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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正在向他的军官作指示。他的右后方是“布达佩斯集群”指挥官伊万·阿方因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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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季翁·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于1898年出生在敖德萨。他从一开始就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6年作为俄国远征军的一员来到法国。1919年他回国后立刻加入了红军。1920年，他作为士官到指挥官培训学院学习，1930年从伏龙芝总参谋部学院毕业。1936年，他成为一个军的参谋长，被派往西班牙担任军事顾问，在那里一直待到1939年。他很快晋升为少将，1941年3月成为步兵第48军军长。该军主要负责防备罗马尼亚的威胁。他所在的近卫第9集团军是当时红军最强大的一个集团军。[127]他后来担任近卫坦克第6集团军司令员，短期内连续担任了其他七个职务，随后在斯大林格勒担任近卫第2集团军司令员。1942年他晋升为上将，1944年5月晋升为元帅，担任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员。他解放了敖德萨，并在雅西-基什尼奥夫的一系列作战中几乎全歼弗里斯纳的南乌克兰集团军群。德国投降后，马利诺夫斯基作为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发动了对日本关东军的主攻。1955年以前他一直担任远东部队的指挥官，苏共二十大之后成为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作为尼基塔·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他后来成为国防部部长。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也没影响到他，他在国防部部长的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67年去世。他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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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托尔布欣于1894年出生在雅罗斯拉夫尔地区的安德罗尼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起初是个少尉，后来晋升为参谋上尉。据说他非常体察士兵疾苦。1917年革命后他担任组织工作。1919年，他先后担任北方、东方和加里宁方面军的参谋军官。由于作战英勇，他获颁红旗勋章。他随后以优异成绩从伏龙芝总参谋部学院毕业，在总参谋部担任过多个职务。1941年，他担任外高加索方面军和高加索方面军的参谋长，1942年担任克里米亚方面军参谋长。红军从克里米亚撤退后，他被任命为第57集团军司令员。他率部从一开始就参加了斯大林格勒会战，在击退德军援军的行动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此后他先后担任了多个方面军的司令员，并于1944年5月担任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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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费奥多尔·托尔布欣元帅，乌克兰第3方面军司令员，被他的军官簇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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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布欣头脑沉着冷静，擅长处理人际关系，被认为是一位优秀的军事领袖。1945年1月，由于德军的第三次解围攻势，托尔布欣的部队在外多瑙南部地区陷入危境，斯大林允许他撤退，但他还是选择坚守，证明了自己的勇气。他的这个决定意味着他把自己的生命当赌注，因为斯大林对失败是绝不宽容的。1945年3月16日起，他和马利诺夫斯基一起围攻维也纳。战后他担任驻在匈牙利的红军南方集群[128]司令员。从1947年到1949年他去世，他一直担任外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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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我在战斗，你必须为了胜利而工作。”当时东线鼓吹团结的招贴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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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军的特殊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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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成为前线城市之后，有几个人开始组织作战序列之外的特殊志愿部队。第一支这样的部队是普罗瑙伊·帕尔中校组织的，他当时已经七十高龄。普罗瑙伊在1919年就组织过志愿军反抗共产党人，1921年还反抗过奥地利人。在1921年的行动中损失自己的部队之后，他多次努力想要组建新的队伍，但都失败了。他没有机会在战斗中证明自己，随后几十年间被卷入了一系列丑闻、可疑的荣誉问题以及法庭审判。他甚至在大街上和诉讼对手斗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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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占领匈牙利之后，普罗瑙伊再次试图建立一支部队，但没有成功。1944年10月15日箭十字党发动政变之后，他向新任的总动员部长科沃尔奇·埃米尔申请军械，并亲自站在奥波尼广场招募追随者。即使这样，他还是差点失败。邦多尔·维尔莫什中尉回忆道：“纪律松懈得可怕。老头子周围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人，对现代战术一无所知，还喜欢瞎掺和。”[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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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参谋部负责组织突击队的米科·佐尔坦上尉拒绝向普罗瑙伊提供武器，并且普罗瑙伊也没有办法开展适当的招募和训练，他招募到的人最后都离他而去。他属下的连长翁瑙伊·拉斯洛几周后和他吵翻了脸，决定自己组织一个分队，而起初加入普罗瑙伊队伍的大学生后来都转到了大学突击营。普罗瑙伊指责翁瑙伊偷走了他的士兵，并辱骂学生领袖埃利舍·久洛，他的军官们不得不动粗才控制住这个老头子。普罗瑙伊戴着宽边布尔帽，系着镶钉的皮带，束着巨大的手枪套，手执马鞭，[131]向多个指挥部请求帮助，但没人愿意支持他，欣迪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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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告诉我，他已经从政府获得批准，建立一支特别分队，现在向我要武器。我告诉普罗瑙伊，我根本不知道政府批准的事，而且就算政府真的批准了，政府肯定知道我根本没有多余的武器和被服。在我的询问下，普罗瑙伊说他能征召1500人。我一直很反感用这种方式征召部队，考虑到普罗瑙伊的年纪，只能婉言谢绝。我问军部的军需官是否知道普罗瑙伊分队的事情，因为他们肯定需要给养。军需官说普罗瑙伊的人领了1500人的给养。……不久之后，我发现他只有100到120人，而且根本没有武器。[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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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期间普罗瑙伊变得无精打采，很少拜访军部。他的分队于1945年1月7日被正式合并到武装国民卫队。[133]人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是在突围时。据说他在库特维尔日山谷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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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罗瑙伊相比，翁瑙伊·拉斯洛更成功。他也吃过官司，1932年7月22日因为策划一起右翼政变而被军事法庭判处降职并监禁六个月。在此之前，他在大街上辱骂自由民主派政治家瓦若尼·维尔莫什，并差一点用拳头打对方的脸，引起了一番骚动。20世纪20年代，他忙于组织各种准军事组织以规避《特里亚农条约》。1938年他参与在上匈牙利组建“破衣卫队”，并在下喀尔巴阡山地区成功开展游击战。1943年在尼斯托尔·佐尔坦鼓动下，翁瑙伊开始考虑组建一个突击营。尼斯托尔是个工兵中校，曾在德军的一支突击工兵部队担任观察员，参加过沃罗涅日攻城战。尼斯托尔曾向匈军总参谋长松鲍特海伊·费伦茨大将建议在匈军组建类似的部队，理由是在缺少自然屏障的地域，大多数战斗是争夺建筑物的防御战。松鲍特海伊没有答复他，于是尼斯托尔把这个想法灌输给了翁瑙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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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翁瑙伊·拉斯洛，翁瑙伊营的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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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瑙伊是箭十字党政变后最早投向萨拉希的人之一。1944年12月，他得到科沃尔奇·埃米尔的批准建立一个独立突击营，成员是公共事业单位的箭十字党党员、东线老兵协会成员、年轻的准军事组织成员、军事院校的学员以及十五到十八岁的男孩。在城市战，尤其是在隧道涵洞内的战斗中，本地邮局、消防队、水利工人及其他事业单位的志愿者非常有用。翁瑙伊创立了“叔叔制度”，让三十五到四十五岁的成年人训练十八岁以下的男孩。两对“叔叔和孩子”构成最小的战术单位，三对是一个班，九对是一个排。12月1日，训练在乌伊拉克砖厂开始。翁瑙伊从党卫军第22骑兵师搞来了教官和武器。训练非常艰苦，好几个学员受了伤：有人在爬过带刺铁丝网障碍物时臀部中弹，有人在倾盆大雨中攀爬房屋时摔了下来。[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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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瑙伊用自己的办法解决食物补给的问题。首先，他抢走了森特基拉利街商店储存的从犹太人那里没收的烈酒、鹅肝和其他补给品，这当即招致了当地箭十字党机关的抗议。这些补给还不够，于是他对蒂马尔街面包房的工作人员实施了“保护性监禁”，强迫他们不分昼夜地为他的营工作。同样的命运降临到维也纳路糕饼店和匈军第23补给站，为此他和城防司令奇普凯什上校发生了激烈争吵。他还“保护性监管”了猎人街的卡尼茨印刷厂，强迫该厂为他们印制突击营的身份证明和伪造文件。他是个反犹狂，但仍然让一位“罗特大叔”及其妻子为文件准备印花，并管理厨房；作为回报，这对犹太夫妇得到了和其他人一样的食物配额，而且从来没有人伤害他们。但有确凿证据表明，翁瑙伊的部下在玛格丽特大道抓了46名犹太人，并在托尔迪高中的地下室和多瑙河堤坝上将他们处死。[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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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得到了犹太人的食物，该营享有待遇比正规军还好的声誉。12月22日，该营被正式命名为匈牙利王家翁瑙伊快速机动营，此时拥兵638人。很长时间以来，翁瑙伊一直学希特勒和萨拉希的样子，穿着一件没有任何军衔徽章的上衣。有人对此提出了抱怨，但翁瑙伊为了抗议他于1932年被判处的刑罚，表示除非军方恢复他的军职，他绝不穿军服。圣诞节后，萨拉希正式提升他为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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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瑙伊营是唯一拥有自己的安全部门的民兵组织，有10个人专门负责处决被抓住的逃兵和穿平民服装的红军士兵。该部门的长官久洛伊-莫尔纳·费伦茨上尉负责监听红军无线电，塞凯赖什上尉在两名鲁塞尼亚士兵帮助下使用扩音器搞宣传，科瓦奇·安德烈中尉负责招募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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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4日，该营主力被部署在亚诺什医院附近，负责封锁从许沃什沃尔吉山谷到布达的道路。但到12月25日，布达前线的稳定显得至关重要时，该营四个连中的三个却得到命令，参加匈军第10步兵师在佩斯以东切莫尔附近的反击。[136]12月26日，反击成功，匈军夺回了之前的阵地，但随后红军坦克突破了匈军第12后备师的防线，新夺回的阵地不得不被放弃。翁瑙伊营损失很大，没有通知任何人就撤回了布达。对于随后发生的情况，各种资料之间有很多矛盾。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匈军军官指责翁瑙伊（此时他受了轻伤）临阵脱逃，而翁瑙伊则责怪他们反击失败，还损失了他的一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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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翁瑙伊营被部署在布达防御圈也许是最危险的地段，在激烈战斗中损失惨重。为了补充兵力，翁瑙伊在地下室（很多平民躲藏在那里）大肆搜罗可以作战的人员，找到什么人就塞给其一支步枪，不管此人会不会开枪就将其推上前线。为了防止有人当逃兵，他用无线电向红军宣布，翁瑙伊营不接受任何俘虏，[137]于是红军对翁瑙伊营的被俘人员也毫不手软，不管这些人是不是被强迫作战的。12月底，天主教慈幼会寄宿学校的学生也被征入了该营。这些学生从未经过任何训练，还穿着平民服装，大多数人几天内就丢了性命，尤其是在1945年1月底的塞尔·卡尔曼[138]广场的战斗中死了很多人。突围时翁瑙伊营只剩100到120人，其中很多人受了伤。翁瑙伊本人在库特维尔日山谷被杀。[139]翁瑙伊营的很多幸存者因为参与暴行，后来受到了人民法庭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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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多伊奇·捷尔吉是个特例。他战后在纽约开了有名的四季餐厅。他从强制劳动队逃出后加入了箭十字党民兵，后来加入翁瑙伊营。佩斯陷落前不久他试图逃跑，被抓住，在“体检”中被发现是犹太人。他声称自己是特兰西瓦尼亚安息派教徒（虽然也行割礼，但一般不被认为是犹太人），却还是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带往多瑙河处决，然而他幸运地再一次逃脱。[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