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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匈牙利警察（非战斗人员）前往红军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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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占领城市，苏联人还开始“清洗”匈牙利共产党队伍。抵抗战士德梅尼·帕尔的追随者构成了布达佩斯共产党的主要部分。1945年2月13日，他被红军逮捕，罪名是他的派系违抗了莫斯科的路线。2月16日，也就是被箭十字党释放不久之后，他写信给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205]，请求澄清自己的地位，但没有得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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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晦暗不明的一个案例来自拉乌尔·瓦伦贝格，他也许是苏联反间谍部门的牺牲品当中最有名的一个。一般认为，他的悲惨命运是由于他看过关于卡廷事件的文件。[206]1943年，匈牙利法医学家欧尔绍什·费伦茨对卡廷事件现场做过调查，并做了报告，波兰抵抗组织也向匈牙利方面提供了一些细节。这些文件被储存在匈牙利总信贷银行。和瓦伦贝格一样，1945年的匈牙利国民议会主席沃尔高·贝拉和著名抵抗战士米科·佐尔坦也熟悉卡廷调查的结果。因此，这三人都被红军反间谍部门逮捕就不是巧合了。两个匈牙利人最初被判死刑。沃尔高·贝拉被他的翻译，一位匈牙利裔的红军上校救了下来，这位上校教他如何回答：“最重要的是，如果问到卡廷，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207]米科于1945年8月15日被处决。米科的助手邦多尔·维尔莫什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苏联人在审讯中不断问他对瓦伦贝格和“文件”知道什么。瓦伦贝格本人于1945年1月19日在拉科什圣米哈伊被红军逮捕，后来死在苏联，死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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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苏联人看来，瓦伦贝格、米科和邦多尔与间谍组织有来往，这就足够判他们死刑了。瓦伦贝格在瑞典大使馆的职务仅仅是个幌子，他的真正后台是美国世界难民理事会，苏联反间谍部门相信这个理事会与美国秘密情报部门有联系（这不是没有道理）。[208]而米科和邦多尔指挥过箭十字党的破坏和情报单位。这些事实就足以让苏联方面特别严厉地对待这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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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甚至逮捕了武装抵抗组织的共产党成员，并且指控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德国人的间谍。[209]曾从事情报或反间谍工作的人、前检察官，或者与外国公司做过生意的人，遭到了最严厉的对待。每个人都是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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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某人被捕，他的通讯录上的所有熟人、朋友、亲属、债务人和生意伙伴都会被捕。每个出口商都会被怀疑是间谍，他拥有的文件会遭到疯狂搜查。如果哪个不幸的公民的名字出现在某家出口公司的文件中，不管他是雇员、专家、调查人员还是投标人，都会被关入大牢。[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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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把从事出口贸易视为最恶劣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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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多年，瓦伦贝格案仍然牵扯了很多人。1952年，为了呼应莫斯科的“犹太医生审判”，布达佩斯也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了作秀公审。佩斯隔离区的领袖和营救行动的组织者被指控“谋杀”了瓦伦贝格。数百人被捕，在审讯中很多人由于遭到拷打而落下终身残疾。著名的营救者多蒙科什·米克绍由于遭受拷打，在1954年2月25日死去。直到斯大林去世，这些审判的闹剧才算告终。[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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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外国外交官也遭到迫害，以下是瑞士临时代办卡尔·卢茨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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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陷落之后，红军在英国大使馆的废墟中袭击了我们。一个军官要我们交出使馆的汽车，有些车子已经无法启动了。他命令我在五分钟之内找到“备用部件”。然后他掏出手枪，追我进入碉堡，向我开了几枪。我勉强从防空洞的紧急出口逃了出来。随后，醉酒的士兵骚扰和抢劫我们长达十天。[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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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使馆的一份报告讲到了使馆工作人员的遭遇以及犹太人财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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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到达不久，瑞士大使馆的领导人哈拉尔德·费勒先生和他的主要文书汉斯·迈尔先生就被格别乌[213]（其实应当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格别乌于1934年被并入此部门）逮捕。此后他们音信全无。……大使馆遭到四次抢劫。在一次袭击中，一个苏联人为了强迫使馆职员恩贝尔先生交出保险箱的钥匙，用套索勒住了他的脖子。恩贝尔先生仍然拒绝交出钥匙，被勒得失去了知觉。苏联人从他口袋里拿出钥匙，从保险箱抢走了价值几百万的财物。……瑞典大使馆的一个大保险箱没有被德国人抢走，却被苏联人抢走了。[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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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红军占领的继续，对城市相关物资的征用变得越来越“有条不紊”。但有时也会出人意料。布达弗克郊区的葡萄酒窖很有名，当地红军的指挥官和政委在很短时间内被连续撤换了两批，因为他们在大量免费酒精的刺激下做出的恶行引起了红军最高统帅部的注意。[215]在很多酒窖，当地居民因为害怕酗酒的士兵，就把酒桶凿漏了。在有些地方，漏到地上的酒有40厘米深。红军士兵不仅喝酒，还在酒里蹚来蹚去，浸在酒里打滚。德谢厄回忆说，布达弗克的一个酒窖有将近20名红军在酒里淹死。[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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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记忆中的红军士兵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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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期待苏联人到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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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就好像他们是我的家人一样。比如，拉夫特像疯子一样跑出去迎接他们，拥抱了第一个苏联人，泪流满面。苏联人说：嘿，犹太佬，把你的皮大衣给我。”[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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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奈代克·伊什特万和瓦莫什·捷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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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很多人试图分析苏联红军行为的显著特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回忆表明，红军士兵比西欧或中欧的士兵更容易冲动，更容易走极端。在匈牙利，由于战争和后来的斯大林统治，人们记住的更多是红军的阴暗面。其实很多红军士兵对平民很人道，他们的冲动性格不仅体现在暴力中，也体现在个人和体制层面的善意中。红军士兵经常保护孩子或者整个家庭。苏联军队把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遣送到西伯利亚，但也设立了流动厨房，照顾留下的平民，不求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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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红军士兵给匈牙利儿童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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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是红军在残酷战斗后接触到的第一座西方式大都市，这里有“资产阶级”的物质享受。在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红军作为解放者得到了欢迎，而华沙在红军抵达之前已经被毁。对很多苏联人来说，抽水马桶、大量书籍和眼镜都是新鲜玩意儿。瑞士领事卡尔·卢茨在德军突围之后前去寻找红军高级指挥部，他回忆道：“我们在城堡区地下长长的隧道里爬过烧毁的火焰喷射器和坦克，最后终于到达红军指挥部，看到的却是地狱般的狂欢。军官们在欢庆胜利，在桌子上跳舞，醉得发狂。他们派了一个乌克兰人给我当警卫，但他第二天晚上就跑了。”[218]红军占领匈牙利，让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发生了冲击。匈牙利人眼中的德国人很文明，但也能做出极为残忍的事情；苏联人基本上是善良的，但很野蛮，他们对于私人财产、义务和责任的看法和西方人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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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红军士兵对西方只知道一点，那就是西方尽是“资产阶级”。任何人只要有一块手表、一张床或一个炉子，就是“资产阶级”。苏联士兵往往不懂得使用现代的抽水马桶，甚至把东西放在里面晾干或者冲洗，一冲水这些东西就会被冲走，因此他们把抽水马桶称为“偷东西的机器”。[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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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和钟对苏联人似乎有种神秘的意义。作家伊莱什·安德烈讲了一个关于某位教授的故事，这位教授和一群红军士兵交了朋友，但他的手表被另一群士兵偷走了。教授的士兵朋友立即把事情处理好了，很快他又戴上了手表，但不是他原先那块手表。[220]有人目睹了红军对一家急救医院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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