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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集团军群和布达佩斯驻军的指挥官都同意，要想守住整个布达佩斯桥头堡是不可能的。他们也都同意，撤退到较短战线上可以稳定局势，因为那样需要的兵力较少。最实际的解决方案是干脆完全放弃佩斯桥头堡，加强防守布达，并准备突围。南方集团军群参谋长格罗尔曼中将主张快速撤退，而布达佩斯驻军的直接上司巴尔克上将主张逐次缓慢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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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希特勒12月24日的命令禁止从佩斯桥头堡撤军，党卫军第9山地军还是开始准备突围。希特勒要求同时坚守布达与佩斯两地待援，这一命令根本无法执行，该军已经别无选择。12月26日，布达佩斯与南方集团军群指挥部之间的地下电话线仍然工作正常。大约中午，布达佩斯广播台宣布守军即将突围。[8]这可能是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下的命令，但他在回忆录中说，他是在12月27日决定违抗希特勒的命令的。12月28日，希特勒又下达命令，明确禁止突围。[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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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不仅在12月24日，还先后在11月23日、12月1日以及12月14日（该日三次）下令禁止突围。我们不禁要问，既然如此，党卫军第9山地军的指挥官为什么还要准备突围。他们也许是希望希特勒本人能够看清局势已急剧恶化，在最后一刻同意突围。12月24日，党卫军第8骑兵师收到希特勒允许撤退的命令，此时该师早已开始运动。德军各个指挥部面临的困境是不得不反复修改先前的命令，原因是希特勒习惯于事必躬亲，处处插手，保留了对各级部队甚至营级单位的直接指挥权，而军方没有多少实际的决策权。希特勒从遥远的柏林下达的指示传到前线时往往已经过时，于是一些较有主见的将军认为自己可以先斩后奏，因为他们想要的命令迟早会来。但党卫军第9山地军军部迷信解围的诺言，而且在关键时刻缺乏自信，不敢违抗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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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军指挥部在此事上没有实权。匈军第1步兵军的报告表明，欣迪和他的参谋部早在12月26日就主张突围，但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答复说，他在“当前”不能接受这种建议。[10]这位德国将军一贯认为，根本没有必要向匈牙利同僚解释他所做决定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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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和罗军在布达佩斯东缘的猛攻一直持续到12月28日。佩采尔和费里海吉之间的匈军第1和第13突击炮营无力封闭党卫军第8骑兵师撤退后留下的缺口，被红军歼灭了。而第16和第24突击炮营不仅成功地守住了阵地，甚至还将占领拉科什凯莱斯图尔和乌伊马约尔的敌军驱逐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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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佩斯东北角，红军沿西洛什溪扩展了他们的战线，几乎全歼对面匈军的两个营。在附近的拉科什圣米哈伊，德军五次反击都因遭到红军顽强抵抗而失败了。红军的尼古拉·霍丹科少尉一个人就击毁了三辆装甲车：这是他荣获“苏联英雄”称号的部分原因。[11]匈军第1步兵军的保安营也被击溃：300到400名补充兵叛变投敌，营长患病，到12月30日该营只剩7名军官和40名列兵。罗军第2和第19步兵师占领了佩采尔和小陶尔乔，进至秦考陶郊区的东缘，那里随后发生了极为激烈的战斗。秦考陶在遭受三次攻击后终于在12月29日至30日的夜间陷落，但罗军第2步兵师损失过大，不得不立即撤离前线。[12]12月28日，佩斯东面和东南面的毛格洛德和贾尔落入红军手中，贾尔西北方的佩斯圣伊姆雷外围发生了巷战。附近多瑙河上的铁路桥被守军炸毁，因为红军已经抵达了该桥的布达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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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系列事件之后，红军用扩音器宣布第二天将派出停战谈判代表。红军还空投传单，敦促德军和匈军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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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曲：停战谈判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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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利诺夫斯基希望尽快拿下布达佩斯，然后进军布拉迪斯拉发和维也纳。他和托尔布欣都经历过斯大林格勒战役，都明白围城战耗时太久、代价太大。不过此前红军还从没有围攻过一座拥有100万人口的欧洲大都市。事实上，由于形势非常复杂，后来动用了15个苏联师和3个罗马尼亚师才攻下布达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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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经斯大林同意，红军指挥部开始向守军劝降。投降的条件非常慷慨：匈牙利人会立即得到释放，德国人会在战争结束后被立即送回国；所有人都可以保留制服和勋章，军官甚至可以保留随身武器；所有人都会得到食物，伤病员会立即得到医治。最后通牒是由两名红军上尉送达的，施泰因梅茨·米克洛什前往佩斯，伊利亚·阿法纳西耶维奇·奥斯塔片科前往布达，但两人都死了，劝降的使命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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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指挥部指责德国人杀害了谈判代表。随后半个世纪里，很多历史学家都把这个事件作为“纳粹法西斯暴行”的明证。[13]在匈牙利，直到1989年匈共下台，每一所学校的学生都不断被提醒铭记这两个人的“遇害”，在所谓的犯罪现场还竖立了雄伟的纪念碑来纪念死者。匈牙利官方的宣传是虚假的，但不管怎么说，这两名代表的确死了，因此他们的故事仍然是战争之荒谬的明证，还能体现幸存者回忆的错误之处，以及官方宣传对真相的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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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泰因梅茨是匈牙利裔苏联人，曾作为马利诺夫斯基的翻译参加西班牙内战，后来成为情报军官。他还没有抵达德军战线就死了。匈军第12后备师反坦克分队的指挥官利特拉蒂-罗茨·久洛中尉记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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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我手下一名炮长报告说，看到一辆带白旗的苏联红军吉普车开了过来。……我们战线面对红军的方向150到200米处，于勒路的鹅卵石路面上铺设的反坦克雷像棋盘一样，肉眼就看得见。……布雷的目的是让红军坦克进攻时在雷场前停下来哪怕是一小会儿，这样就能给我们提供固定的射击目标。我看到吉普车里坐着两个人，司机旁边的人手里挥舞着白旗。让我们极为震惊的是，他们在雷场前仅仅减了速，想要慢慢开过雷场。……一片死寂，双方都没有开一枪。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突然轰的一声爆炸，灰白的烟飘了起来，车子的前部跳了起来，白旗以很大的弧度飞过空中，这情景着实诡异。硝烟散尽后，我们看到汽车残骸停在雷场中间。两个苏联人坐在车里，互相倚着，一动不动。地雷是在车子左侧爆炸的，可能是左前轮触了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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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试着复原现场，就会发现利特拉蒂-罗茨的回忆很成问题。从他所说的位置根本不可能看到他描述的情景，因为他的视线被路上的一个隆起挡住了，而且在他和对面第一条红军战线之间有5米的高度差。另外，这条路以大约5度角略微偏向北方，不是笔直的（参见戈斯托尼出版的地图），因此他的视线受到了限制。考虑到这些矛盾之处，他要么是记错了自己的阵地位置，要么是对红军代表之死给出了错误描述，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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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假设利特拉蒂-罗茨记错了他的阵地位置。如果按照他说的，路面上的地雷用肉眼都看得到，而且他可以看清吉普车里有两个人，那么他的位置的确是在150到200米之外，不会更远。但是路面上有一个2.5米高的隆起会挡住吉普车，直到吉普车来到雷场前20到30米的地方，这时离爆炸不到10秒。10秒时间根本就不够他观察到吉普车开来、看清车内的人，并且看着车子在雷区缓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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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利特拉蒂-罗茨的位置不能确定，红军代表死亡的地点却可以确定。雷场位于于勒路和根伯什·久洛[16]路的十字路口。这个地点是附近的制高点，道路从这里向东和西下坡。地雷不可能布在偏东的地方，因为那样红军就可以轻松地清除地雷，而德军和匈军根本看不到他们。况且，红军坦克在雷场前减速停下时会被斜坡挡住，守军的反坦克武器无法射击。地雷如果布得太偏西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西面最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也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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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再假定利特拉蒂-罗茨对红军代表死亡场景的描述是错误的。考虑到具体地形，红军代表出现和死亡的时间间隔一定非常短，而且当时有小雪、雾气，气温只有25华氏度[17]，能见度一定很低。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反坦克炮指挥官看到敌人车辆，很可能立即开火。尸检发现施泰因梅茨体内有两发轻武器子弹，肯定不是利特拉蒂-罗茨的人发射的。反坦克炮一般部署在第一条战线之后，在这里是沿着根伯什·久洛路的雷场部署的。也可能第一条战线的士兵看到红军代表的车子，然后将反坦克炮的发射误以为是攻击的信号，于是开始用轻武器射击，打中了施泰因梅茨，而他此时可能已经死了。但也可能反坦克炮根本没有开炮，因为弹药短缺，用反坦克炮来打吉普车太奢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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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可能永远都无法查明了。最合理的解释是，利特拉蒂-罗茨的描述在两方面都不准确，尽管吉普车可能确实触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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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组谈判代表由奥斯塔片科上尉率领，起初较为成功。尽管他们也遭到射击，但没有人受伤，子弹只是打到了他们前方。他们又试了一次，抵达德军阵地，对方没有开枪。红军第318师情报科长沙赫沃罗斯托夫少校从电话中得知了施泰因梅茨及其同伴的死亡，但他没有让奥斯塔片科等人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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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叶奥克蒂索维奇·奥尔洛夫中尉从这次行动中活了下来，他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德国人将红军代表蒙上眼睛，开车送往盖勒特山上的党卫军第8骑兵师师部。一番礼貌的寒暄之后，奥斯塔片科把最后通牒送交在场的最高级军官，后者立即报告了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随后将近一小时里，奥斯塔片科和德军参谋军官们闲谈。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拒绝投降后，红军代表就准备返回。“奥斯塔片科把（装最后通牒的）信封放回地图夹，德军中校请我们两人各自喝了一杯苏打水。”奥尔洛夫回忆道，“我们很高兴地接过来，喝了下去。德国人又把我们的眼睛蒙上，抓着我们的胳膊，把我们带出房子。他们把我们推上一辆汽车，又出发了。”[18]红军代表很快接近了德军前沿，受到了党卫军第8骑兵师约瑟夫·巴德尔下士的迎接。巴德尔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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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指挥官命令我把红军代表送回无人地带，之前我就是在那里遇到他们的。我们是步行的。我们接近我军第一线时红军炮击越来越猛烈，尽管几个小时之前红军代表来的时候红军完全停止了炮击。现在他们又开始轰击我军战线了。我向红军上尉（他的德语说得非常好）建议，停下来等炮击停止再走。我还说，我不明白他们的人为什么炮击这么猛，他们明明知道他们的代表还没回去。上尉说，他接到了严格命令，必须尽快返回。我命令队伍停下，摘掉他们的蒙眼布，告诉他们，我可不想玩自杀，我不会再往前走了。我让他们自己穿过无人地带。我必须强调，我们这边绝对没人开枪。敌人炮击停止了，只听得见敌军炮弹的爆炸声。苏联代表一行人开始穿过一个小广场。他们走了大约50米远时，突然一发炮弹落到旁边。我立即卧倒。我抬起头时看到只有两个苏联士兵在继续走。第三个人躺在路上，一动不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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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的回忆与巴德尔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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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我们带到前沿，摘下我们的蒙眼布，我们开始往回走。我们回去时走得比来时快得多。我们大概走到一半时，奥斯塔片科上尉转向我说：“我们应该算是顺利回来了。我们又走运了一次。”他话音刚落，发生了三次巨大的爆炸。我们周围碎片和子弹乱飞。奥斯塔片科上尉转向德国人那边，倒在了地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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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猛烈炮击中，德军一名炮兵观察员和几名士兵同样受了伤。[21]从种种迹象来看，炮击的来源是一个不知情的红军炮兵连，但也可能是部署在附近的一个匈军高炮阵地。[22]根据苏方的尸检，奥斯塔片科背上有两片碎片和四发子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匈军的嫌疑就大大增加了，因为子弹不大可能是红军发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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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奥斯塔片科、施泰因梅茨和他的司机都不是被德国人蓄意杀害的。可能性最大的情况是，他们的死亡是由于偶然和草率。纳粹杀害了几百万人，但他们在战争中从没有杀害过谈判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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