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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实际演练中得知，小的长枪兵单位也有可能以两倍步速发起进攻，但是长枪兵单位和短矛手单位仍然存在实质性的差异，而且在这样的行动中，萨里沙长枪手就会失去必不可少的侧翼安全。只要萨里沙方阵保持着良好的秩序，它就能打垮面前的一切。但是，敌军可以从一个萨里沙长枪单位面前后撤，全力攻击与其交替分布的短矛单位。如果能将一个短矛单位从战线中击退，那么萨里沙长枪兵便只能任敌宰割，因为敌军接下来可以从侧面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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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将侧面托付给不知勇敢与否的异邦人的做法必然会带来不安全感，进而必然引发战阵崩溃。萨里沙长枪单位的基本原则是，只有结成人数众多的紧密集团时才能发挥全效，而这必然需要侧翼友邻部队的掩护。于是，有关皮洛士将各单位混编的记载会得出一个结论：他们不可能装备真正意义上的长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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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皮洛士尚未采用波利比乌斯笔下的萨里沙方阵，我们就要面临一个选择：亚历山大时期的萨里沙长枪的最大长度可能只有12英尺（约3.7米），它究竟是逐渐变长的，还是腓力五世国王面对与罗马人迫在眉睫的战争，才临时采用双手长枪的？腓力五世聪敏而精力充沛，为人尚武，罗马战胜汉尼拔的事情肯定在他的宫廷里造成了影响。宫廷内很可能对敌我双方传统战术的优劣进行了权衡和比较。若要采用罗马的战术，马其顿肯定要大动干戈。实际上，这个念头很可能从来没有被考量。骤然改变一支庞大常备军的惯常做法、抛弃一个军事传统的观点代之以全新的、与过去毫无关联的事物是不可能的。马其顿士兵明白如何使用很长的长枪，以紧密队形作战，却不懂投掷标枪，持剑作战。马其顿人看到罗马战术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很可能会想到进一步加强本土战法威力，挖掘发挥其全部潜力的应对之策，将“萨里沙”的长度加大到21英尺（约6.4米），将士兵间距缩小到1.5英尺（约0.46米），却枉顾其片面性。如果上述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决策就可类比于坎尼会战中罗马加大支队纵深的阵法。也就是说，既然不能企及敌方的机动性，便希望以泰山压顶之势将其击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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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是，两种战法从来没有得到完全公正的战场检验。库诺斯克法莱和皮德纳两场马其顿负于罗马的会战都受到了偶发事件的巨大影响，战斗结果的普遍意义值得质疑。第三场战斗，马其顿-叙利亚帝国负于罗马的马格尼西亚会战（Battle of Magnesia）或许也可以放在一起讨论。关于这场战斗的记载显然地、完全地形同虚构，而其中根本没有马其顿方阵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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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诺斯克法莱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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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波利比乌斯记载得出的整体图景，这场会战在各个方面都相当于马其顿方阵与罗马军团的相遇。但是，它并非预先计划的结果，而是由一场侦察遭遇战发展而来的。即使多山破碎的地形不利于萨里沙方阵，腓力五世也还是认为时机有利，遂决意交战。此外，萨里沙方阵并没有同时展开；取胜的右翼已经向前推进了，左翼还在结阵的过程中被罗马的象兵突破，接着轻易被军团击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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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们没有找到战象取得此类胜利的其他可靠历史战例，此处有一点应该重点强调：战象突破的并不是一支秩序良好的部队。波利比乌斯明确记载，被击败的方阵步兵当时还是行军队列，而且因地形阻碍而难以结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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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击败马其顿左翼时没有继续追击。一名军事保民官率领20个支队——估计来自第二梯队——乘胜从后方攻击马其顿右翼，从而奠定了这一侧的胜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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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库诺斯克法莱会战恰好只有经过李维改动的记载流传下来，而没有波利比乌斯的原文，那么这段战术发展史就要含混得多。李维将波利比乌斯关于腓力命令方阵放平长枪、发动进攻的希腊语文本翻译为：Macedonum phalangem hastis positis, quarum longitudo impedimento erat, gladiis rem gerere jubet（他命令马其顿方阵将太长碍事的长枪放下，持剑接敌）（《建城以来史》33.8）。这个例子的价值很大，每当文献记载从现实角度看存疑的时候——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们便应当考辨真伪。若非恰好有原文加以比对，会有多少学者将这样明确的论述归于单纯的误解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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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德纳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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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皮德纳会战，我们没有波利比乌斯的原文，只有不太可靠且不完整的李维和普鲁塔克的记载。据载，这场战斗也是偶然发生的，并未预先完备布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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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尼西亚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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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格尼西亚会战，我们只有李维和阿庇安（Appian）[84]不切实际的记载，其中写道叙利亚帝国的军队有镰刀战车、骆驼骑兵、征召自16个不同民族的士兵、素质远远超过非洲象的印度战象；总兵力是罗马的两倍（按照弗洛鲁斯的说法是20倍），骑兵是4倍；尽管纵深很大，阵形的正面仍然很长，当时正好是雾天，从战阵中部都看不到两翼。尽管如此，阵势如此浩大的叙利亚军队还是不能将敌人包围。罗马及其盟友阵亡人数连400人都不到，而叙利亚军队则损失了5.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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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记载中，此战的一大特点是萨里沙方阵分为10个小阵，每两个小阵之间有两头战象。作者在整篇战记中颇多虚构，这个阵形很可能也不例外。再蠢的人也是有限度的，哪怕是麾下虽有汉尼拔助阵，却不知如何加以利用的叙利亚国王。我们知道，象兵对骑兵的效果最好。象兵不会冲向排成紧密队形的步兵，反而会轻易被投射武器击退；换一种情况，如果象兵冲了上去，步兵也可以向两边让开道路，让大象直接从战线穿过去。无论是哪一种，马其顿方阵都会遇到他们最害怕发生的事情：正面出现了大口子，罗马军团的支队可以插进去，从侧翼击败敌军。再加上战象很难与方阵保持同步的行进速度，这种情况就更是肯定会发生了。战象一受到投射武器的攻击，便会全速冲向敌军，前提是它们没有掉头往回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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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依然相信，从史学方法的角度看，根据这种水平的文献运用史料考据得出像样的历史叙事是可能的、恰当的做法，我会请他首先用阿庇安对坎尼会战和那拉加拉会战的记载一试身手。如能成功，我就不会再反对他继续尝试叙述马格尼西亚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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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2 职业军队：大队战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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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组建的罗马军队足以征服东方各国。马其顿和叙利亚两国被击败了，埃及和大部分小国自愿与罗马结盟，成为附庸国。从此以后，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攻击罗马。但是，罗马在逐步走向世界霸主顶点的过程中依然有大大小小的战争要打，其军事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延续发扬。罗马与高卢人在意大利北部和西班牙的战争仍在继续；解决马其顿；平定希腊、消灭迦太基之后，罗马接下来要与一位努米底亚国王作战。在这些战争中，罗马往往起初受挫，战局长期摇摆不定，最后才占得上风。西庇阿用创立的新军制连汉尼拔都能打败，假如新军制能成为罗马共和国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话，本应轻易征服全世界。但是如前所述，新军制与共和制度根本是相悖的。从现在开始，罗马军事史的运行都脱不开这一内在矛盾的框架，整个罗马史随之亦然。罗马的旧制度仍然存在，即由当年的两名执政官统率军队，其按照需要征召公民参战，战后解散。但是，如果说旧制度之前还可以按照字面意义应用的话，如今已经既不能满足罗马的政策目标，又变得不堪忍受。普遍兵役制不能运用于连续的作战状态，而罗马目前正是战事连绵。士兵不得不前往西班牙、亚洲、阿非利加、阿尔卑斯山区作战，他们不可能同时履行公民义务。我们不妨估计，在法定普遍兵役制下，实际只有约十分之一符合兵役资格的罗马青壮年入伍；1但是，这些入伍者作为公民的一面越来越少，从而组成真正的行伍。这种职业军人状态已经成为事实，但还不是正式的制度，因此在运行过程中伴随着极其显著的不规则性质。公民军队多次与职业军人发生龃龉，尤其是在统帅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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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职业军人还是取得了胜利，因为罗马对其他所有国家享有巨大的物质优势，偶尔战败也好，常年征战也罢，罗马都不会伤筋动骨。而且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将领、军官、士卒——保持着相当大的规模，只要有一位真正有能力的人审时度势，总能组建起一支劲旅，发起决定性的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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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生了前两次布匿战争的公元前3世纪，我们不妨假定意大利的自由民中有三分之一是罗马公民。因此，如果罗马公民占陆军的一小半，盟邦（socii）占陆军的一大半，而海军主要由盟邦提供，那么军役的负担还是相当平均的。但是，到了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由于一部分盟邦叛离，另一部分盟邦响应不积极，罗马只能自己把主要的负担扛起来。于是，在战争胜利之后，罗马愈发频繁地征召盟邦出兵，陆军里公民的比例比以前还要低得多。意大利以外的各个行省也展开了征兵，努米底亚人、贝利阿里人、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克里特人等各色雇佣兵均入伍服役，希腊各盟邦则被要求提供辅助兵。通常只有4个军团是真正的罗马公民，约1.8万到2万人。但是，共和国的总兵力常年保持在5万人上下，如果西班牙发生起义，或者一面与马其顿和希腊作战，一面要降服迦太基，这个数目还要不时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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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的蛮族敌人——日耳曼部落——现身边境，威胁要入侵意大利时，一次更加艰难的考验于罗马共和国面前降临。罗马起初遭遇了一系列失败：公元前113年，帕皮鲁斯·卡尔博（Papirus Carbo）于诺里库姆（Noricum）战败；公元前109年，M.尤尼乌斯·西拉努斯（M.Junius Silanus）被阿罗布罗基人（Allobroges）击败；公元前107年，L.卡西乌斯（L.Cassius）在加龙河上游（Upper Garonne）被击败；公元前105年，马里乌斯·马克西姆斯（Mallius Maximus）、卡埃皮奥（Caepio）、奥勒留·斯考鲁斯（Aurelius Scaurus）在阿劳西奥（Arausio）被击败——直到马略（C.Marius）率领新军于公元前102年在六水河（Aquae Sextiae）附近击败并消灭了条顿人（Teutones）和阿姆布昂人（Ambrones），又于公元前101年在韦尔切利（Vercellae）附近击败辛布里人（Cimbri）和提吉林尼人（Tigurini）。我们可以想见，罗马人对于马略通过战场胜利赢得的巨大声望和崇高地位是何其敬畏。他起初为下级军官，之后一步步爬上高位，并连续6次被罗马人民选为执政官。胜利之后，他被誉为“罗马的第三位缔造者”。但是，只要细加推敲就会发现，文献记载中关于这场战争的全部细节都是守门士兵的故事和下级军官的八卦，得不出任何具有真正军事史价值的内容。但是，这场战争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标志着罗马军队逐渐完成了从公民兵向职业军队的转变，正式实现了一种新的军队组织形式。诚然，哪怕就这一点而言，流传下来的直接记载也不完全，但所有迹象都指向一个事实：马略是这种我们之后会看得更清楚的军队组织形式的缔造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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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第二次布匿战争，将军团按年龄分为青年兵、壮年兵、老年兵三部分的做法肯定是形同虚设了。一方面，每年新组建的两个城市军团（legiones urbanae）几乎全都是刚达到服役年龄的青年，“老年兵”的从军经验大概跟1814年拿破仑的青年近卫军差不多，几乎全都是新兵。3另一方面，在原有的罗马军团里，连青年兵都算不上青年了。实际上，在当年参加过坎尼会战到了那拉加拉会战时仍然在役的军团里，年纪最小的士兵肯定也要比绰号“抱怨鬼”（grumbler）的拿破仑老近卫军要年长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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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按年龄分组、令老兵免遭危险的做法都失去了意义，因为各个单位都已经转变为梯队了。原本被认为要受到优待的老年兵，如今统帅可以随意命令他们从后排梯队转至侧翼，或者转向朝后，或者独立行动，老年兵也可能被派到危险最大的、伤亡最惨重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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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三线阵仍然延续了百年之久，这可以用任何既有组织都有的天然稳定性来解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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