不断许诺的解围视为“童话”。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对红军的看法甚至比对德军要积极。但由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极为恐惧，他仍不能独立自主地做出对德国盟友不利的事情。他被捕之后对自己的命运不抱幻想。他对一位朋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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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真实情况都告诉了秘密警察。我差一点给他们口述了我的自白书。他们很吃惊。我什么都不否认，也没有歪曲事实。他们只对一个短暂时期感兴趣：1944年10月15日到1945年2月底。四个月。我的审判官很清楚，在1944年10月15日之前我是一清二白的。你知道，我总是反对极端。即便在10月15日之后我也没有参加任何暴行，而是尽可能地阻止暴行。[118]我以军人的身份接受了布达佩斯防御的指挥权。就这么多。我的案子不需要目击证人，无论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的证人。我要说的只有真相。我会被判处死刑的。[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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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箭十字党政府授予欣迪“处理首都地区及布达佩斯王宫的匈牙利事务的全权”，所以屠杀犹太人的命令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的。但他挽救了一些犹太人，亲自命令律师沃尔高·拉斯洛去买必需的证件。当时在内务部工作的凯赖斯泰什·山多尔免费为他搞来了这些证件（凯赖斯泰什在五十年之后成为匈牙利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的名誉主席）。作为回报，欣迪签署了对沃尔高·拉斯洛和他的一个同事的豁免令，尽管欣迪肯定知道这两个人是逃兵。[120]不过，这还不足以开脱欣迪对大屠杀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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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迪的一生标志了匈牙利右派军官的失败。尽管他个人反对极端主义和种族屠杀，但他还是负担了这种罪行的责任。作为指挥官，他没办法阻止箭十字党民兵对犹太人的屠杀，但还是把自己的名义借给他们，而没有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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