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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赫尔穆特·弗里德里希上尉（右）与本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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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的德军指挥部多次制订了突围和放弃城市的计划。若是在1月初或者后来在解围行动的同时突围的话，还是有可能成功的，但希特勒坚持不准突围。1月18日佩斯陷落后，布达“要塞”顶多可以牵制一部分红军，但元首仍然坚持要求死守到底。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一直到最后一刻都服从了命令。他拒绝了红军多次的谈判要求，抵抗了七周，一直到2月11日。他最终决定突围时，布达剩余的区域（城堡区和太阳山）显然很快就会陷落。他给南方集团军群的电文是很有代表性的。他不敢使用“突围”这个词，而只用了“行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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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绝不是没有别的选择。很多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指挥官，例如党卫队总指挥兼武装党卫军大将保罗·豪塞尔、叙吉·佐尔坦少将[2]和扬·安东内斯库元帅，都选择了违抗命令，他们并没有受到惩罚。从1944年12月末到1945年1月中旬，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有很多机会可以成功突围，但他不愿意为了下属的利益而承担个人责任。他最终选择突围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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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思想认为，军人的职责就是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而不是保全自己的性命。一个著名的例子是滑铁卢战役中的法兰西帝国近卫军，他们面对无望的形势仍然拒绝投降，战斗到底。这种态度在二战期间的德军当中越来越常见。另一种选择是集体投降：在布达佩斯，这就需要德军指挥部反抗自己国家的政治体制，或者认识到，形势已经毫无希望，继续抵抗没有任何意义，他们只会被屠杀殆尽。尽管后一种理由的投降在军事上是说得过去的，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却没有这么做，就像他没有早点突围一样。于是，他带领他的士兵走向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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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们自己也没有反对意见。在整个战争期间，所有被围的德军部队在还有希望突围时都没有向红军投降。[3]其原因除了憎恶投降的耻辱外，还有对苏联人和西伯利亚的恐惧。德国士兵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不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和忠心，还因为东线战争的意识形态。他们害怕在投降或被俘之后遭到报复。一位目击者回忆了城堡内的最后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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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山上被大雾笼罩，地上落了浅浅的一层雪。我冷得直发抖。德国人看上去好像在演习。他们在写正式记录；城堡的房间里，传令兵不断传来命令，所有人都醒着。成群的德国军官穿着笔挺的军服，在向一些步兵单位下达命令。他们在指挥校准机枪，指出敌军战线和下令开火。士兵们趴在雪地里射击，军官们站在他们旁边。敌人的子弹嗖嗖飞来，他们毫不在意。一切好像是场梦。一个军官倒下时，另一个就顶上来，显然没有意识到末日即将降临。他们基本上就是在自杀，因为他们知道别无他路可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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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这时，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才决定采取行动。他还记着希特勒禁止突围的命令，所以直到最后一刻（2月11日晚5时50分）才通电南方集团军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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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军补给已经用尽，子弹打到了最后一发。布达佩斯守军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投降，要么不经一战就被屠杀。因此，我将率领最后可以作战的德国士兵、匈牙利士兵和箭十字党民兵发动攻击，以获取新的作战和补给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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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将于2月11日黄昏突围。我请求在索莫尔和马里奥豪洛姆之间得到接应。如无法在该处得到接应，我将推进至皮利什山。请在该地区的皮利什圣雷莱克西北地段接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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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号：两次绿色信号弹表示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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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兵力：德军23900人，包括9600名伤员；匈军20000人，包括2000名伤员；平民80000至100000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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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出这些报告后，报务员开始按照命令捣毁设备。突围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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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军在盖勒特山和城堡山之间的重炮兵此时已经损失殆尽，或者参加了近战。守军原有的120辆装甲车辆和450多门火炮此时只剩下12辆豹式坦克、9辆追猎者歼击车、10到15辆型号不明的坦克、6辆突击炮、50到60门口径不等的火炮，以及一些可动的装甲车，数量不明。这些车辆和装备大多在突围前不久被炸毁，因为它们被部署在太阳山上，不可能转移到预定的突围点而不引起敌人注意。[6]城堡区北部的一些坦克和装甲运兵车（大概只有8到10辆）没有被炸毁，可以在突围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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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计划与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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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早上，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召开作战会议，经过长时间争执后终于决定丢弃所有重武器，分成若干小群，通过树林突围。使用坦克会造成麻烦，因为路况极差，很难把坦克开到突围点，而且（至少在白天）这么大动静会让红军察觉他们的意图。最严重的问题是，守军在塞尔·卡尔曼广场和干草广场附近的几乎每一条街上都挖了很深的反坦克壕，即使步兵也不易穿过。于是他们决定让突围的前锋部队携带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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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将在当晚8时开始。第一波部队包括第13装甲师（在左翼）和党卫军第8“弗洛里安·盖尔”骑兵师（在右翼），分散成30人左右的小群，每群有一个熟悉地形的匈牙利人。第一波部队的交通工具包括8到12辆坦克或装甲车、10辆水陆两用大众汽车，战地宪兵乘3辆摩托车负责指挥。第二波包括“统帅堂”装甲师、党卫军第22骑兵师和匈军单位。第三波包括可以行走的伤员和辎重队。估计还有数万平民加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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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时，突围部队将从塞尔·卡尔曼广场和干草广场进攻，消灭玛格丽特大道1公里正面上的红军阵地。下一步是抵达干草广场西北约2.5公里处希代格库蒂路和布达凯希路的交叉点。然后在北面2公里处的赖麦特山集结，通过小山和森林向西运动。关键点是森林西面边缘和德军面向东方的战线（离突围点的距离分别是15到18公里和约25公里）之间的一片平整的农田，它周围是草地和葡萄园。按计划，部队将再次在森林集结，然后攻击廷涅及其南面的地区，目标是从背后突破红军战线，与外面的德军部队会合。这将在次日下午，即突围开始18小时之后达成。考虑到路途遥远，而且突围部队仅有轻武器，弹药也有限，这实在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希望南方集团军群会发动进攻来策应，但集团军群指挥部没有及时得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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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是高度机密的。德军方面，师级指挥官下午2点才得到命令，团级指挥官4点获知，而普通士兵6点才得知。德军同样在6点才通知匈军指挥官和部队，因为他们害怕匈牙利人会背叛他们，唯一的例外是欣迪，他是4点获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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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突围的说法已经流传了好几周，到2月11日早上或者前一天晚上，很多人知道了行动的大概开始时间。[7]2月6日到10日，很多军官和士兵，尤其是匈牙利人，突然获颁勋章，这个不寻常的现象也能说明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中尉和少校们得到了匈牙利功勋骑士十字勋章，少尉们获颁军事功勋勋章，中校和上校们获颁军官十字勋章，列兵们也得到了勇气勋章。很多重要军官得到了特别提升：欣迪晋升大将，比尔尼策晋升中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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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突围如何进行，流传着极为荒诞不经的传言。很多士兵认为只需走很短距离就能到达德军战线。其他人相信，他们在行军15到20公里期间只会遭遇红军的后勤单位，而解围部队已经在皮利什圣凯赖斯特等候了。还有人添油加醋说，突围点的守军都是罗马尼亚人，战斗一打响他们就会逃跑。一位箭十字党军官宣称：“援军已经在布达凯希了。突围只是儿戏而已。会由虎式坦克领头，然后是党卫军机械化部队，然后是箭十字党单位、德国国防军和匈牙利部队。我们会在外多瑙地区休息，然后领到新的奇迹武器。我担保，三周之内，匈牙利土地上就不会有一个苏联人了。”[8]就连很多高级军官也充满幻想。施米德胡贝少将阵亡前几个小时对他的朋友说：“他们困不住我们。后天我们就可以坐在一起喝酒了。”[9]很多平民也抱有类似的幻想，准备带着行李和家具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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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突围是不可能完全成功的。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和德尔纳带领500名党卫军警察，选择通过从厄尔德格-阿罗克溪谷到多瑙河的地下涵洞，以避免穿过红军防线（最危险的障碍），这也许不是什么巧合。匈军的军部奉命紧紧跟在他们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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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突围的直接作战准备，我们知之甚少。晚上8时在干草广场的进攻由骑兵上尉哈勒、赫伯特·屈恩迪格上校和韦赖什瓦里·拉斯洛上校的战斗群负责。晚上6时，扮作平民的士兵（可能包括匈军第1步兵军一个专门穿便衣的特别单位）溜过玛格丽特大道的战线和其他地方，奉命躲在各种建筑里，然后从背后攻击敌人。[10]不久前占领布达佩斯南站的红军就是这么干的。[11]还有人说，行动是由穿着红军军服的德军突击队开始的，他们装作押送德军俘虏的红军卫兵，然后将驻守塞尔·卡尔曼广场的真正红军缴了械。[12]尽管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和其他幸存的军官坚持说战线是由屈恩迪格战斗群打开的，但好几次采访、多种不同回忆录和苏联战后的研究都表明，突围是由这种乔装打扮的单位开始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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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一定已经怀疑到德军即将突围，因为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军一贯试图这么做。红军设立了三条防御带：第一条在塞尔·卡尔曼广场，第二条在亚诺什医院附近，第三条在亚诺什山的山坡上。红军计划在德军突围开始时从第一条防御带撤退，然后把他们困在宾博路、特勒克维斯路、亚诺什山的东南坡、维拉尼约什区和小施瓦布山形成的口袋中。[14]近卫步兵第180师在塞尔·卡尔曼广场和欧洛斯大道摆开阵势，宾博路和亚诺什医院还有T-34坦克据守。2月9日至10日，甚至在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决定突围之前，红军就疏散了塞尔·卡尔曼广场周围、萝卜街和菲勒街的居民，并命令更远处街道的居民封闭所有出口和窗户。[15]红军一支坦克部队驻扎在多罗格地区，负责封锁廷涅和派尔巴尔之间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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