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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万人中包括：3000名作为重装步兵服役的外邦人；新兵；45岁或50岁至60岁的老人；残疾者；最后还有未分配到野战部队的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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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修昔底德的数字没有计入不当重装步兵的外邦人。在我们看来，这几乎是最严重的一处省略，但我们在后文（2.3）中会看到，略过这批人是完全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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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估算出的3.6万名雅典公民中包括军事殖民者（cleruch）。他们曾经且一直是雅典公民，但有些人住得非常远，比如利姆诺斯岛（Lemnos）、伊姆罗兹岛（Imbros）和斯基罗斯岛（Skyros）[110]。他们形成了自己的共同体，修昔底德之后讲到参战部队时总是将他们与雅典人分开。此外，修昔底德给出的公元前431年参战兵力为1.6万名重装步兵，与伯利克里演讲中的数字相同。但我们必须假定，雅典发动这场战役时没有征召遥远殖民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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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我们可能会得出和贝洛赫（第82页）一样的结论，即伯利克里的数字不包括军事殖民者。但如前所见，伯利克里声称自己给出的数字是全体可以服役的雅典公民，与上述结论相悖。假如他真的漏掉了全体殖民地，那么，他的话就完全无法理解了。贝洛赫估计殖民者数目高达1万人，这大概是太高了，而且有些殖民地离得远，但也有殖民地离得近，比如萨拉米斯岛和优卑亚岛上的奥雷奥斯（Oreos）。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28年战事的记载直接排除了雅典还有这么多兵力的看法。公元前431年，雅典派1.3万名重装步兵攻打麦加拉，又派3000人列阵于波提底亚的记载容易解释。当然，比较远的殖民地没有被征召参战，但确实有一支殖民地部队及舰队参加。修昔底德没有给出具体兵力，而只是重复了伯利克里演说中的数字，并未深究到底有多少人可能因为偶然因素或不管什么原因而缺席。因此，缺席者很可能不仅来自遥远的殖民地，也包括大量一直在外经商的雅典人，而修昔底德并没有把他们扣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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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还要对拙作《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中给出的估算值加以修正并说明原因。在那本书中，我顺着东克尔（Duncker）的思路试图破解《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13）中的矛盾，于是将全部有义务出征的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计入重装步兵，而将远方殖民地居民计入卫戍部队。严格来说，这样理解是最贴合修昔底德原文的，因为对野战部队和卫戍部队做了严格和一致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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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卫戍部队有1.6万人的说法绝不能按字面理解，于是，尽管殖民地居民充当守军的观点看起来很合心意，但并不成立。此外，假如伯利克里一方面根据全体适役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都是重装步兵这样纯属纸上谈兵的看法，便提出实际情况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却忽略了真正承担重装步兵职责的殖民地居民，那实在是不可理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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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提议将殖民地居民和第四等级日佣级公民调换一下位置，这样得出的公民总数就会多出2000人。这是因为我不得不从修昔底德给出的数字中扣除担任卫戍部队的外邦人——我当时估计有1500人——以便确保前后一致。现在我没有必要这样做了，因为整体理解都推倒重来了。于是，公民人数要增加1500人，不适合服役的比例按25%计算，总共就要增加2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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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出的雅典公民估算值从3.4万人增加到了3.6万人，贝洛赫却在《希腊史》（Griechische Geschichte）（1893年面世，见1：404脚注）中从4.5万人减少到了4万人（3万人居住在阿提卡半岛，1万人在殖民地）。于是，我和他的差距就缩小到了4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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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目前的估算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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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名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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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名弓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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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名重装步兵（包括殖民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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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名不充任重装步兵的适役雅典公民（包括殖民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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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0名不适合服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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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计：3.6万名雅典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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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约6000至8000名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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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数字依然不能得出公元前431年阿提卡半岛总人口的确切结论，因为奴隶数目缺乏估算的依据。我们只能说，奴隶数目无论如何是相当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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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几乎完全是一个农业国，贝洛赫估计它的人口相当稳定，这是正确的：人口外迁填平了人口增长。雅典并非如此。除殖民以外的外迁人口数肯定相当少。在公元前490年，雅典只有很少的外邦人，但经历了5世纪的繁荣期，外邦人大大增多。至于自然增长率，我们毫无头绪。正常来说，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下，人口大约每60年会翻一番。对雅典不能照搬此数，因为它在这段时期的战争中遭受了大量伤亡（例如出征埃及的战役）。人口的主要增长来源无疑是迁入的外邦人和奴隶。尽管如此，公民数目大概并不稳定。如果公元前490年按1.8万至2.6万人估算的话，那么假定公元前431年有2.88万名适役公民是完全有可能的，另外可能还有2000名外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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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2 马拉松会战中的跑步情况[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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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后来得知阿梅代·奥韦特（Amédée Hauvette）撰写的《希罗多德笔下的中古战争》（Hérodote, Historien des guerres médiques）（巴黎，1894年）一书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8道的问题。我的根据在于，跑那么远在生理上是不可能的。我还引用了普鲁士军队条令的规定作为依凭。奥韦特（第261页）提出了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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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定对训练新兵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同样存在于我军条令中，但它们远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像雅典士兵那样身体强健、训练有素的人的要求。拉乌尔炮兵上尉（Captain of Artillery de Raoul）便是明证。通过一种新的步行和跑步方式，他最近达到了惊人的成效：在1890年第11集团军的大型演习中，他指挥的排在携带武器装备的情况下，以跑步的速度行进了15千米。参见菲利克斯·雷诺博士（Dr.Felix Regnault）在《自然》（La Nature）第1052期（1893年7月29日）发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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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来看，两种说法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我提出：像马拉松会战中那样人数众多、阵形严密的重装步兵最多跑100步至150步（跑步的步幅，相当于步行的150步至200步），否则一定会筋疲力尽，阵形解体。奥韦特回应道：“拉乌尔上尉和他指挥的排携带武器装备跑了15千米（也就是2.4万步，按步行步幅算）。”但我们的分别还不止于此。奥韦特从根本上反对我借以考证希波战争史料的客观分析方法。他的书有相当大篇幅是针对我的《希波战争与勃艮第战争》。奥韦特不承认我从瑞士通俗史籍——尤其是布林格对格朗松会战和穆尔滕会战的记载——类推得出的证据，即希罗多德的记载可信度极低。恰恰相反，奥韦特认为希罗多德基本上是可信的，不管在主观还是客观层面，学者的任务仅仅是纠正文献中可能出现的个别错误、疏漏和矛盾。他运用上述原则时可谓旁征博引，条分缕析。尽管他并不完全排斥客观考据，但还是更信任文字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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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论，客观分析确实容易出错。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客观分析的难度也非常大，因为就算是专家也很难通晓发生在其他时代的其他人身上的事件实际或可能受到了哪些外界因素影响，更不用说专家们往往对各种理论心存臧否，于是得出不同乃至相反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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