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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那拉加拉会战取胜后，实力单薄的西庇阿依然不能考虑围攻和夺取迦太基城。连年战争耗尽了罗马的经济实力和士气斗志，他不能也不愿投入大量资源。而且马其顿和希腊诸国已经准备联合干涉，一场新的战争很有可能爆发。罗马先知当年就不同意西庇阿出征阿非利加，预言会有灾祸；如今赢得了胜利，他们马上又跳了出来，只不过论调和之前完全相反，声称要将胜利进行到底，直到彻底消灭与罗马作对的迦太基城为止。但是，那拉加拉会战的胜利者表明，正如他能够正确估计自己的力量一样，他也能够判断出自身力量的局限。当时有人谴责西庇阿，说他已经与汉尼拔讲和，以免让继任者抢了此战的功劳。这完全是出于嫉妒心理，时至今日，我们不应该再附和了。西庇阿的继任者要想继续对战汉尼拔，攻打坚不可摧的迦太基城墙，那还要花很长时间。西庇阿更清楚怎样做对母邦有利，于是接受了汉尼拔提出的议和请求，与一年前汉尼拔尚未抵达时，西庇阿签订并得到罗马人民批准的和约内容相差不大。因此，那拉加拉会战的意义不在于正面——罗马立即得到了什么好处，而在于反面——迦太基的最后一次上升期被打断了，迦太基公民失去了未来的希望。新和约添加的最重要条款是：如无罗马允许，迦太基不得发动任何战争，从而实际上放弃了完整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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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条款到底是空文，还是果真终结了迦太基政策的独立性，和约签订时无人确知。被征服的迦太基城邦是否会长期遵守该条款，取决于世界形势、马其顿和叙利亚的政策、罗马和迦太基的国内发展。历史已经表明，那拉加拉战败永久地摧毁了迦太基的实力。6年之后的公元前195年，迦太基遵从罗马人的要求，将汉尼拔赶出了母邦；在此之前，罗马人已经击败了马其顿，而迦太基并未干预。现在，驱逐汉尼拔终于让和约板上钉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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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尼拔和拿破仑是世界史上的两位伟大统帅，出于这个原因，他们最终虽被击败，却无损其历史地位和崇高声望。是的，他们太伟大了，以至于与对他们相比，历史对打败他们的人容易给予更苛刻的评判，以免有人会以为打败他们的人比被打败的人更伟大。罗马人看待西庇阿的方式与英国人看待威灵顿如出一辙，只要不是涉及民族荣誉的场合，总会对两名统帅的伟大程度有所保留。实际上，威灵顿无疑是被低估的，尤其是功劳都给了格奈泽瑙。就击败拿破仑的战略而言，格奈泽瑙将军居功至伟。此处我完全无意与拿破仑对比，因为普军统帅不是格奈泽瑙，而是布吕歇尔。就后者而言，从没有人提出他是堪与拿破仑比肩的战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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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书写中，即使有人会倾向于偏爱失败者——因为胜利本身已经为胜利者带来了丰厚的回报——但在本书这样的研究中，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衡量每一个方面。之后会有机会讨论更晚近的统帅。不过就西庇阿而言，我们必须明确提出：综合前面的阐述，西庇阿的地位固然不高于汉尼拔，但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两人堪称并驾齐驱。罗马制度冷静持重，统治方式严格而崇尚权威，与希腊不同，不许活跃生动的个人出乎其类。纲纪主宰着社会的每一个方面，以至于人们不敢提及天才二字。归根到底，天才必定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体。但是，对于这位赋予罗马军队新的战术样式，冒险前往阿非利加，从巴哥拉达斯河谷径往那拉加拉，胸有成竹地对阵汉尼拔，挺过最危急的时刻，最后又没有漫天要价，而是缔结了恰如其分的和约的人物，我们真要说一声“天才”。事件本身已经展现了西庇阿抽象的伟大之处，但是，我们还能在他身上发现其他特质。蒙森从文献出发，用一支妙笔描绘了西庇阿的形象，我们因此能够面对面地观察这位统帅。我要用蒙森的这段话为第二次布匿战争作结。当然，我希望本章前面的内容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位军事家、政治家的伟大之处，这才是他最终的、具有决定性的特质。蒙森描述了罗马军队被击败，西庇阿站在罗马人民面前，争取西班牙统帅之职的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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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他曾在提契诺之战中救了自己父亲一命。如今，他要为死去的父亲复仇。他年少英武，一头长发，面庞羞得通红，请缨就危，只因别无更好人选。以区区军事保民官的身份，他竟被百夫长推举为最高的职位——如此种种，必定为罗马城的公民和农夫留下了精彩而难忘的印象。这位潇洒的英雄人物有一种特殊的魔力。西庇阿周身散发着昂扬自信的激情，半是虔诚，半是精明，好似整个包裹在炫目的光环之下。他既有恰到好处的激情，足以温暖人心；又计算精当，足以做出明智的判断，不至于忽视常理。他不像天真的群众那样相信自己蒙受天启，不屑于掩饰对这种看法的鄙夷，但内心里却默默坚信自己受到神的特别宠爱。简而言之，他具有真正的先知的性质。他立于人民之上，又没有脱离群众。他言出必行，思想如真正的王者般高贵，相信接受王位是对自己的贬低，却不明白共和国的体制同样束缚着他。他对自己的伟大坚信不疑，从不知嫉妒和怨恨为何物，别人的优点会衷心认可，别人的错误则是同情宽宥。他是一名杰出的军官和训练有素的外交家，两种职业在他身上从无相互妨害。他兼具希腊人的文化与最完整的罗马民族特质，口才绝佳，仪态优雅。普布利乌斯·西庇阿赢得了士兵和妇女、同胞和西班牙人、元老院里的对手和比他更伟大的迦太基对手（这是蒙森的看法，我不能苟同）的心。很快，他的名字便会万众传扬。他是一颗明星，似乎注定要为祖国带来胜利与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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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六篇 作为世界征服者的罗马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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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罗马军队与马其顿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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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布匿战争结束后，罗马军队很快就战胜了马其顿军队，后者可以视为亚历山大大帝的后裔。史书对汉尼拔对阵罗马人的军队组织、战术、战法的记载很少。由于有记载表明他给战士们装备了罗马人的武器，我们可以假定，交战双方整体来说是相当类似的，尤其是就装备而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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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汉尼拔并没有采取特殊的支队组织形式，因为他的军队是由多民族蛮族雇佣兵组成的，只有少数迦太基高级军官。但是，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有了第二梯队的雏形，或者实施了其他具有同样效果的细节手段，令方阵具有不逊色于或优于罗马人的机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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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罗马对马其顿发动的战争中，双方装备战术的差异就很醒目了。一方面，罗马起初采用传统的支队重装步兵方阵，后来改用梯队阵形，将矛换成标枪，以尖锐的短剑贴近肉搏。另一方面，马其顿人的方阵比过去更加紧密了，并将矛变成了更长的萨里沙长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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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紧张地等待着，看哪一种战法会被证明更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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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的后裔在最后几场战斗中使用的那种特殊马其顿方阵，以及萨里沙长枪是否在亚历山大的时代就已经使用了呢？我们对此尚有疑虑，所以拖到此处才来探究这一主题。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波利比乌斯笔下的马其顿作战方式。作为同时代人，他目睹了库诺斯克法莱会战（Battle of Cynoscephalae）和皮德纳会战的战况（18.28—18.32）。除了他的记载，在几部流传至今的战术指南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尽管如此，研究依然非常困难，并多次误入歧途，因为文献中包含多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其中部分问题还是相互交织的，例如萨里沙长枪长度及其与马其顿、罗马方阵的纵列宽度和各列间距之间的关系。吕斯托和克希利认为马其顿军队并没有装备真正的“长”枪（21英尺或24英尺，约6.4米或7.3米）。在他们看来，长枪的长度单位应该是“podes”，即“一足之长”，而不是波利比乌斯所认为的“pecheis”，即“一臂之长”，于是得出实际长度为14英尺（约4.3米）的结论。我承认，我曾长期持有这一观点，但是艾德蒙·拉默特（Edmund Lammert）对瑞士长枪和德国雇佣兵长枪进行了专项比对研究，最后在我的请求下，还由柏林学术健身俱乐部进行了一次实际演练，从而完全证明了较长的数字才是正确的。据此，我认为情况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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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里沙长枪的额定长度为24英尺（约7.3米），但现实中只有21英尺（约6.4米）。士兵双手握持后部，枪尖探出很长的距离。当方阵结成紧密队形时，五排萨里沙长枪都从正面伸出，能够同时发挥作用，因为前三排“萨里沙”的长度相应会缩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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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波利比乌斯或其他文献来源都没有具体说前排长枪较短，但这一点可以间接推出。一、根据一条注释，长枪放下后的阵形呈圆弧状。二、特别长的长枪对第一排显然是无用的。三、文献记载方阵士兵是携带盾牌的。21英尺（约6.4米）长的萨里沙长枪——哪怕只有18英尺（约5.5米）长——是不能单手掌控的，而必须如文献中明确所说双手握持。双手持枪的人不可能持盾护体。当然，他可以在胳膊上绑一面小圆盾，等到萨里沙长枪断裂之后，配合长短刀剑展开近战。但是，该盾牌在使用萨里沙长枪作战的时候几乎与躯干垂直，非常碍事。盾牌的用处太小，我们不能假定萨里沙长枪兵会把它带在身上。不过，如果第一排或前几排士兵使用长度较短的单手矛，那么这条记载就合理了。假如第五排士兵的长枪为21英尺（约6.4米）长，第四排18英尺（约5.5米），第三排15英尺（约4.6米），第二排12英尺（约3.7米），第一排9英尺（约2.7米），那么正面就几乎是一条直线，或者是中间略微突出的弧线，用枪尖构成一道敌军无法突破的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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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里沙方阵完全依靠集团冲击，而非单兵作战。因此，纵列横排的间距都要比使用标枪、短剑作战的罗马阵形更小。波利比乌斯专门谈过这一点，说两名罗马士兵的间距为3英尺（约0.9米），一名罗马士兵对面有两名马其顿士兵，再加上马其顿方阵有5排长枪从正面探出，那么他就要面对10根长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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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里沙方阵的规范纵深16排，达到传统重装步兵方阵的两倍，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冲击力。后11排士兵竖持长枪，可以一定程度上抵挡箭矢和标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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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献记载，这片枪林向前推进时的景象殊为骇人，连皮德纳会战中的罗马统帅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看到敌军滚滚而来，都会不禁颤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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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乌斯如此评论马其顿与罗马战术的相对优劣：“萨里沙方阵的正面无人可挡。一名罗马士兵要面对10根同时压来的长枪，他既不能用剑将其斩断，又不能突入。但是，罗马军团能够适应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目标。萨里沙长枪兵只能作为整个方阵的一员，甚至不能组成小单元，遑论单兵作战。此外，方阵只能在特别平坦的地形移动。沟渠、矮丘、洞穴、树丛都会使其陷入混乱。但是，一旦它在任何地方陷入混乱，或者罗马的支队从侧面发起攻击（由于罗马采用梯队阵形，做到这一点很容易），它就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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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解释是如此显明、如此有说服力，以至于人们不禁要问：马其顿国王一开始为什么没想到呢？3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亚历山大大帝的方阵不可能这样死板，那么后来的阵形又是如何、何时发展形成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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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利比乌斯笔下的萨里沙方阵同样不可能存在于亚历山大的直接继承者的统帅之下。无论如何，战记里没有提到这种阵形，尤其是关于皮洛士的历史记载给出了相反的证词。毫无疑问，皮洛士与马其顿关系紧密，肯定考虑过运用亚历山大当年征服东方的战术来征服西方。但是文献明确记载，他在意大利作战时编入了意大利式装备的意大利人士兵，伊庇鲁斯单位和意大利单位似乎是交替分布的。4只有各类装备都用于相似类型的战斗，这样做才是有可能的，哪怕各单位使用的武器有所不同。比如，只要所有士兵都是手持武器单兵作战，一个单位用剑、一个单位用矛就不是问题，矛的长短不同也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