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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尼乌斯将这个报告保留了下来，并补充说它是错误的，但他并没有告诉我们哥特军的实际兵力。由于他只在开头讲了之前有大批蛮族渡过多瑙河，而另一位同时期的作者，欧纳庇乌斯（Eunapius，第6章）[40]估计哥特人的适役人数近20万，于是现代学者们就认为这1万人只是先遣队，但阿米阿努斯从未提及这一点；事实上，从上下文就能完全排除这种解读。阿米阿努斯说罗马巡逻队确定自己看到的兵力不超过1万人，原文是“斥候称，据自己所见，他们总共有1万人（不确定斥候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incertum, quo errore procursatoribus omnem illam multitudinis partem, quam viderant, in numero decem milum esse firmantibus.”）这一报告说服了皇帝出兵进攻。如果我们将报告的意思理解为，巡逻队只是亲眼看到了一支数目不明的大军中的1万人，那么“不确定斥候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和皇帝突然决定进攻就讲不通了。报告只是说，阿德里安堡一带驻扎了不过万人的大队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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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阿米阿努斯说报告是错误的。如果它还有些许可信度的话，那么错误肯定是有限度的。瓦伦斯攻击的军队——他以为自己对面只有1万人——不可能事实上有20万人，甚至10万人都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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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瓦伦斯以为自己在截击一支哥特人的劫掠队，却意外撞上了驻扎在别处的哥特兵主力。菲列迪根的遣使行为证明他们要对付的不是劫掠队，否则阿米阿努斯的全部记载都要重新理解，而且瓦伦斯肯定在行军途中就会意识到错误。毕竟，哥特人发起的谈判为罗马人提供了两倍的时间和退走的机会。在战斗实际打响之前，罗马皇帝肯定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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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瓦伦斯开战时显然认为敌军——菲列迪根公爵亲自统领，还派出使节的哥特主力——约有1万人。阿米阿努斯肯定地说哥特兵力要超过此数，但差别不可能达到3倍那么多，甚至两倍都不可能，因为哪怕是2万人和1万人的区别，罗马将领在进军途中肯定也会注意到。如果罗马人观察到了差别，却没有人建议先等格拉蒂安到了再说，此事殊无可能。如果有人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那么史料中肯定会有提及，并通过阿米阿努斯详尽的记述传下来。而在灾祸发生后，人们最起劲地宣扬的内容却无过于当初意见正确者的大声警告，而我们完全找不见这种内容，甚至没有正面记载说哥特兵力远远超过1万人，而只有“报告有误”这个极其笼统的表述。因此，报告的错误不可能很严重，大概主要与开战时才到来的那一部分骑兵有关。据此，我们可以说哥特兵力或有1.2万人，最多1.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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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结论得到了阿米阿努斯一处表述的确认。他写道，罗马进军途中曾发现敌军围起了圆形车阵：“发现敌军用车围成了圆圈，确认了斥候报告的信息。”（“hostium carpenta cernuntur, quae ad speciem rotunditatis detornata digestaque exploratorum relatione adfirmabantur.”）在前一年的战役中，阿米阿努斯用同样的方式描述了哥特人围成的圆形车阵：“许多车被摆成了一个圆圈。”（“ad orbis rotundi figuram multitudine digesta plaustrorum.”）（31.7.5）。在不能精确划定范围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可以说，这样的车阵只能围住一支规模相当有限的军队。将上万辆车围成一个圆圈要耗费许多天的时间，再加上地形限制，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从阵中走出也是同理，那只会让军队完全丧失行动自由。考虑到圆圈的大小，在车阵设立期间，每个人与他的车、车上的财物、他的牲畜都会离得很远，不仅场面会乱成一团，工事也根本无法使用。若要车阵保数万大军周全，肯定得分成几个阵，但阿米阿努斯在每一处都说只有一个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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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特人的进军路线进一步确证了我们的结论。他们从卡比尔出发，向阿德里安堡的方向行军。今天有两条路穿过两城之间的山，分别在登萨河的左岸与右岸，都不在河谷内，反而有许多处远离河谷。41829年，迪比奇将军（General Diebitsch）曾在东路行军，当时也是8月份，与西哥特人一样。毛奇在记述这场战争的史书中（第359页）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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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帕斯科伊（Papaskjoi，今波波沃，Popowo）的远端，地形变得崎岖，有比较深的沟谷。当地大部分岩石都是裸露的，没有土壤覆盖，将热量都反射了出去，行军极其艰苦。土耳其人事先将当地服务旅人的水井尽数捣毁，部队缺水严重。最终，他们在走了18英里（约29千米）之后在小镇大山口镇（Bujuk Derbent）过夜，次日又休整了一天。第7军之前在库丘克山口（Kutschuk Derbent）就停过一次。俄军在这片石头荒原受的苦比翻越巴尔干山脉时还要多。天气热得受不了，发烧的人越来越多。大山口是一道极难穿越的狭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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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奇写道（第358页），西边的另一条路要好走得多，但它在登萨河的右岸，而登萨河与马里查河在阿德里安堡附近交汇，只能从桥上通过（第3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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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基本路况必然也是类似的，当时所遇到的情形必然也是类似的，由此可得，哥特人只有一条可用的行动路线，那就是登萨河左岸经大山口镇的东路。他们既不能分兵两路，东西并进，也不能全军走西路。山路起于阿德里安堡以北14英里至18英里（约22.5千米至29千米）处的崇山峻岭，接着是丘陵地带，然后逐渐进入地势小有起伏的原野，阿德里安堡就在那里。两条路出山的位置相距约9英里（约14.5千米），之间是登萨河。如果罗马人偶然提前得知哥特人进军的消息，走西路的部队就会暴露于侧翼攻击之下，或者刚出山就撞上敌军主力。这时，另一路军会被深河登萨河隔开。即使眼前没有罗马军，这样的障碍也是很不方便的。据阿米阿努斯记载，哥特人走的是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之间的道路，也就是西路，因此必须先渡过登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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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假如菲列迪根是两路并进，他不知道自己会不会走出山路就撞上罗马军，那样一来，还没等左军赶来支援，右军就已经被打败了。但是，如果他们单走一路，而瓦伦斯已经守在那里，那么前军就只得先行开战，后军还要一两日才能赶上来，无力支援。只有当部队规模小到足够走一条路，整个行军纵队的长度不超过一日路程时，哥特人才会冒险进军。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罗马人打上来，哥特人才能迅速部署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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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队做不成大军能做成的事，但大军也并非做得成小部队能做成的所有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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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奇的记载（第359页），迪比奇之所以在1829年进军阿德里安堡时取道东路，是因为这样不必渡过城市附近的河流，而且河水能保护右翼，抵挡任何来自菲利普波利斯可能的行动。378年，哥特人的情况如出一辙。他们想要绕过阿德里安堡，走上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当他们从卡比尔开拔时，瓦伦斯要么还在阿德里安堡，要么刚刚踏上通往菲利普波利斯方向的马里查河谷道路。如果他偶然提早得知哥特人进军，他就可以在登萨河西侧的山路出口等着哥特人，这样一来，哥特人在出山和渡河时都会凶险万分。而走东路的话，罗马人肯定不会在哥特人进军途中找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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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假定，哥特人进军时没有把全部辎重都带上。因为抢来的财宝、牲畜和奴隶，所以辎重规模肯定相当庞大，大概与护送队一起留在远离当前战场的东北边后方。独立部队有可能也不随主力行动，一批阿兰人发现了格拉蒂安部并发生遭遇战。但无论如何，肯定有一定数目的仆役随同哥特军主力，特别是存在大量妇女，很可能也有一些儿童。因此，即便战士不超过1.5万人，行军纵队肯定得有3万人，只走一条路，再加上大车的话，长度也会有整整一天的路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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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来看战斗结果。文献中没有讲哥特人的优势是什么——他们的骑兵为什么无可置疑地优越于罗马军，为什么罗马步兵没有像斯特拉斯堡会战那样坚持战斗。在斯特拉斯堡，罗马一方肯定具有相当的数量优势；而在阿德里安堡，我们可以假定双方的差别不会很大。接到敌军兵力只有1万人的消息时，瓦伦斯便自信胜券在握。因此，他的部队大概要比1万多上几千，阿米阿努斯也明确写道，罗马一方兵多且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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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找不到一方完全战败的直接军事原因，我们就倾向于认为罗马帝国的内在政治弱点，也就是叛国，发挥了作用，或者至少是诚心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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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尤利安皇帝暴死于美索不达米亚时，军队先后拥立约维安和瓦伦提尼安，可瓦伦提尼安忽略了一点：尽管尤利安没有儿女，但其离世时却并非没有继承人。君士坦丁的后代里还有尤利安的表兄普罗柯比一支。普罗柯比起而捍卫自己的权利，最终虽然被击败了，但新都君士坦丁堡内有许多人表现出对他的同情，于是新兴帝室内部长期存在紧张关系。5此外，瓦伦斯是一名坚定的阿里乌斯派教徒（Arian）。当他第一批派出去反击哥特人的将军战败归来时，他们当着他的面说，战败的原因是皇帝不接受真正的信仰。6他率军离开君士坦丁堡时，有一名牧师来找他，要求将没收的教堂还给真正的信徒。牧师说，皇帝若是不归还教堂，就从战场上回不来。7不过，君士坦丁堡有传言称，由于皇帝在圆形剧场遭到斥责，所以他已经发誓班师时要将都城夷为平地。8这些故事是教会作家传下来的，细节上不完全可信。其中有一位教会作家名叫苏格拉底，他说骑兵背叛了皇帝，没有加入战斗。这一情节不能视为来自可靠史料的真凭实据，因为阿米阿努斯完全没写有背叛行为。尽管如此，执政的瓦伦斯皇帝肯定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感到自己的权势地位不确定。因此，如果我们认为阿德里安堡会战的结果——它有着无远弗届的意义——不是由纯军事因素决定的，而是受到了政治动因，也就是罗马内部政局的影响，那也算不得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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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军队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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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估算大军兵力是很难的，对统帅来说，哪怕是点兵也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如果统帅只是把手下诸将报上来的数字加起来，那当然很容易，但问题是不知道这些数字是否可靠。一个对伤病人员、请假人员、退伍人员、非战斗人员有掌握和登记的组织不可能被凭空创造出来，就算被创造出来，维护起来也不容易。凯撒利亚的普罗柯比（Procopius of Caesarea）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贝利撒留战绩的记录，他写道（《波斯战记》De Bello Persico 1.18），波斯国王有一种特殊的清点战士数目的方法。出征时，战士们一个挨一个从宝座上的国王面前走过，每人扔一支箭在国王身前的筐里，然后将筐封存。回朝时，战士们还是从国王面前走过，每人取出一支箭，这样就知道损失了多少战士。这则小故事比希腊人的传说——薛西斯将上百万将士赶到一个围场中——少了些传奇成分，充分表明了获得可靠兵力报告之难。因此，根据文献来估算“民族大迁徙”过程中日耳曼各部的兵力规模是有益的，相关记载有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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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雷贝里乌斯·波利欧（Trebellius Pollio）[41]写道，公元267年有32万名哥特战士侵入罗马帝国。他还写道，朱通人（Iuthungi，晚期阿勒曼尼人的一支）进入意大利时对奥勒良皇帝声称有4万骑兵和8万步兵。奥勒良之后的普罗布斯皇帝亲笔致书元老院，说他在277年的战役中杀死了40万日耳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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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希罗尼穆斯（Hieronymus）[42]记载，370年左右兵临莱茵河的勃艮第人有8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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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欧纳庇乌斯称376年渡过多瑙河的西哥特战士有2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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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柯比（3.4）告诉我们，东哥特人进入意大利时同样有20万人，维蒂吉斯（Vitiges）率领15万人围攻贝利撒留防守的罗马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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佐西姆斯说，公元404年，拉达盖苏斯（Radagaisus）率领40万人进入意大利；马尔切利努斯（Marcellinus）[43]说是20万；奥罗修斯（Orosius）[44]则说这支军队由多个民族构成，其中仅哥特人就有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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