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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欣迪向军部的60名军官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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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人阴谋反对我们的德国战友。奥格泰莱基本可以阻止那些叛徒，却没有这么做。相反，他还加入了叛徒那边。不幸的是，摄政王受到了犹太奸细和失败主义者的蒙蔽，并且不想与这些犯罪团伙划清界限。广播上的宣言是叛国行为。摄政王很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个宣言。否则他本人就会读这个宣言，而不是让一个普通新闻播音员来读。为了阻止叛变，我不得不接管指挥部。我期待本军的军官支持我。[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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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欣迪正式成为该军军长，15天后又被提拔为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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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迪的行为让他的好几个熟人大为震惊。大家一般觉得他是个谦逊、文静的完美绅士，没人明白他为什么和箭十字党站到一起。有人问他为什么接受指挥权，他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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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国防部的办公桌前度过了很长时间，处理枯燥而愚蠢的所谓荣誉问题。我一直想上战场，但我的申请总是遭到拒绝。我的愿望却一直没有变：指挥一支部队，升到尽可能高的军衔。10月15日给了我这个机会。我成了中将，还负责防守布达佩斯。我以军人的身份接受这个任命，而不考虑政治或政府制度。我的梦想实现了，现在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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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欣迪对自己都不能坦白他这么做的真正动机。像他这样一个军人，从来都不是热衷于攀爬官阶的人，现在突然间为了个人野心背叛摄政王和上级，这似乎不大可能。更可能的原因是，他被德国人蒙蔽了双眼，而且从根本上仇恨苏联制度。在这一点上他并不孤单：很多既不支持箭十字党也不支持德国人的军官做出了和他一样的选择。卫队长弗尔代什·久洛一直对霍尔蒂政府忠心耿耿，在接到命令去反对德国人时，内心极为矛盾，后来自杀了。第2“阿尔帕德大公”骠骑兵团的士官全都来自匈牙利平原的农民家庭，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们听到摄政王停火的宣言后派了代表去见军官们，请求允许他们在匈牙利投降的情况下加入武装党卫军。[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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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迪不是箭十字党的狂热分子，而是他那个时代典型的职业军官。他的思想受到了1919年匈牙利公社[116]和长达二十五年的反共教育的影响：“对我来讲，共产主义就意味着抢劫、谋杀，尤其是宗教信仰的丧失和道德的堕落。”[117]1946年10月15日他接受人民法庭质询时这样说道。他被判处死刑，后来被处决。即使在对德国人幻想破灭、越来越意识到一切牺牲都毫无意义时，他也没有放弃反共信念。他的正式报告清楚地表明，他对斗争的毫无意义看得越来越清楚。到1945年1月中旬，他已经把布达佩斯的毁灭看作既成事实；到2月初，他已经把希特勒在无线电上不断许诺的解围视为“童话”。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对红军的看法甚至比对德军要积极。但由于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极为恐惧，他仍不能独立自主地做出对德国盟友不利的事情。他被捕之后对自己的命运不抱幻想。他对一位朋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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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真实情况都告诉了秘密警察。我差一点给他们口述了我的自白书。他们很吃惊。我什么都不否认，也没有歪曲事实。他们只对一个短暂时期感兴趣：1944年10月15日到1945年2月底。四个月。我的审判官很清楚，在1944年10月15日之前我是一清二白的。你知道，我总是反对极端。即便在10月15日之后我也没有参加任何暴行，而是尽可能地阻止暴行。[118]我以军人的身份接受了布达佩斯防御的指挥权。就这么多。我的案子不需要目击证人，无论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的证人。我要说的只有真相。我会被判处死刑的。[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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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箭十字党政府授予欣迪“处理首都地区及布达佩斯王宫的匈牙利事务的全权”，所以屠杀犹太人的命令是以他的名义发出的。但他挽救了一些犹太人，亲自命令律师沃尔高·拉斯洛去买必需的证件。当时在内务部工作的凯赖斯泰什·山多尔免费为他搞来了这些证件（凯赖斯泰什在五十年之后成为匈牙利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的名誉主席）。作为回报，欣迪签署了对沃尔高·拉斯洛和他的一个同事的豁免令，尽管欣迪肯定知道这两个人是逃兵。[120]不过，这还不足以开脱欣迪对大屠杀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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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迪的一生标志了匈牙利右派军官的失败。尽管他个人反对极端主义和种族屠杀，但他还是负担了这种罪行的责任。作为指挥官，他没办法阻止箭十字党民兵对犹太人的屠杀，但还是把自己的名义借给他们，而没有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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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在首都维持作战纪律的参谋长是考兰蒂·伊姆雷中将，他是匈牙利拳击联合会主席，围城时已经六十九岁。他在一战中担任过突击连连长和营长，是匈军获颁勋章最多的军官之一。听说城市被合围时，他立即请求欣迪把他安排到一个作战单位去，宣称自己健康状况极佳。他是经常巡视前线的少数军官之一。“他是一位几乎不可摧毁的战士。他的汽车每天都会被炮火打中，但是如果车子前面中弹，他就偏偏坐在后面；如果后面中弹，他的位置偏偏在前面司机旁边。他的脸上和手上满是伤痕。他没有汽车时就骑自行车，没有自行车时就步行。”[121]1945年1月17日，他受了重伤，将指挥权交给了瑟凯·翁多尔少将。瑟凯后来在布达佩斯南站附近的战斗中也负了伤。考兰蒂在突围中被俘，因为患了痢疾而身体虚弱，在一次强制行军中死去。瑟凯则于1945年4月在索尔诺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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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考兰蒂·伊姆雷中将（图中穿的是少将制服），负责维持作战纪律的单位的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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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击炮兵指挥官比尔尼策·艾尔诺中将于1889年出生于阜姆[122]。1942年至1943年冬天，他在顿河前线担任一个炮兵军的军长。1944年9月，他奉命组建和指挥突击炮兵，这是匈军最年轻的兵种。[123]他是匈军指挥部唯一成功从布达佩斯突围的成员，但在派尔巴尔附近被俘。1948年，从战俘营获释一个月后，他又被逮捕，在作秀审判中被判处三年徒刑，随后改判八年。由于他的刑罚包括没收所有财产，他出狱后一贫如洗，在一家医院当了门房。20世纪60年代，逃到西方的军官领袖之一扎科·安德拉什少将试图说服比尔尼策为西方情报机构工作。当时比尔尼策已经七十高龄，身心俱疲，拒绝了这个要求，并向政府报告。匈牙利政府利用这件事情大作政治宣传。作为报酬，比尔尼策得到了一套公寓和一笔不多的退休金。他于1976年在布达佩斯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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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比尔尼策·艾尔诺中将（图中穿的是少校制服），突击炮兵指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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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拉什·山多尔上校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长期扛着步兵中尉衔，后来加入了因为受到《特里亚农条约》限制而秘密组建的匈牙利空军。他在意大利受训，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西班牙内战。1942年11月，他成为匈牙利空军参谋长，但后来在德国人的压力下改任战争学院院长。1944年11月该学院关闭后，他接管了第10步兵师的步兵单位的指挥权，11月26日又接替欧斯拉尼·科尔内尔少将，担任该师师长。1945年1月15日，安德拉什叛逃到红军那边。当年晚些时候，他被任命为新的匈牙利军队的总参谋长。后来因为他批评了军事政策部的审讯方式，遭到共产党报纸的攻击，于是辞去总参谋长职务。1946年12月19日，他被逮捕，在作秀审判中被判死刑，后来又改判终身监禁。在1956年革命中，他被瓦茨监狱释放。革命被镇压后，他逃到了加拿大。1978年他来到奥地利的艾森施塔特，于1985年以八十七岁高龄在那里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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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安德拉什·山多尔上校，匈军第10步兵师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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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保安营的指挥官韦赖什瓦里·拉斯洛中校是最残暴的军官之一。他从1944年3月起在前线服役，10月17日奉命指挥保安营。他的单位经常处决被强制服役的劳工或士兵，以威慑各种不当行为。他甚至以怯战的罪名判了属下一名少尉死刑，随后又赦免了这个人，对其横加凌辱，直到这名少尉不堪忍受而自杀。韦赖什瓦里经常辱骂和殴打士兵，甚至不准他们休息五分钟去抽支烟。有一次，他在拉伊曼约什铁路路基上走来走去，手执马鞭，在一阵弹雨中向士兵发号施令。[124]他的营被歼灭后，他成为负责防御城堡区的单位的指挥官。他非常令人憎恶。一名宪兵军官回忆道：“韦赖什瓦里是城堡的魔王，一天到地下室两次来检查我们，他来的时候哨兵就会喊，‘注意！韦赖什瓦里来了！’他总是吹嘘自己指挥过的三个营都死光了。他的外貌令人作呕，肥胖，傲慢，总是带着讥讽的表情……总是吹毛求疵。我们都非常讨厌他，有人决定下次他再来就把他干掉。”[125]但他没有被自己人干掉。据目击者说，韦赖什瓦里于1945年2月15至17日在突围时被红军打死在皮利什乔包西南的地方。[126]1944年1月末，上级授予他匈牙利功勋十字勋章，以表彰他的“英勇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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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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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攻布达佩斯的苏联将领的情况很少为人所知，部分原因是俄罗斯的档案很少公开，但主要原因是苏联时期出版的回忆录往往缺少对将领生平的介绍。只有对两个乌克兰方面军的元帅，我们有比较详细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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