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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魏策尔那一群人在皮利什红堡北面扎下营来，突然遭到红军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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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了一小会，我抽了支烟。……然后突然听见下面苏联人喊“乌拉！”他们向我们开火。我们像受惊的野兽一样跳起来，爬上朝向北方的陡峭的山坡。我们很快就跑不动了。敌人很仔细地瞄准，打死了我们一些人。我前面的一个士官跑着跑着突然头部中弹，像棵树似的倒了下去。我受不了了。我抓住一丛灌木，防止滑下去，想着是不是干脆放弃算了。……但我又站起来前进，最后我们爬上了537米高的凯维利山，自始至终处在敌人的持续火力之下。……我们从山的另一边滑下来，被雪埋到胳膊肘那么深。我们明白，敌人只需跟着脚印就能抓住我们。我们在山脚下一丛灌木里掩蔽下来。我们还剩13人。今天的口粮是一块巧克力、一块糖和一小块面包。[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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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天后，大多数逃亡者开始出现幻觉。有些人在雪地里幻想自己看见了房屋、厨房和食物；有些人想象自己在布达佩斯南站。很多人已经濒临疯狂。[79]但最糟糕的还在后头。要抵达达马尼、让贝克和索莫尔附近的德军战线，他们还必须离开森林，穿过开阔的让贝克盆地，而红军的大批坦克在那里等着拦截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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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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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突围的约28000名官兵只有约700人抵达西面的德军战线。第一批人，包括1名匈军军官、3名德军军官和23名士兵，于2月13日夜间穿过了位于索莫尔天主教公墓的德军战线。他们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们的领队绍博·拉斯洛·西洛希中尉，他对当地地形非常熟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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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队一级突击队中队长（上尉）约阿希姆·布斯菲尔德和他的一名部下手拉着手逃跑，躲过了洛沃哈兹街的弹雨，溜过了一些房屋，此处的红军士兵没听到突围，正在玩乐。次日清晨，他俩在赖麦特山赶上一大群人，主要是德军。他们没有精力反抗红军的持续攻击，也没有力气寻找空投的补给，于是向北进发。他们在一座林木稀疏的山顶过了夜，没遇到什么障碍。2月13日早上，他们大约100人抵达了前线，此处红军在一条小溪上方的高处建了阵地。布斯菲尔德回忆道：“在通往德军阵地的隆起的草地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一些小灰点，那是德军士兵在前进。德军没有为我们提供火力掩护，而红军狙击手把我们一个一个打倒在地。”[81]他们中只有10到20人抵达最终目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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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一群有300到400人，在赫尔穆特·沃尔夫和威廉·舍宁率领下于2月13日抵达大科瓦奇以北的森林的西缘。天黑后，他们在布达耶内突破了红军防御圈，经过一系列枪战，抵达了德军第3骑兵旅的阵地。[82]为了便于逃脱，他们分割成15到24人的小群。奥托·库切尔中士就在这样的一个小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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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突然升起两发绿色信号弹。那一定是我们的部队和战线了。德军战线上每隔500到1000米就有两发绿色信号弹升起。我们接近了红军战壕，有哨兵问话。我们立即用轻武器向苏联人开火，还有手榴弹的人就把它们全投进了红军战壕。我们飞快地跳过战壕，随后苏联人开始射击。一枚手榴弹正好落在我和舍宁中间。舍宁的右脚受了重伤，我的左大腿中了一大块弹片。我一瘸一拐，又爬了一段，两名士兵扶着我走到了我军战线。[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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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宁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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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我感觉我的两腿好像被扯断了似的。师部的医官希格尔躺在我旁边，想要帮助我。他俯在我面前时也挂了彩。突围一开始，他的跟腱就被打得露在了外面，现在整个臀部都被炸开了。我的弹匣是空的，于是命令一名中尉打死我，免得被俘。中尉自己也手臂负了伤，喊道；“长官，再走2000米就到了。咱们非走到不可。”我在雪地里爬过一座山坡，医官在我旁边。……在敌人的猛烈火力之下，我的战斗群的两名负伤的掷弹兵拉着我们的胳膊，我带着脚上好几处伤，硬撑着走完了这2000米，来到了德军战线。[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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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军少尉科科沃伊·久洛和他的同伴突破了红军多处阵地，抵达了昂亚乔普斯塔，一路不断遭到敌人滑雪部队和战斗机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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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了五六百米，天渐渐亮了起来，这时我们遭到了步枪火力攻击。我准备还击，但是我的冲锋枪突然卡壳了。战斗期间没时间检查冲锋枪，于是我把枪背到背上，一边走着，一边把刺刀别到腰带带扣上，随时准备拔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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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接近苏联红军阵地时，他们向我们投掷手榴弹。一枚手榴弹打中了我的脑袋，我倒了下去。手榴弹落到我前面的雪地上，我躺在那里等它爆炸。爆炸扬起的雪灌到我眼睛和嘴里，把我的帽子也冲走了。我捡起帽子，追上其他人，他们刚刚抵达苏联红军掩蔽部。离我八到十步的地方，一个苏联人从树后面走出来，用步枪指着我。我清楚地听到了撞针的声音，但是没打响。他举起步枪想砸倒我，但是太晚了，我已经猛冲上去，把刺刀捅进他的侧腹。他弯下腰，倒向一边。我追上其他人，他们已经越过掩蔽部，来到了森林边缘。我们分散开来，冲向树木，希望我们的人在那里。在猛烈火力之下，我又是爬又是跳，走了大概五百米，接近了那些树木，躲进后面的壕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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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又开始跑，沃伊瑙·阿龙第一个跳出河床，但他走了不到十步就被打死了。他是颈部中的弹。大约10点，已经逃脱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进来，36名德军和9名匈军，其中只有3人，亚斯·约瑟夫、希德韦吉·贝拉和我毫发未伤；有6人是用担架抬过来的。[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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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月16日，共有624人抵达德军战线。[86]随后又有80到100人抵达，其中就有施魏策尔和他的三名士兵。他们穿过皮利什山向埃斯泰尔戈姆跋涉，2月15日抵达拉约什泉的源头。施魏策尔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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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疲力竭，饿得要死，看到房屋非常高兴。但得先看看里面有没有苏联人。我们两人一组，小心翼翼地前进。……屋里没人，房间都已经被洗劫一空，只有厨房除外，厨具乱七八糟地堆着，左边角上有个沙发，但没有食物。我们都只想睡觉……一个上了年纪的下士在屋里找吃的。他回来时拿着一团乱糟糟的东西，居然是德军的军用面包，那就意味着它已经被放了至少七周时间。……我们切掉腐烂的部分，只剩下一些带霉的面包屑，大家平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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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友叫醒我时，太阳已经很高了。我跳了起来。我们必须立刻离开。这里很危险。突然听到屋里有脚步声。我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盯着门。有人小心翼翼地探进头来。是个匈牙利平民。他比我们还害怕。你在这儿干什么？他后面有两个年轻人，其中一个会说德语。他们求我们立刻离开。苏联红军每天都会来找干草或者别的什么东西，要是发现了我们，这几个匈牙利平民也会因为没有向红军报告而被打死。红军早已把他们洗劫一空，连鞋带都抢走了。我们准备离开，去讨些吃的。……下午3点半，我们士气非常低落，决定返回那屋子，哪怕苏联人来也不管了。我们又出现时那三个匈牙利人吓得脸色苍白。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他们索要我们的武器弹药。那样的话，如果苏联人过来，他们就至少可以说，他们已经把我们抓住并解除了武装。我们给了他们，条件是第二天黎明之前返还。我们把找到的土豆剥了皮，煮了起来。……我躺下，很快熟睡了。土豆煮好后，战友们试图叫醒我，但是没怎么成功。我迷迷糊糊地吃了两勺土豆，又睡着了。第二天早上6点，我们起了床。匈牙利人给了我们一些茶和面包。我现在感觉有力气了。[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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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个人继续前进，经过多博戈科的旅游客栈，这里是皮利什山的制高点。客栈已经被苏联人占领，于是他们不得不沿着陡峭的北坡走，虽然只有4公里，但是积雪很厚，他们走了一整天。2月20日清早，他们终于抵达埃斯泰尔戈姆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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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脚疼得厉害，不得不把靴子脱下来。有人帮我脱掉靴子，但是我们准备继续前进时我怎么也穿不上靴子了，根本站不起来。我让战友们继续走，不要管我，我会在白天坚持走到最近的小屋，冒个险，看能不能碰到友军。战友们决定留下和我在一起。……天亮时，我们从一座山顶看到几百米外有个小镇，从地图上看应该是埃斯泰尔戈姆。十天前这座小镇是在德军手里的。我四肢着地，爬向最近的房屋。我们有个人跑到前面，又回来报告。他高兴地说，第一栋房子是德军的营房。我们成功了。[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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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德军士兵突围花的时间要长些。有些人因为害怕被抓住，躲在了森林里，一直躲到春季甚至夏季。还有人偷偷回到首都，几周甚至几个月后才穿着平民衣服逃出。党卫队三级突击队中队长（少尉）弗里茨·福格尔被大学突击营的人藏了起来，一直到1945年4月。他从躲藏的地方逃出来，装作聋哑人，后来走到他的家乡维也纳。还有人看到有个人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穿着时髦的雨衣，用德语问去布达凯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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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区和军医院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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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5000名士兵，主要是匈牙利人，留在了城堡区，要么是因为他们没有收到突围的命令，要么是他们认为突围毫无意义。还有几千名重伤员也被留下，待在隧道内的军医院、国家银行的地下室和其他地方。主医官和他的部下都逃跑了，把伤病员丢在了那里。突围失败之后只有医官许布纳回到王宫的地下室，照料大约2000名被丢弃在那里的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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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堡里完全是一片疯狂。连续几周的围城让每个人都到了疯狂的边缘。饥饿、悲伤和对未来的担忧让很多人做出了出格的事情。……巨大的地下医院里，各个角落都有人用手枪自杀，因为没人想在这种状态下被苏联人俘虏。我快速集合了一些头脑清醒且只负了轻伤的军官、一名参谋部会计长和八名士官，把他们部署到关键地方。我们用无线电通知伤员，我们会照料他们。……匈牙利人只是收集着剩余的武器，到处传播恐怖故事。只有两名匈牙利医生立即主动帮助我们，他们一直到最后都是我们的忠实战友和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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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的地下室和战壕里的士兵几周都没有挨过饿。士兵们疯狂地洗劫了各家商店。为了发泄遭到欺骗和抛弃的怒火，他们开始恣意破坏城市。一个年轻的士官发现了普费弗-维尔登布鲁赫将军那已经空荡荡的碉堡，把将军丢下的一件制服穿在了自己身上。有个疯子把他当作将军，开枪把他打死了，我们根本来不及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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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早上8点，我开始为一名受了重伤的中尉做截肢手术，他之前逃回了城堡。手术室在最深的地下墓穴。……突然有个俄国人冲了进来，用冲锋枪对准我们。我开始很激动，后来却无比地冷静，继续做手术，根本不理睬他。手术结束后，我们喝了一大杯水。“伊万”也喝了水，然后我们投降了。……同时，各级别的俄国兵在城堡的空房间里玩乐起来，痛饮伏特加。……到晚上，根本没人管我们，于是我们回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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