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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约达尼斯（Jordanes）记载，公元539年，希尔德伯特国王（King Theudibert）率领20万法兰克人现身于意大利，但与贝利撒留照面后不战而退。普罗柯比说（《哥特战记》2.28），法兰克使节甚至自称有50万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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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达尼斯说，451年时的阿提拉大军有50万人，《杂史》（His-toria Miscella）[45]给出的数字是7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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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还有各种更夸张的关于日耳曼人的军队规模的数字，佐西姆斯（2.15）的记载也是如出一辙，他说君士坦丁皇帝率领不少于9万步兵和8000骑兵进军意大利，并在米尔维安大桥打败了马克森提乌斯皇帝，尽管后者至少有17万步兵和1.8万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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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中的记述符合给出的数字。阿米阿努斯是这样写阿勒曼尼人的（28.59）：“他们是一个庞大的民族。自从初次现身，他们经受过每一种可能的失败打击，但新一代的年轻人总会迅速成长起来，让人以为他们好像几百年来不曾有任何损失。”紧接着，阿米阿努斯对勃艮第人做了类似的描述，之后对西哥特人也是如此（31.4），他说西哥特人像海滩上的沙子一样多。公元320年前后，纳扎利乌斯（Nazarius）[46]对法兰克人也是同样的提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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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组数字给了我们一幅截然不同的图景，我们必须将其与前面给出的数字做一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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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发现，斯特拉斯堡会战中的阿勒曼尼人兵力约为6000至1万，最多是1万；阿德里安堡会战中的西哥特人兵力可能在1.2万到1.5万之间，绝对不超过1.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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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同时代的马尔科斯（Malchus）记载，芝诺皇帝[47]（zeno）曾与狄奥多里克大王（Theodoric the Great）的对手，东哥特首领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Theodoric Strabo）立约，规定后者为皇帝提供1.3万名战士，由皇帝供应粮饷。整体语境表明，这1.3万人就是东哥特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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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父神学家苏格拉底·斯科拉斯蒂库斯（Socrates Scholasticus）告诉我们，勃艮第人在匈人的压迫下皈依基督教，并借助新神的力量用3000人打败了1万名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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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维克多·维滕西斯（Victor Vitensis）（1.1）的记载，盖塞里克（Gaiseric）率领汪达尔人渡海去阿非利加时做过一次人口普查，结果是8万人。但作者又说，只有无知之人才会相信这8万人都是持刃披甲的战士。事实上，维滕西斯说的这个数字里包含了老人、儿童和奴隶。过了不到一百年，查士丁尼皇帝派贝利撒留从汪达尔人手中收复阿非利加时给了他1.5万名士兵，而且连这些都没有全部用上。5000名骑兵足以重创汪达尔人，使其再也不能恢复元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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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为这组再加上一个数字。与前面讲过的君士坦丁率领9.8万人参加米尔维安大桥会战的说法不同，另一位同时代的人给出的数字是最多2.5万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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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我们列出的这两组数字是互斥的。如果四五世纪时真的有几十万人的大军，那么区区1万到2.5万人就不可能取得米尔维安大桥或阿德里安堡这样决定性的胜利。历史学家早就意识到了这是不可能的，但终究要做出一个选择，于是他们没有认可第二组数字，而是接受了第一组。4他们相信，第二组数字很容易解释。说君士坦丁兵员不满2.5万人的那位颂词作者是货真价实的吹捧者。说勃艮第人只有3000名战士的教父想要证明基督教的上帝在弱者当中依然有力。说盖塞里克自号8万人是诈称的主教对汪达尔人充满敌意。狄奥多里克·斯特拉波提供的1.3万名东哥特人只是全族的一小部分。最后，报告给瓦伦斯皇帝的1万名哥特人也不是主力，而是一支分队。再说了，阿米阿努斯明白地补充说报告有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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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而言，我们已经决定相信相反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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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确切的文献批判考察已经表明，说阿德里安堡有1万名哥特人的报告指的不是一支分队，而是罗马人进入战场时相信对面的敌方全军就是1万人。从之后的经过来看，即便这一信念有误，偏差的程度也不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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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役的战略局势进一步确证了上述结论。我们能够确定哥特人的行军路线，而且知道这条路线的条件绝不可能支持几十万大军的行动。事实上，只要一支部队的规模大大超过1万至1.5万人，行军就是不可能的。将部队围在当中的车阵的说法同理。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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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里安堡会战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就算有点错谬，他也是一个见多识广、值得信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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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发现的兵力规模——它得到了斯特拉斯堡会战的佐证——可以被认为是确切的，毫无疑问在我们设定的限度标准之内。这一点对其他数字同样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说世界史中流传下来的数字往往是不确切的，那么它们总归有可以互相比对的优点。只要我们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可供比较的数字，史册中常有的那些虚妄数字就会马上消散。如果阿德里安堡会战中的哥特军最多只有1.5万人，那么“民族大迁徙”期间数以十万计的兵力记载就可以全部丢掉了，因为西哥特人无疑是日耳曼迁徙各部中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部族之一。东哥特人和汪达尔人、勃艮第人和伦巴第人、拉达盖苏斯和奥多亚塞麾下的兵力都不可能大幅度超过西哥特人；事实上，大部分情况下肯定要远远不及西哥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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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西哥特人可能没有参战，甚至有一批西哥特人还留在多瑙河以北。但是，之前加入亲缘部落的东哥特人替代了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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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看一看史学界此前相对忽视的第二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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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哥特首领狄奥多里克送入芝诺皇帝军中的1.3万人不可能只是哥特人中的一小部分。6这种解读不过是日耳曼人数极多的流俗之见的产物。协议是皇帝强力施压的结果，皇帝的目标是挑拨两名对立的哥特人酋长之间的关系。当他与其中一位立约时，那这一位肯定是两人中较强的一位。如果他只提供了哥特人中的一小部分，那么大部分哥特人马上就会与另一位狄奥多里克联手，将战争继续下去，而不是任由自己靠边站。只有安抚占决定性多数的哥特人及其首领，皇帝才有希望把这些正在帝国腹心劫掠肆虐的蛮族征召来，对其发号施令。如果我们再来考察一下文献中1.3万人这个毫无疑问准确的数字，那么我们不仅不能将其视为一支分队的人数，反而不妨做一番猜想，也许这正是一种国土佣仆（Landsknecht）时期司空见惯的现象的早期案例：雇佣兵队长为了把更多的钱揣进自家腰包而虚报兵额。7由于长期以来，并不是所有哥特人都追随这位狄奥多里克，所以他手下其实很可能只有6000人到8000人，尽管协议上写的是1.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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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来看，这个于史有据、重复出现的数字不仅排除了日耳曼大军数以十万计的概念，而且与我们对阿德里安堡西哥特军参战人数的估计，即1.2万至1.5万人完全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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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东哥特领导权后，阿马里家族的狄奥多里克（Theodoric the Amalian）在意大利与奥多亚塞打了几年仗，军队纵横往来。有一次，东哥特人在帕维亚（Pavia）集结了全族的力量。如果他有20万战士，那全族规模就应该在100万上下。史家不以为意，用文献并没有说他们全在城内而是在一座城郊要塞的说法来自我安慰。8若想了解在一地供养20万人几周时间——哪怕在现代运输、公路、铁路、金钱、组织和补给齐备的条件下——意味着什么，那就应该读一读粮秣部部长恩格尔哈德（Engelhard）关于1870年梅斯（Metz）战役之前德军补给状况的回忆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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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勃艮第人。既然可以排除“8万说”了，我们就必须考察另一个数字是不是正确，也就是他们皈依基督教、击败匈人时只有3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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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恩（Jahn）在《勃艮第史》（Geschichte der Burǵunder）一书中讨论了前一个数字，并据其得出了若干结论。10更谨慎的宾丁（Binding）只说到这个程度：“明确了解诸罗马-日耳曼王国时期日耳曼各部与罗马兵力的对比是困难的。”但如果对兵力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在8万人和3000人之间摇摆不定，那么在事件经过和勃艮第人所处条件方面就仍然会有许多不清楚的地方。后一处记载（3000人）的文献价值当然很薄弱。苏格拉底·斯科拉斯蒂库斯教父让勃艮第人显得尽可能弱小的倾向昭然若揭，而且他本人对勃艮第人和事件发生的时代都没有准确的了解。他的叙述是用一句完全脱离历史环境的话结尾的：阿里乌斯派主教巴尔巴斯（Barbas）大约在同时去世，时为狄奥多西皇帝登基后的第十七任执政官，瓦伦提尼安登基后的第三任执政官，即公元430年。“大约在同时”这个表述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或许要做极其宽泛的解读，因为勃艮第人早在413年就皈依基督教了。11考虑到年代的模糊性，我们至少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说，即该事件的发生时间还要再晚几年，具体讲就是435年勃艮第人大败于匈人之后。据苏格拉底本人说，勃艮第人之前在匈人手下受了很多苦，被杀者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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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假设苏格拉底听到或读到的这个事件其实发生在435年之后，那么3000人的数字就有现实性了。如果我们只是在讨论一个虚构作家编出来的故事，其目的是宣扬基督徒面对异教徒以少胜多的话，那我们就必须问一问，他为什么没有反过来写，将异教徒的人数编得大一些。不管在当时还是其他任何时代，反过来的写法在心怀偏见的作者中间都是普遍的主流，不这样写反而令人好奇。比如，如果勃艮第人实际上有1万人，然后苏格拉底写1万名勃艮第人打败了3万或4万名匈人，谁会觉得不寻常呢？但是，他写勃艮第人只有3000名，这就只能解释为他有真凭实据。勃艮第人不是部落联合体，而是单个部落。他们被打败过两次——290年左右被哥特人打败，435年左右被匈人打败——文献中都描述为灭族之祸。12他们第二次被打败时的国王是冈特（Gunther），这件事留下的印象延续了几个世纪之久，由此也可见，他们败得有多惨痛。当这个部族定居在那片至今以他们为名的地区时，文献中说，他们是迁入部族的“残部”（reliquiae）。综合上述各点，我们必须说，我们没有正面的理由来质疑3000人这个数字，如果实际比3000人多，差别也不会太大，最多肯定不会超过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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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研究与《高卢战记》形成了一个有趣的对照。恺撒给出的高卢和日耳曼军队的兵员数目也有彼此矛盾的情况。当然，一方只包括一个数字，其他数字都属于另一方。学者们认为必须相信在其中占据多数的数字，于是为了将数字调和起来，他们便采取权宜之计，改动了不协调的那一段的文字。对战术和战略情况的客观分析表明，恺撒恰恰是在那一段说漏了嘴，道出了真相（第5卷，第34章），我们必须把握好这个观点，不能将其余的数字都视为有意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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