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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欧洛斯大道，加上附近街道的平民和德军战俘，我们的队伍达到了几百人。我们就这样走到城市边缘和布达凯希之间的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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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的宁静被咒骂声和马蹄声打破了。我们在嘎吱作响的雪地上步履沉重地走过时，一个俄国兵骑着马疾驰而来，皮革肩带上挂着冲锋枪和弹鼓。我们队伍里一个德军战俘脚上绑着厚厚的绷带，艰难地挪着步子。骑马的俄国兵策马把这个德国战俘踢倒，在他身上乱踩。那时我一句俄语也不懂，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凶恶。我们看到这情景都不由得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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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德国人试图爬起来，继续蹒跚前行。俄国兵又策马把他踢倒，一连三次。我们都吓坏了，继续走着。后来他再也爬不起来了，被丢在雪地里，要么死了，要么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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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俄国兵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在战争期间他可能目睹过或经受过德国人的许多暴行，所以仇恨所有德国人。但是……这里有几百名德军战俘，为什么偏偏这个人引起了他的狂怒？如果他想打死德国人报仇，为什么不直接开枪，而是将其折磨至死？为什么只有他想复仇，而押送我们的所有其他俄国兵都没有？他会把对复仇的渴望发泄到我们身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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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仍然找不到对这些问题的满意解答。[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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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军突围的第二天，红军允许一些平民返回家中，其中有人看到了这样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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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2日早上，天还没亮，三个士兵走进来说：“回家吧。仗打完了。”他们通知了每一栋别墅。……当时雪已经融化了，我和儿子拉雪橇很困难。此时我们可以看见到处是德国兵的尸体，仍然全副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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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洛斯大道上有三个武装的苏联人走在我们前面。我们走到绘图研究所时，苏联人拦住了我们。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苏联人后面的人群的第三排，周围都是女人、小孩、病人。我突然看到一个德国兵，衣衫褴褛，佝偻着身子，没有武器，什么都没有，从萝卜街向我们走来。这个可怜虫犯了个大错：他的上衣没扣好，铁十字勋章露了出来。苏联人在讨论的时候，我们就站在那里等着看会发生什么事。苏联人谈了一会儿，其中一个向德国兵招手道：“过来。”他把德国兵带向街道另一侧的许沃什沃尔吉电车轨道。那时当然没有电车，轨道上都是雪。他让德国兵走在他前面，快走到轨道边时，苏联人一枪打中德国兵的后脑。我们全都看到了。德国兵倒了下去……被丢在地上。[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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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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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一个大个子苏联兵走向欧洛斯大道。他的腰上系着一条教士长袍上的紫色腰带，天知道是从哪个教士那里抢来的。他还不断给我看一条看上去像是金子做的银链子。……我突然想到，教士腰带象征着对肉体欲望的抑制。我想知道，这个大兵有没有从中学到什么。[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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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蒙·奥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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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真的抢了很多东西。他们抢了我的靴子、换洗的马裤、我的手电筒（我在它上面刻了“从佩奇中尉那里偷来”的字样），还有很多其他东西。[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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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奇·捷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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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来讲，胜利者犯下的暴行可能比失败者多。围城期间德军对红军士兵的暴行很少见于记载，今天也鲜为人知。[159]与国际通行的做法相反，德军会强迫战俘搬运弹药，但会用相对人道的方式对待他们，原因之一是，德军自己被俘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旦被俘，他们就得对自己以前犯下的暴行负责。德国本土成为战场之后，希特勒发布了一条特别命令：“在城镇或村庄附近抓获的俘虏……不能在前线附近处决，因为之后平民要为之付出代价。”[160]在匈牙利，只有几起德军暴行引起了轰动，[161]也被苏联充分宣传利用。这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有几次德军确实处死了受伤的红军战俘。例如，维豪罗什少校战斗群的一名德国中士曾把一些受伤的战俘带到一个地下室，将其全部打死。[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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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方面，受伤的战俘往往不能善终，尤其是党卫军和辅助人员（或者往往被错误地归为弗拉索夫[163]分子[164]）。辅助人员主要配属在后勤部队，相当于德军总兵力的5%到10%。莫林战斗群的一位成员回忆道：“红军开始用步枪枪托把德军里的俄国人和乌克兰人从一座屋子里赶出来。他们遭受了雨点般的殴打，最后死在了我们面前。”[165]另一名战俘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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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排好队，一个俄国军官问我们，我们当中谁是俄国人。我了解俄国人的心态和语言，明白这意味着什么。有15到20人出列。里面可能有几个人是志愿辅助人员（主要是从红军叛逃，或者被俘之后加入德军的人员），但大多数是在武装党卫军服役的俄籍德裔。就在我们的眼前，他们先后被打死。[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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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是无法预测的：“他们把我们押往玫瑰山。我们停在一座大别墅前。他们交谈了片刻，打死了我前面两排的一个战俘。这个人穿着匈军军服，但也会说俄语。他是弗拉索夫分子吗？他倒在地上，我们从他身上跨了过去。”[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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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红军士兵不愿主动接受战俘。据幸存者说：“铁路路基上有不少德国兵举着双手被打死。”[168]其他很多资料也都报告了这样的事情。[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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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党卫军和伤员的处境最危险。[170]前者被杀是因为政治原因，后者则是因为苏联人嫌治疗太麻烦，而且伤员不能干活。在布达凯希的体育场，党卫军士兵被强迫为自己挖掘坟墓，然后被枪杀。[171]在皮利什圣凯赖斯特，德苏双方的士兵都曾用斧子肢解在巷战中受伤的俘虏。[172]不能走路的受伤俘虏被拖在卡车后面，或者被坦克轧死。[173]匈军少尉马约尔·诺伯特目睹了下面的事件：“托特·阿尔帕德步行街有两个人躺在地上。突然我们看到其中一人举起手，又虚弱地垂下去。大家什么都不敢做，但我们好几个人请求押送我们的红军中尉帮忙。他直接掏出了手枪。”[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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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黑暗的故事是向包姚的死亡行军，走不动的俘虏立刻就会被押送的红军丢下。[175]赫尔曼迪·伊万发现自己走不动了，躺下来听天由命。红军发现他是匈牙利人，就拦住一辆经过的农民大车，让赶车的农民把他送往战俘营，但由于他不是和大队战俘一起来的，战俘营拒绝接纳他。最后，他倚在一棵树下，被丢弃不管。[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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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战俘很少得到食物。有一群战俘从绍什库特战俘营转来，吃的第一顿饭是腊肠和玉米面，不过是在汽油桶里做的。他们根本吃不下去，但很快就后悔自己没有吃了。[177]一个幸存者回忆道：“有时他们允许我们休息。于是所有的战俘都趴到水坑和沟里喝水。如果路边有玉米地，我们就都跑过去摘玉米，看守向我们开枪，我们也不管。有几百人喝了脏雪水之后感染痢疾而死。”[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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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战俘的方式是没有什么总体规划的。红军指挥部和德国指挥部不同，从不发布明确的（处死战俘的）命令，只是不断将敌人描绘为肮脏可鄙、残忍暴虐的野兽，需要为早前的罪行付出代价。[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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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艺术家艾克·山多尔在创作招贴画“法西斯野兽无路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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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场战争中，苏联宣传工作者都会基于少数人的行为而把全部敌人描述为“野兽”“杀人犯”“渣滓”“野蛮人”“畜牲”。在1939年的对芬冬季战争中，他们就是这样描述芬兰人的。红军士兵每天的读物包括描述芬兰人如何把人的眼睛挖出来或者把人活活烧死，以及芬兰红十字会护士的残忍行为的文章。[180]二战期间，苏联把德国人描述为“吃人野兽”、“龌龊的东西”、“怪物”和“畜牲”。[181]发给苏联士兵用来写家信的信封上常画着一个小孩在乞求：“爸爸，杀德国人吧。”[182]有些单位还发放了所谓的“个人复仇记录”，上面有空格可填写杀死的德国人的数量、使用的武器以及指挥官的证明。[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