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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期间的暴行远不止苏联红军在布达佩斯犯下的那些，它们在规模和残忍程度上也不能与德国特别行动队在苏联犯下的罪行相提并论。红军的暴行并不意味着德国纳粹体制的罪恶可以得到原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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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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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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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支参战的军队都会或多或少地侵犯人权，苏联红军也不例外。但苏德双方的战争暴行在方式和程度上有很大差别。在围城之前，匈牙利理论上是德国的独立盟国，因此德军在那里犯下的暴行比在苏联犯下的要少得多。尽管德国人也参加了对犹太人的迫害，但他们在匈牙利主要进行的是“文书工作”，直接犯罪的是箭十字党政府及其执行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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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在布达佩斯的战争罪行主要发生在围城的最后阶段，形式主要是抢劫和破坏财产，例如在佩斯圣洛伦茨，德军为了给炮兵提供射击阵地，炸毁了一些工人的住房。针对平民的最严重的一起暴力事件发生在多瑙豪劳斯蒂，一群德国兵枪杀了抗议征用牛群的村民。[197]在鹰山，另一群德军将一户居民逐出他们的房屋，打死了他们的小女儿。[198]但已知的这种事件只有十几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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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是在极为不同的情况下抵达喀尔巴阡盆地的。红军把匈牙利视为敌国，而且很少有匈牙利人会说俄语，红军和平民的交流很困难。部队允许他们往家里寄10公斤以下的包裹，这也是隐晦地鼓励士兵抢劫，因为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好寄？大多数人，包括高级军官，直接或间接地经历过德军和匈军在苏联的暴行，所以一心想要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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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的做法有的是个人行为，但也有一些是遵照上级的命令。在布达佩斯，和在其他大城市一样，红军的特别单位立即着手为苏联搜集财物。根据瑞士大使馆的资料，围城结束后不久，一小群特别一丝不苟的苏联军官“洗劫了每家银行的保险箱，尤其是属于英美人的保险箱，抢走了所有现金”。[199]犹太人为他们的“解放”付出了沉重代价：被抢走的艺术品据估计有95%属于著名的犹太收藏家，如考恩菲尔德·莫里茨、德梅尼·拜尔陶隆和豪尔沙尼·山多尔。[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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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国家收藏品遭到了受过艺术史培训的苏联军官系统性的劫掠，豪特沃尼·费伦茨[201]的藏品就是这样从商业银行的保险柜里消失的。附近唯一可以使用的水井在银行的地下室，来打水的人们可以看到红军士兵搬运财物搬了好几天。[202]住在隔壁的艺术品商人波尔考伊·马顿恰恰在此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这或许不是巧合。匈牙利总信贷银行的经理报告了银行发生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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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20日，一群苏联军官来到银行。他们打开了所有保险箱，有些是强行打开的。他们抢走了1.13亿辨戈现金，以及客户储存的800个手提箱和其他容器，抢走了1400个保险箱里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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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估计被抢走的财物究竟价值几何，但肯定是极大的数目。他们还抢走了价值几个亿辨戈的债券，部分属于客户，部分是银行的。[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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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佩尔的魏斯·曼弗雷德工厂被苏联人拆除，设备被运走，理由是该工厂是德国财产（魏斯家族是犹太人，他们把工厂股份转让给党卫军，以获准逃往瑞士）。国家银行地下金库里的犹太人财产也落入苏联人手中，他们用卡车装运这些财物运了好几天。[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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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匈牙利警察（非战斗人员）前往红军战俘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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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占领城市，苏联人还开始“清洗”匈牙利共产党队伍。抵抗战士德梅尼·帕尔的追随者构成了布达佩斯共产党的主要部分。1945年2月13日，他被红军逮捕，罪名是他的派系违抗了莫斯科的路线。2月16日，也就是被箭十字党释放不久之后，他写信给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205]，请求澄清自己的地位，但没有得到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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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晦暗不明的一个案例来自拉乌尔·瓦伦贝格，他也许是苏联反间谍部门的牺牲品当中最有名的一个。一般认为，他的悲惨命运是由于他看过关于卡廷事件的文件。[206]1943年，匈牙利法医学家欧尔绍什·费伦茨对卡廷事件现场做过调查，并做了报告，波兰抵抗组织也向匈牙利方面提供了一些细节。这些文件被储存在匈牙利总信贷银行。和瓦伦贝格一样，1945年的匈牙利国民议会主席沃尔高·贝拉和著名抵抗战士米科·佐尔坦也熟悉卡廷调查的结果。因此，这三人都被红军反间谍部门逮捕就不是巧合了。两个匈牙利人最初被判死刑。沃尔高·贝拉被他的翻译，一位匈牙利裔的红军上校救了下来，这位上校教他如何回答：“最重要的是，如果问到卡廷，你就说什么都不知道。”[207]米科于1945年8月15日被处决。米科的助手邦多尔·维尔莫什被判二十五年徒刑，苏联人在审讯中不断问他对瓦伦贝格和“文件”知道什么。瓦伦贝格本人于1945年1月19日在拉科什圣米哈伊被红军逮捕，后来死在苏联，死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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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苏联人看来，瓦伦贝格、米科和邦多尔与间谍组织有来往，这就足够判他们死刑了。瓦伦贝格在瑞典大使馆的职务仅仅是个幌子，他的真正后台是美国世界难民理事会，苏联反间谍部门相信这个理事会与美国秘密情报部门有联系（这不是没有道理）。[208]而米科和邦多尔指挥过箭十字党的破坏和情报单位。这些事实就足以让苏联方面特别严厉地对待这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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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甚至逮捕了武装抵抗组织的共产党成员，并且指控犹太复国主义者是德国人的间谍。[209]曾从事情报或反间谍工作的人、前检察官，或者与外国公司做过生意的人，遭到了最严厉的对待。每个人都是嫌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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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某人被捕，他的通讯录上的所有熟人、朋友、亲属、债务人和生意伙伴都会被捕。每个出口商都会被怀疑是间谍，他拥有的文件会遭到疯狂搜查。如果哪个不幸的公民的名字出现在某家出口公司的文件中，不管他是雇员、专家、调查人员还是投标人，都会被关入大牢。[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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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把从事出口贸易视为最恶劣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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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多年，瓦伦贝格案仍然牵扯了很多人。1952年，为了呼应莫斯科的“犹太医生审判”，布达佩斯也对犹太复国主义者进行了作秀公审。佩斯隔离区的领袖和营救行动的组织者被指控“谋杀”了瓦伦贝格。数百人被捕，在审讯中很多人由于遭到拷打而落下终身残疾。著名的营救者多蒙科什·米克绍由于遭受拷打，在1954年2月25日死去。直到斯大林去世，这些审判的闹剧才算告终。[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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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外国外交官也遭到迫害，以下是瑞士临时代办卡尔·卢茨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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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达佩斯陷落之后，红军在英国大使馆的废墟中袭击了我们。一个军官要我们交出使馆的汽车，有些车子已经无法启动了。他命令我在五分钟之内找到“备用部件”。然后他掏出手枪，追我进入碉堡，向我开了几枪。我勉强从防空洞的紧急出口逃了出来。随后，醉酒的士兵骚扰和抢劫我们长达十天。[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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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使馆的一份报告讲到了使馆工作人员的遭遇以及犹太人财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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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到达不久，瑞士大使馆的领导人哈拉尔德·费勒先生和他的主要文书汉斯·迈尔先生就被格别乌[213]（其实应当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格别乌于1934年被并入此部门）逮捕。此后他们音信全无。……大使馆遭到四次抢劫。在一次袭击中，一个苏联人为了强迫使馆职员恩贝尔先生交出保险箱的钥匙，用套索勒住了他的脖子。恩贝尔先生仍然拒绝交出钥匙，被勒得失去了知觉。苏联人从他口袋里拿出钥匙，从保险箱抢走了价值几百万的财物。……瑞典大使馆的一个大保险箱没有被德国人抢走，却被苏联人抢走了。[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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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红军占领的继续，对城市相关物资的征用变得越来越“有条不紊”。但有时也会出人意料。布达弗克郊区的葡萄酒窖很有名，当地红军的指挥官和政委在很短时间内被连续撤换了两批，因为他们在大量免费酒精的刺激下做出的恶行引起了红军最高统帅部的注意。[215]在很多酒窖，当地居民因为害怕酗酒的士兵，就把酒桶凿漏了。在有些地方，漏到地上的酒有40厘米深。红军士兵不仅喝酒，还在酒里蹚来蹚去，浸在酒里打滚。德谢厄回忆说，布达弗克的一个酒窖有将近20名红军在酒里淹死。[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