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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我手下一名炮长报告说，看到一辆带白旗的苏联红军吉普车开了过来。……我们战线面对红军的方向150到200米处，于勒路的鹅卵石路面上铺设的反坦克雷像棋盘一样，肉眼就看得见。……布雷的目的是让红军坦克进攻时在雷场前停下来哪怕是一小会儿，这样就能给我们提供固定的射击目标。我看到吉普车里坐着两个人，司机旁边的人手里挥舞着白旗。让我们极为震惊的是，他们在雷场前仅仅减了速，想要慢慢开过雷场。……一片死寂，双方都没有开一枪。一切都发生在一瞬间。突然轰的一声爆炸，灰白的烟飘了起来，车子的前部跳了起来，白旗以很大的弧度飞过空中，这情景着实诡异。硝烟散尽后，我们看到汽车残骸停在雷场中间。两个苏联人坐在车里，互相倚着，一动不动。地雷是在车子左侧爆炸的，可能是左前轮触了雷。[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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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试着复原现场，就会发现利特拉蒂-罗茨的回忆很成问题。从他所说的位置根本不可能看到他描述的情景，因为他的视线被路上的一个隆起挡住了，而且在他和对面第一条红军战线之间有5米的高度差。另外，这条路以大约5度角略微偏向北方，不是笔直的（参见戈斯托尼出版的地图），因此他的视线受到了限制。考虑到这些矛盾之处，他要么是记错了自己的阵地位置，要么是对红军代表之死给出了错误描述，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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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假设利特拉蒂-罗茨记错了他的阵地位置。如果按照他说的，路面上的地雷用肉眼都看得到，而且他可以看清吉普车里有两个人，那么他的位置的确是在150到200米之外，不会更远。但是路面上有一个2.5米高的隆起会挡住吉普车，直到吉普车来到雷场前20到30米的地方，这时离爆炸不到10秒。10秒时间根本就不够他观察到吉普车开来、看清车内的人，并且看着车子在雷区缓慢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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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利特拉蒂-罗茨的位置不能确定，红军代表死亡的地点却可以确定。雷场位于于勒路和根伯什·久洛[16]路的十字路口。这个地点是附近的制高点，道路从这里向东和西下坡。地雷不可能布在偏东的地方，因为那样红军就可以轻松地清除地雷，而德军和匈军根本看不到他们。况且，红军坦克在雷场前减速停下时会被斜坡挡住，守军的反坦克武器无法射击。地雷如果布得太偏西就没有意义了，因为西面最近的一个十字路口也太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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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再假定利特拉蒂-罗茨对红军代表死亡场景的描述是错误的。考虑到具体地形，红军代表出现和死亡的时间间隔一定非常短，而且当时有小雪、雾气，气温只有25华氏度[17]，能见度一定很低。一个神经高度紧张的反坦克炮指挥官看到敌人车辆，很可能立即开火。尸检发现施泰因梅茨体内有两发轻武器子弹，肯定不是利特拉蒂-罗茨的人发射的。反坦克炮一般部署在第一条战线之后，在这里是沿着根伯什·久洛路的雷场部署的。也可能第一条战线的士兵看到红军代表的车子，然后将反坦克炮的发射误以为是攻击的信号，于是开始用轻武器射击，打中了施泰因梅茨，而他此时可能已经死了。但也可能反坦克炮根本没有开炮，因为弹药短缺，用反坦克炮来打吉普车太奢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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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可能永远都无法查明了。最合理的解释是，利特拉蒂-罗茨的描述在两方面都不准确，尽管吉普车可能确实触了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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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组谈判代表由奥斯塔片科上尉率领，起初较为成功。尽管他们也遭到射击，但没有人受伤，子弹只是打到了他们前方。他们又试了一次，抵达德军阵地，对方没有开枪。红军第318师情报科长沙赫沃罗斯托夫少校从电话中得知了施泰因梅茨及其同伴的死亡，但他没有让奥斯塔片科等人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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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叶奥克蒂索维奇·奥尔洛夫中尉从这次行动中活了下来，他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德国人将红军代表蒙上眼睛，开车送往盖勒特山上的党卫军第8骑兵师师部。一番礼貌的寒暄之后，奥斯塔片科把最后通牒送交在场的最高级军官，后者立即报告了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随后将近一小时里，奥斯塔片科和德军参谋军官们闲谈。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拒绝投降后，红军代表就准备返回。“奥斯塔片科把（装最后通牒的）信封放回地图夹，德军中校请我们两人各自喝了一杯苏打水。”奥尔洛夫回忆道，“我们很高兴地接过来，喝了下去。德国人又把我们的眼睛蒙上，抓着我们的胳膊，把我们带出房子。他们把我们推上一辆汽车，又出发了。”[18]红军代表很快接近了德军前沿，受到了党卫军第8骑兵师约瑟夫·巴德尔下士的迎接。巴德尔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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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指挥官命令我把红军代表送回无人地带，之前我就是在那里遇到他们的。我们是步行的。我们接近我军第一线时红军炮击越来越猛烈，尽管几个小时之前红军代表来的时候红军完全停止了炮击。现在他们又开始轰击我军战线了。我向红军上尉（他的德语说得非常好）建议，停下来等炮击停止再走。我还说，我不明白他们的人为什么炮击这么猛，他们明明知道他们的代表还没回去。上尉说，他接到了严格命令，必须尽快返回。我命令队伍停下，摘掉他们的蒙眼布，告诉他们，我可不想玩自杀，我不会再往前走了。我让他们自己穿过无人地带。我必须强调，我们这边绝对没人开枪。敌人炮击停止了，只听得见敌军炮弹的爆炸声。苏联代表一行人开始穿过一个小广场。他们走了大约50米远时，突然一发炮弹落到旁边。我立即卧倒。我抬起头时看到只有两个苏联士兵在继续走。第三个人躺在路上，一动不动。[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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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的回忆与巴德尔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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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我们带到前沿，摘下我们的蒙眼布，我们开始往回走。我们回去时走得比来时快得多。我们大概走到一半时，奥斯塔片科上尉转向我说：“我们应该算是顺利回来了。我们又走运了一次。”他话音刚落，发生了三次巨大的爆炸。我们周围碎片和子弹乱飞。奥斯塔片科上尉转向德国人那边，倒在了地上。[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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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猛烈炮击中，德军一名炮兵观察员和几名士兵同样受了伤。[21]从种种迹象来看，炮击的来源是一个不知情的红军炮兵连，但也可能是部署在附近的一个匈军高炮阵地。[22]根据苏方的尸检，奥斯塔片科背上有两片碎片和四发子弹。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匈军的嫌疑就大大增加了，因为子弹不大可能是红军发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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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奥斯塔片科、施泰因梅茨和他的司机都不是被德国人蓄意杀害的。可能性最大的情况是，他们的死亡是由于偶然和草率。纳粹杀害了几百万人，但他们在战争中从没有杀害过谈判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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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目击者说，红军的第三个代表，步兵第30军的一名军官，骑马带着白旗来到德军阵地，被带去见第13装甲师师长施米德胡贝少将。据说这个苏联军官似乎有些微醉，他代表他所在的军提议停火三天，好让德国人准备投降。施米德胡贝打电话给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建议“假装接受停火，这样就可以至少赢得三天时间来解决部队重组后部署前线的问题。要塞总司令粗暴地回答，这样的建议完全不能考虑。这个苏联军官被扣押了”。[23]对于他后来的命运，我们一无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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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2月31日，莫斯科电台广播了谈判代表遇害的详细报道。于是德国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做了调查，[24]结果却在已经流传开了的虚假情节上增添了新内容。基于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的解释，巴尔克集团军向柏林发送了以下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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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派出的代表不是两名苏联军官而是四名德军战俘。布达佩斯指挥部原本命令将这些人枪决，但后来集团军指挥部把他们转交给了维也纳的秘密战地警察。根据最新报告，这四名德军战俘将立即通过维也纳的党卫军和警察总部被送交元首总部接受讯问。1944年12月31日，苏联的广播对所谓的红军谈判代表被害事件大加渲染，根据这里的相关文档，我们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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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方面声称的向布达佩斯派出谈判代表之事纯属子虚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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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苏联一贯颠倒黑白，大肆宣传，虚伪地为他们毁灭欧洲文化与环境的狂热辩护。[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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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否认了苏联官方代表的存在，尽管他肯定知道奥斯塔片科的到来，也许还知道其他代表的情况。他向上级撒谎以开脱自己，因为他很清楚，谈判代表是受国际公法保护的。他谎称苏联人用德国战俘当代表（这样苏联人就是违反国际法的一方了），体现出了全面战争的心态：守军绝对不可以投降。由于他的虚假报告，德军最高统帅部通电东线所有指挥官，称对所谓谈判代表被害的抗议只不过是苏联战争宣传的伎俩。[26]1945年1月17日，最高统帅部禁止所有“要塞”和集团军群接待苏联代表，声称苏联用德军战俘当作代表，就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国际义务。[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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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面资料没有谈到所谓的四名德军战俘，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在别的地方也没有说到他们。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德国并没有为了宣传而蓄意炮制谎言，因为一位美国历史学家研究了相关文档，没有发现任何宣传性的报告。[28]苏联方面对此也是一言不发，要么因为他们的确做出了使用战俘当代表的违法行为，要么因为这些战俘根本不存在。红军经常释放战俘来打击敌军的士气，但在布达佩斯，他们放出的主要是匈牙利人。奇怪的是，1月21日，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命令匈军第1步兵军参谋长把所有涉及苏联代表的文件都交到他的指挥部。他发布这道命令的原因无人知晓。欣迪在人民法庭的证词也解释不了这一点。[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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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各方都撒了谎，但撒谎的侧重点不同。利特拉蒂-罗茨可能是想要掩盖自己，或者自己所在单位对施泰因梅茨之死应负的责任。红军司令部可能知道奥斯塔片科死亡时他们自己的部队在开炮，而坚持查清四名德军战俘的事情对苏联也没什么好处。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撒谎，可能是为了用他自己的官僚方式提供宣传材料。另外，红军对谈判活动的准备也很不充分。他们原本可以通过无线电请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接见代表，却没有这么做。雷区的存在，以及施泰因梅茨莽撞地试图通过雷区，都不是守军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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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布达佩斯德军指挥部后来被指控犯有的战争罪行并不包括谋杀红军代表这一项，整个战争期间也没有类似的案例被记载下来。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在莫斯科受审时没有被问到这件事情；匈牙利人民法庭判处欣迪死刑，也没有涉及这项罪名。实际上，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接到了守住布达佩斯的无条件命令，因此他必须拒绝最后通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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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苏联司法部门还是利用了这件事情，正如他们利用其他事情大做文章，导致很多无辜的德国军官被处决。在布达佩斯这个案子中，替罪羊是“统帅堂”师第1炮兵营营长埃里希·克莱因上尉。1948年，作为战俘，他被指控谋杀奥斯塔片科。尽管遭到毒刑拷打，但他还是拒绝认罪，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二十五年徒刑，于1953年获释。[30]1993年俄罗斯军事法庭为他平反昭雪，承认对他的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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