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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记忆中的红军士兵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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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期待苏联人到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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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就好像他们是我的家人一样。比如，拉夫特像疯子一样跑出去迎接他们，拥抱了第一个苏联人，泪流满面。苏联人说：嘿，犹太佬，把你的皮大衣给我。”[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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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奈代克·伊什特万和瓦莫什·捷尔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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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很多人试图分析苏联红军行为的显著特征。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的回忆表明，红军士兵比西欧或中欧的士兵更容易冲动，更容易走极端。在匈牙利，由于战争和后来的斯大林统治，人们记住的更多是红军的阴暗面。其实很多红军士兵对平民很人道，他们的冲动性格不仅体现在暴力中，也体现在个人和体制层面的善意中。红军士兵经常保护孩子或者整个家庭。苏联军队把成千上万的无辜平民遣送到西伯利亚，但也设立了流动厨房，照顾留下的平民，不求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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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红军士兵给匈牙利儿童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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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是红军在残酷战斗后接触到的第一座西方式大都市，这里有“资产阶级”的物质享受。在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红军作为解放者得到了欢迎，而华沙在红军抵达之前已经被毁。对很多苏联人来说，抽水马桶、大量书籍和眼镜都是新鲜玩意儿。瑞士领事卡尔·卢茨在德军突围之后前去寻找红军高级指挥部，他回忆道：“我们在城堡区地下长长的隧道里爬过烧毁的火焰喷射器和坦克，最后终于到达红军指挥部，看到的却是地狱般的狂欢。军官们在欢庆胜利，在桌子上跳舞，醉得发狂。他们派了一个乌克兰人给我当警卫，但他第二天晚上就跑了。”[218]红军占领匈牙利，让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发生了冲击。匈牙利人眼中的德国人很文明，但也能做出极为残忍的事情；苏联人基本上是善良的，但很野蛮，他们对于私人财产、义务和责任的看法和西方人非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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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红军士兵对西方只知道一点，那就是西方尽是“资产阶级”。任何人只要有一块手表、一张床或一个炉子，就是“资产阶级”。苏联士兵往往不懂得使用现代的抽水马桶，甚至把东西放在里面晾干或者冲洗，一冲水这些东西就会被冲走，因此他们把抽水马桶称为“偷东西的机器”。[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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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表和钟对苏联人似乎有种神秘的意义。作家伊莱什·安德烈讲了一个关于某位教授的故事，这位教授和一群红军士兵交了朋友，但他的手表被另一群士兵偷走了。教授的士兵朋友立即把事情处理好了，很快他又戴上了手表，但不是他原先那块手表。[220]有人目睹了红军对一家急救医院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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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有两个红军士兵出现在入口。其中一个大声命令我们把手表和珠宝交出来，另一个士兵拿着冲锋枪指着我们，打开了枪机保险。所有人都一声不吭，直到一个女人……开始大声抽泣。这个大兵几乎还是个孩子，稚气未脱，受到了震动。“不要哭。”他不停地说着，抚慰她，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两块腕表塞到她手里。然后他继续抢劫。[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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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后，布达佩斯的电影院上映了关于雅尔塔会议的新闻影片。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举起手向斯大林指什么东西，罗斯福的手表露了出来，观众当中好几个人开玩笑地叫道：“小心你的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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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士兵虽然有时会野性大发，但也有很多禁忌。其中之一是不得伤害小孩。下面的回忆很有代表性。回忆者当时三岁，和他的祖父母一起，在一个防空洞被一名红军上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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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我说，因为他一脸胡子茬，我以为他是我父亲，从前线回来了。上尉问其他人我说了什么。有人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回答了他。他流出眼泪，拥抱了我，说他是个教师，有个和我一样年纪的孩子，并且拿照片给我们看。后来他经常给我们带来食物。突围之后他派了一个卫兵在我们屋子前保护我们，在部队自由劫掠期间不准我们上街。[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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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雄讲述的一个事件也同样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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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妹妹阿琪决定去向解放者表示感谢。德国人从我们的郊区撤退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她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低领口的裙子，向最近的红军指挥部走去。我们等了她半夜，担心得要命。她凌晨才回来，情绪高涨，告诉我们，苏联人对她多么客气，拥抱她，给她东西吃，还给她一袋食物带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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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妹妹那时年纪很轻，很天真，这也许在那个可怕的夜晚拯救了她。但也有可能苏联人非常尊敬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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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天性单纯、残忍，就像不懂事的小孩。几百万人被残害，或者在战争中丧生，死亡对他们来讲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他们杀人时没有仇恨，被杀时也毫无抵抗。[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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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士兵对医生极为敬仰，对作家也是如此，因为作家有所谓的政治影响力。马洛伊回忆说，一个粗野的哥萨克人强迫他背一袋好几公斤重的抢来的战利品走了好几公里，然后问他是干什么的。“他［哥萨克人］听到‘作家’这个神奇字眼后立刻把袋子拿了回去。他皱皱眉头，拔出刀子，把一块面包切成两半，把一半给我，另一半夹在胳膊下，自己走开了。”[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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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们一般的观念相反，红军对平民进行强迫劳动、劫掠和欺凌时并不考虑受害者的宗教信仰。这让犹太人非常失望。马洛伊记述了雷安尼弗卢的拉比和一个红军士兵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当这个“大家长式的人物……告诉俄国兵，他是犹太人时”，这个士兵在他两边的面颊上各亲吻了一下，说自己也是犹太人，然后把他全家人推到墙前，像个莫斯科盗贼一样把屋子彻彻底底地搜了一遍，抢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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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回忆，苏联人是这样管理布达佩斯的公共事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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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即将被盟军占领的地区的平民会提前得到无线电通知，英国将军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会告诉平民，英美军队到来时他们应该怎么做。布达佩斯陷落之后一连几周，出了问题人们也不知道该找苏联红军哪个指挥部。事实上，苏联人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红军的第一道命令是2月5日发布的，2月6日发布了第二道，编号却是第1号命令。命令上没有总司令员或者城防司令的签名，只有一个奈费多夫少校签了名。[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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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的结束并没有给布达佩斯带来任何宽慰。人们把另一座城市当成了“流奶与蜜之地”：“塞格德现在秩序井然。没有抢劫，大街上有路灯，有电车，剧院里有戏看，电影院里放着美国和英国电影。市场上什么都有。”[227]布达佩斯的情况恰恰相反。城市里除了正规军的士兵外，还有成千上万的苏联逃兵，他们主要靠劫掠为生，并且经常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部队以及警察发生激战。直到1946年2月，一天之内仍发生了八起抢劫杀人的恶性事件。虽然也有很多匈牙利罪犯利用了战败后的权力真空，但大多数犯罪分子是苏联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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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苏联士兵强征了一辆公共汽车，用枪强迫司机带他们兜风。而有些占领军试图常住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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