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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鲍绍莱特路上开来3辆红军坦克，在约400米开外用榴弹和曳光弹向密集的人群开火。……我旁边有8到10个人被榴弹打死。要是想躲开，就会踩到人，被踩的人则痛苦地大叫。人群躲在房屋里。最后有人用铁拳击毁了坦克，人们蜂拥而出，就像肉酱从香肠机挤出来一样。他们高呼万岁。但很快又开来一辆坦克，屠杀再次开始。还活着的人大多逃进菲勒街，从那里继续向西北逃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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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波大概几千人突破了红军近卫步兵第180师的阵地，沿着欧洛斯大道前进了2.5公里，一直走到布达永耶。但他们损失太大，晚上10点到11点抵达干草广场前线的第二波人不敢跟随他们。第13装甲师的预备役中尉恩斯特·施魏策尔描述了干草广场和洛沃哈兹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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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西走了300到400米，看到一大群士兵在一片开阔广场前类似谷仓一样的房子后面寻找掩蔽。这就是前线。我们沿着房子边缘走，看到广场两面都被苏联红军的机枪和反坦克炮封锁了。广场上尽是死人和伤员。我们脚下有十几个死人，他们是在从房子冲出时被打死的。……现在我们被后面的人挤进了火线。我一刻也没犹豫，抓住旁边作战参谋[33]的手，喊道：“冲！”我们穿过广场逃命。子弹在我们身边呼啸而过，但我们很幸运。我们一瞬间就冲过了大约300米的死亡地带。我们在一条狭窄小巷里，两边都是四五层高的楼房。步枪响了起来，楼房上层有人开枪，士兵们向上喊叫。谁知道哪儿是战友，哪儿是敌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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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很多逃亡者已经绝望地放弃了。一位医务兵回忆了塞尔·卡尔曼广场的情况：“街上每个门口都是死人和伤员。到处都是呻吟声、咒骂声和乞求声。‘老兄，打死我吧，老兄，打死我吧。’有的甚至更急切，‘你们就没有心吗？’‘这是我的手枪，在我身上。求你打死我吧，因为我不能自杀。我的两个胳膊都没了。’”[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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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装甲师师长格哈德·施米德胡贝少将在穿过干草广场之后就被打死在萝卜街。他的尸体，和他的很多战友一样，被扔到奥斯特罗姆街的反坦克壕里。[36]在附近，党卫军第22骑兵师师长奥古斯特·齐恩德少将的右腿被手榴弹炸断，于是自杀。在祖格里盖特地区，党卫军第8骑兵师师长约阿希姆·鲁莫尔少将和他的三名军官同样自杀身亡。从布达出来的每条路上到处都有伤员请求战友结束他们的痛苦。比尔尼策的部队于晚上大约11时抵达干草广场，他手下的一名士兵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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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远处是战斗的嘈杂，一直和我在一起的人只剩比尔大叔［比尔尼策］和他的副官。大概是半夜。干草广场中央有一辆带有清晰的德军标志的中型坦克在燃烧。火光照亮了整个广场，我们看得见战斗的迹象。朝向欧洛斯大道的第一波突围是从这里开始的。到处都是死尸和车辆残骸。我们走到了通往欧洛斯大道的街口，受伤的德国兵躺在底楼窗子里面，呻吟着，向我们要香烟以缓解他们的痛苦。他们告诉我，突围已经失败，他们看到很多人被打死。此时相对安静了下来。可以听见燃烧的车辆的爆裂声和听天由命的伤员的只言片语。[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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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迈希沃特广场附近，红军在一家咖啡馆用一支反坦克枪射击玛格丽特大道和城堡区之间的地段，暂时阻止了突围。但到夜里11点，德军在黑暗中已经前进很远，于是红军放弃了他们的反坦克枪，同被他们强迫搬运弹药的平民一起躲进了附近的房屋。战线因此出现了一个缺口，德军和匈军士兵以及平民利用这个缺口逃向玫瑰山、菲勒街和更远的树林，一直到黎明。[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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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在布达永耶、维拉尼约什路和特勒克维斯路也遭到攻击。一些德军（主要是党卫军第22骑兵师的人员）向西推进，占领了小施瓦布山上的伊施腾山路、诺尔毛福路、马加什国王路和施瓦布山地区的贝拉国王路。但他们在布达永耶西北的许沃什沃尔吉路无法前进。施魏策尔报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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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躲到一个庭院的入口处。几分钟后，一群师部参谋军官也集中到这里。因为寒冷，他们大多数人进到地下室，纠缠一位小个子老太太借助烛光在地图上指出他们的位置。……我因为伤口剧痛，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直到汉斯·利曼中尉到达。他有一大包绷带，于是给我包扎了伤口。……一名党卫军军官踉踉跄跄地走进院子，宣称：“我受伤了，我要来个了断。”我问他是从哪儿来的。他回答说，他试过左面的小巷，但那里也被封锁了。他手下30个人走了那么远，但更多人已经死伤。随后他开枪自杀了。[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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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突围之后布达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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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塞尔·卡尔曼广场和干草广场相对安静了一点。比尔尼策的部下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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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小时后，我和比尔大叔一起回到干草广场，新的一群人凭借本能向欧洛斯大道出发了。……我们加入了其中几群。行动不是一致的，大大小小的人群绕回了市区。在黑夜的沉寂中，所有人都执拗地走向某个地方，显然没有任何组织。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包括比尔大叔和他的副官，是怎么走到宾博路然后随着人群上山的。突然我们听到履带声。我们一片死寂，立刻卧倒在房屋和篱笆后面的地上，避免被发现。当时一片漆黑。[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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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尼策本人补充道：“履带声越来越响，直到坦克轰鸣着从我们身边开过。……我们的经验是，在黑暗中坦克是瞎子。这经验再一次得到了证实。”[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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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军官对情况还有一定掌握。“统帅堂”装甲师的赫尔穆特·沃尔夫中校意识到，朝向欧洛斯大道是没有出路的。他命令一个营尝试穿过血之原野草地和凯克高尔约街，这个地点是敌人完全没料到的，所以他们成功了。这群德军未遇抵抗就穿过了红军阵地。黎明时，他们已经在大施瓦布山的山顶了，可以俯瞰通往布达凯希的道路。在白天又有约2000人加入了沃尔夫的队伍，总数达到了将近3200人。[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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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和匈军不顾重大伤亡，疯狂地向红军火力猛冲，这让红军也开始慌神了。被NKGB（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部队俘虏的利希滕贝格·尤迪特在2月11日晚从利普特迈佐区被押送到亚诺什医院。她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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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特维尔日路……我们在一座特别美丽的别墅的石墙下等了很久。马匹受到汽车喇叭声惊吓，又是嘶鸣又是腾跃。苏联士兵叫喊着，试图把困在雪地里、车轮空转的汽车拖出来。在拥挤的人群中，卡车像笨拙的大象一样隆隆前进。很多外国人、牲口和车辆在上山的窄路上挤成一团。所有人都焦虑万分、担惊受怕且极为恼火。……分流和重组消耗了很长时间，我们抵达了贝拉国王路和……铁路高架桥下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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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时有无名的士兵开枪，发出鬼魂般的火光，但我不在乎。我已经习惯了，把它们当作这场景的一部分，就像无边无际的被动等待着的混杂人群一样。然后我听到而不是看到枪火，附近很近的地方有人大喊着，我清楚地听到了几句德语，“这边，这边，到这边来”。……清脆的步枪声变成了猛烈的机枪声，此前一直押送我们在雪地上缓缓前进的俄国佬全都扑倒在战壕里或者车辆后面或之间。半分钟后，他们大多数人转过脸逃走了。我意识到他们比我熟悉情况，于是决定跟他们一起逃跑。……我撞上一个红军中士，他攥住我的胳膊，喊道：“过来，姑娘！”他和我一起逃跑，每跑到一座别墅我们就停下休息片刻。在有个地方我们碰到一个人，可能是个军官，因为我能听懂中士在向他解释，我这么一个平民女人在战场上做什么。……我喊道：“打德国人！”那人听懂了我希望他还击德军。他回答说，我是俘虏，而“不是指挥官”。我非常恼火。我真想自己组织防御。但那个中士拉着我，说：“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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吓坏了。多谢。我自己也看得出你们吓坏了。旁边有个戴皮帽子的人在哀号：他中了弹。德国人在我们后面一步一步前进。队伍咒骂着抛锚车辆造成的堵塞，开始尽快撤退。我和那个中士分开了，但很快有个厨子抓住了我的手，我们一直跑着，直到我的靴底陷在了深深的雪堆里。我跌倒在地。我后面的汽车的右前轮撞到了我的左膝盖。听到我的尖叫，车里的军官打开车门。他和厨子讨论了一会儿，他命令厨子把我拉到路边最近的一棵树下。厨子把我倚在树上，喊了一声“走吧”，然后消失在混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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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布达凯希路时……看到一幅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红军的三路纵队推推搡搡，按着喇叭，逃往布达凯希。这是速度极快、所有人都只顾自己的逃亡，只有一支被打垮的军队才会这样魂飞魄散。[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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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早上，布达附近的山谷降下大雾。好几群人，每群2000到3000人，包括平民，利用大雾的掩护逃往施瓦布山、赖麦特山和三边界山。总共有约1.6万人从市区逃入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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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尔德格-阿罗克涵洞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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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计划，德军和匈军指挥部、党卫队区队长（准将）德尔纳的500名突击队员、高炮单位、滑翔机飞行员以及其他一些单位将从厄尔德格-阿罗克溪谷和多瑙河之间的涵洞逃走。他们将从城堡山下面的隧道出发（此处距离红军战线2公里），然后在红军战线后方2公里处重新回到地面，在地下一共要行进4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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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军指挥官欣迪·伊万直到下午3点之后才得到这个消息。在战后的审判期间他记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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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1日，我听说食物已经耗尽，于是决定和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商谈。按照双方的副官达成的协议，我下午3点左右来到他的办公室。我还没开口，他就说他也正想见我，因为他有两个命令要给我。命令是守军将于当晚7点突围。我告诉他，他居然事先不和我商量，我对此感到很奇怪，并问他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他说我们的部队附属于他的部队，而他的部队已经得到了命令；而且，他前一天晚上和他的师级指挥官们讨论过，食物已经耗尽，他别无选择。我又说，就算不和我事先商量，也应当提前通知我才对，现在我只有三个小时准备了，无法保证所有人都及时得到消息。[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