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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段记载看似言之凿凿，却不能按字面意思理解。在野战军只有1.58万的情况下，老人、少年和外邦重装步兵是不可能有1.6万人的。雅典野战部队的兵役年龄是20岁至45岁乃至50岁，因此，20岁以下和45岁以上适役人员的数目肯定要远远小于野战部队。另外，修昔底德完全没有算上300艘三层桨战舰的船员，按满员计算，300艘船要配备不少于6万名船员。除了野战军以外，雅典到哪里去找这么多人？野战军的规模为何这么小？野战军是全部由上层公民组成吗？分界线在哪里？为什么中下层不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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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释这些疑点，人们提出了五花八门的假说。贝洛赫不知如何解决，只好将1.6万名卫戍部队改成了6000名，又加上1.2万名公民做船员。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充分显示了流传至今的文献的特点：在所有古希腊文献中，只有这一段似乎对希腊征兵状况做了完整而系统的描述，但为了让人们理解该材料，我们不得不这样歪曲它。使情况更加复杂的是，埃夫罗斯读过这段话，其内容和流传至今的手稿大体相同；狄奥多罗斯抄了埃夫罗斯的话，说野战军数目为1.2万人，卫戍部队为1.7万人，其佐证了修昔底德的观点，但略有差别（野战部队1.2万人，而不是1.3万人；卫戍部队1.7万人，而不是1.6万人），又一次突出了文献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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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贝洛赫在《克里奥》[109]（第5卷1905年第341页）中提出，1.6万不应该被改成6000，那是编辑自己加的，应该完全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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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的记载疑点重重，除非有其他估计数据作为解读的线索和可靠的参照，否则它就毫无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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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发现了一则之前没有人重视，甚至贝洛赫都不曾关注的信息，我相信它是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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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记载了两次雅典的非常征召，每次都是全力全员动员。战争第一年（公元前431年）秋季，雅典派遣1.3万名重装步兵入侵麦加里斯（Megaris），另有3000人驻扎于波提底亚（Potidaea）城下。同时海上还有一支规模为100艘的舰队（波提底亚可能还有几艘）100艘船上有2万名船员，加上重步兵就是3.6万人了。但修昔底德又说当时还有数目不小的“轻装部队”*，因此我们不能得出雅典总兵力的确切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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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处（3.17）的情况有所不同。修昔底德为我们描述了公元前428年勒斯波斯岛（Lesbos）反叛后雅典的军备情况。雅典当时有70艘船在海上（40艘在勒斯波斯，30艘在伯罗奔尼撒），还有1000名重装步兵在米提里尼（Mytilene）城下。斯巴达人由此相信雅典人已无余力，于是策划海陆并进，攻打雅典。为了向斯巴达人证明他们想错了，雅典人动员按纳税额衡量的下两个等级的公民，又武装起了100艘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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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将这项成就与开战首年的成绩相提并论，说两者性质相似，前者规模犹胜。因为在那一年（公元前431年），雅典有100艘船守卫阿提卡半岛与优卑亚岛，100艘船封锁伯罗奔尼撒半岛，50艘船在波提底亚和其他各处，共计250艘。本土守备的100艘船自然不必一直在海上，因为还没到火烧眉毛的程度。但它们是做好战斗准备，船员配备待命的后备舰队，随时可以出海。当然，个别船只会不时地试航检验，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公元前428年的成就确实比较大；当时雅典有170艘船外出执行任务，而公元前431年的250艘船中，只有150艘船在外执勤。按照伯利克里的说法，雅典有300艘三层桨战舰。但我们必须这样理解他的话：开战时，雅典实际只能为250艘船提供船员，其余50艘是后备船只。而到了公元前428年，修昔底德明确说雅典配备了170艘船的船员，手段是征召通常作为重装步兵服役的第三等级公民上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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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有了一个估算公元前428年雅典公民数目的基础。170艘船需要3.4万名船员，另有1000名重装步兵及其随从。除了这3.6万人以外，雅典本城和几座要塞还有约4000名至6000名守军。首先，这个数字肯定要打一些折扣，因为临时配备的100艘船大概并不满员，要么根本没有专业水手，要么让专业水手充任划桨手，所以船员数约为1.8万人，而非2万人。其次，莱斯博斯岛舰队和机动舰队中肯定有一大批雇佣兵。最后，划桨手中奴隶的比例也存疑。尽管估算中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但还是能给出一个上限和一个下限。船上肯定有相当多雇佣兵，可能还有大批奴隶；但同样肯定的是，舰队船员整体以征召的雅典公民为主。如果全员配置，那么总额就是4.2万人。但很可能只有3.8万人，而且还要考虑到其中至少有1万名雇佣兵和奴隶，甚至可能高达1.8万人。因此，在公元前427年，适合服役的雅典公民和外邦人总数约为2万至3.2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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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修昔底德的记载来看，大体不会超出这个范围。但从雅典政策的整体性质来判断，2万是太少了，我们可以肯定地将下限定为2.4万人。另一方面，假如雅典在公元前428年拥有远超3.2万名适合服役的公民和外邦人，那我们就很难理解为何出征莱斯博斯岛就会让其他希腊城邦认为雅典已经耗尽了人力，这场行动只需要1万人，当然还要加上一半以上雇佣兵；出征后临时武装100艘船基本上需要动员余下的全部兵员。170艘船（30+40+100）和1000名重装步兵这两个基本数据可以直接采信修昔底德，基本不可能出错，而且通过比对公元前431年的其他相关数据，上述手稿数据也得到了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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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24年，雅典人“倾城而出”*（第立安会战），全军有300名骑兵、7000名重装步兵和“远远超过1万名‘轻装部队’*”；所以，加起来有2万至2.5万人。此外，雅典还有70艘至80艘船在海上，水手约1.4万至1.6万人。总计3.5万至4万人，与公元前428年大致相同，只是兵力要弱得多，因为几乎有一半是“轻装部队”*，随军出征不是为了作战，而是为了修建临时工事。于是，我们可以肯定雅典在公元前428年有2.4万至3.2万名应服兵役的公民和外邦人。据此，我们可以得出开战时的兵力。直到此时，雅典阵亡者还相当少，但因瘟疫死于“阵中”*者甚多——4400名重装步兵和300名骑兵。4400名重装步兵这个数字并不确切，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一类，是只包括上阵的公民重装步兵，还是也包括外邦人和卫戍部队。不过，300名骑兵无疑属于伯利克里所说的1200名骑兵之内。住在城中的人里面，下层市民的死亡率可能还要更高，但许多市民已经到城外殖民地生活了，受瘟疫危害较小。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下层市民的死亡率为25%。如果说雅典在公元前428年还有2.4万至3.2万名应服兵役的公民和外邦人的话，那么公元前431年就应该有3万至4万人；再算上25%的老人和伤残老兵，雅典当时的公民和外邦人总数就在3.75万至5万之间，其中3万至4万人为公民，2.25万至3万人应服兵役。下限基本不用考虑。我们给应服兵役的上限多加了1000至2000人，这是为了安抚最坚决的质疑者，免得日后有人拿来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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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组基准值，凭借它可以来衡量伯利克里讲话中的数字（修昔底德，2.13）。伯利克里的估计是：1.3万名野战重装步兵、1.6万名卫戍重装步兵、1200名骑兵、1600名弓箭手，共计3.18万名军人。扣除其中包括的3000名外邦人重装步兵（2.31），剩下的公民数为2.8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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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字之前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包含全体应服兵役的雅典公民，还是按照字面理解只包括地面部队，所以公民数目还要再加上全体船员。除了外邦人、雇佣兵和奴隶，上船的雅典公民至少有1.5万人，甚至可能有2.5万人。这样一算，应服兵役的雅典公民数目就完全是另一番光景了。如果应服兵役的公民不是连3万人都不到，而是约有5万人乃至更多，雅典取得的全部功绩就要重新看待，对于雅典人实施的战役和行动的分析也会大不相同。这些疑问如今一扫而空。我们从公元前428年的数据得出了应服兵役者的上限为3万人出头，由此可以完全肯定伯利克里所说的2.88万名应服兵役人并没有遗漏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或者全体船员——大约有2万之众——他指的就是全体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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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深思熟虑，这也是唯一符合逻辑的看法。修昔底德说的应该就是雅典全国的财力、战舰和应服兵役者总数，而且上一处伯利克里的讲话中确实包含了有义务作为重装步兵上阵的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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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自带装备者，额外为多少公民提供重装步兵的装备纯粹是钱的问题。从理性视角来看待雅典的可用兵力，这里所说的“钱”绝不能与公民个人财力相混淆。正因如此，伯利克里给出的估计数目完全不可能包括外国雇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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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31年秋季征召的总兵力与伯利克里给出的总数相符，我们估算为3.6万人以上，外加大量“轻装部队”*。总而言之，极限兵力应该在4.5万至5万人之间。雅典完全有能力达到极限，因为除了2.88万名应服兵役的公民和3000名外邦重装步兵，他们还有约5000名不充任重装步兵的外邦人士兵，余数可由雇佣兵和奴隶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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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确定雅典公民总数，我们就有了一个坚实的探究基础，可以驱散围绕着伯利克里演讲的其他谜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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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见，修昔底德的记载肯定是有误的，因为他说野战军有1.58万人，卫戍部队有1.6万人，但同时又明确说后者是由老人、少年和外邦人重装步兵组成的。这个比例不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别处记载外邦人重装步兵有3000名，所以剩下的1.3万人就是老人（45岁或50岁至60岁）和少年（18岁或19岁）。老人和少年的年龄段跨度加起来最多是17岁，而野战部队是25岁至30岁，两者的数目不可能几乎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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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疑点不止于此。修昔底德说，每当敌军进攻时，负责守卫城墙和要塞的都是那1.6万名野战军以外的部队。但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野战军也在国内，很少应召出征，出征时间也很短，如果是远征，远征军规模肯定相当小。敌军入侵国土时不出动全军精华，让五六十岁的老汉上城守卫，却让20岁至40岁的壮士待在家里，这合理吗？此外，从修昔底德的文字来看，似乎雅典城墙完全是由重装步兵守卫的。就守城而言，盾牌和重甲是累赘，甚至是妨碍。城垛提供了掩护，士兵只需射箭、扔标枪、投石即可击退敌军。重装步兵应该在后方待命，一旦敌军突破城墙再出击肉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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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修昔底德的记载无疑是有错误的。我们已经证明，修昔底德本人没写错是后人抄错了的假设是不可能成立的。修昔底德在别处给出的数目已经充分说明和验证了这一点。贝洛赫最新的解释是修昔底德本人没有犯错，是出版商擅自加上1.6万这个数字，所以造成了混乱。当然，此说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但史学研究的一般原则是，只要有可能做到，那么纠正史料中的明显错误时就应该尽量温和，不要大改。因此，在我看来，我还是认为我的假说——这位古希腊史学宗师在这里犯了一个错误——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公认的权威性的减损要远远小于贝洛赫的假说，即出版商不经认真思考便擅自订正。分析到最后，我们一眼就能看到，我们认为修昔底德犯的这个错误其实只是个小错。不管我在其他场合是多么乐于以修昔底德的崇拜者自居，但我依然认为，我给出的解释并非无稽之谈。哪怕是最严谨的考据学者在数字方面也难免犯错，而且澄清错误后好像是不可能犯的一样。近代学者中就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毛奇不啻是一代人杰，而他写的1870年普法战争史中估计格拉沃洛特-圣普里瓦会战（battle of Gravelotte-St.Privat）德军仅有5万人参战，因为他把军官、骑兵和炮兵全都漏掉了，而计算敌军总兵力时又算了进去。只要将他写作时摆在桌前的《总参谋部战史》（Generalstabswerk 2：234，附录）和他自己写的那段话（第63页）比对一下，他一眼就能看到错误。此外，这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数字，而是一个重要结论的基础。如果毛奇——当然，他写作时年纪已经很大了——都干过这样的事，那么认为修昔底德给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也算不得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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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犯错的根源在于他说卫戍部队由“老人、少年和外邦人重装步兵”组成，而忽略了从整体语境来看不能被忽略的一类人，即没有被安排去当重装步兵的适役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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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万名卫戍部队减去3000名外邦人重装步兵，剩下是1.3万名公民，恰好与野战军数目相等。这肯定不是单纯的巧合。相反，我们可以假定这段话的意思是：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有一半适役公民要穿戴重装步兵的装备，接受重装步兵的训练。18岁和19岁的新兵（“卫队”*）被分到要塞守军中，同时进行训练。因此，雅典人会说——伯利克里在演讲中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就算1.3万名野战军全体出动，他们还有同样数目的部队在守卫城墙和要塞，此外还有3000名外邦人重装步兵。汇总数字时，伯利克里只提到了老人、少年和外邦人，却忘记了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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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为了正确和充分地理解这段话，现代读者必须清楚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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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名野战重装步兵不全是自带装备的高等级公民（那样一来，雅典公民总数就要高得多了），也包括由城邦提供装备的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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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戍部队有1.6万人不是说敌军入境时，真的就是这些人上城守卫，而是说即便1.3万名野战军全体出动，雅典还有1.6万人可以守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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