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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的兵力概念中，历史上所有时代的人都一样。1829年，迪比奇翻越巴尔干山脉时，一名被派出去侦查的奥斯曼军官对帕夏长官回报道：“数清森林里有多少片叶子都比数清敌军有多少个人容易。”事实上，迪比奇手下有2.5万人。这段记载出自毛奇写的《1828-1829年俄土战争史》第345页及第3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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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时，阿米阿努斯用薛西斯进军的情景来描述他们的兵力。他说，古时候波斯王不能一个个地清点军队人数，在德里斯科（Doriscus）只能按单位来计算的日子好像回来了；自那以后从未有如此不可计量的大军绵延多个省份，将平原和大山都遮住了。既然我们已经证明，给阿米阿努斯及其同时代人留下不可计量之印象的哥特大军只有不超过1.5万名战士，算上所有被派出去的部队可能有1.8万人，那么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出发，作者将其比拟为薛西斯进军或许也就可以接受了。我们或许还可以得出结论，波斯王麾下的战士没有210万人，没有80万人，没有50万人，也没有10万人，可能只有1.5万到2.5万人。文献学家信古不疑，但既然阿米阿努斯已经不算是古典作者了，对他加以批判怀疑就比对希罗多德要更容易。如果我们首先在考察阿米阿努斯时习惯了怀疑，之后再用其他时代的分析和心理标准来评判希罗多德及其同时代人士时，心里就会少几分亵渎先贤的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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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要从现有的结论再推进一步，回溯到我们日耳曼人最早期历史中发现的数字，并在两个时代之间建立关联。人们一贯假设日耳曼人口在400年间有了显著增长，而且正是人口增长推动了“民族大迁徙”。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就算是在迁徙期间，日耳曼人也不是很多。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还和以前一样。自始至终，日耳曼人的首要营生都是打仗，而不是种地。如果他们在这一时期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那必然也会建立城市。但他们还是像阿米尼乌斯时代那样没有城市，而且只是很松散地依附于土地，因为他们主要是放牧打猎，农业成分很小。由于食物产量提升得很少，人口也不可能显著增加。全族总人口可以通过将领地扩张到黑海而倍增，但单个部落的人数、人口密度不可能显著提高，不会超过每平方千米4.6人这个数字多少。人口的自然增长在蛮族部落中很少——高生育率被同样高的死亡率所抵消——通常不会导致文明水平的提升，而是不断带来对外的压力：与相邻部落开战，与罗马开战，但吸收剩余人口的首要因素还是参加罗马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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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单支军队和单个部落的人数估算而言，一个令人烦心的因素是“部落”概念的不确定性。对早期来说，我们能够从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的部落数量推算出，一个部落的面积平均约为2000平方英里（约5180平方千米）。在这样大的范围内，一个人能够在一天时间内来到部落大会的会场，而由6000人左右组成的大会仍然能进行统一的讨论与决策。但这并不是说当时就没有土地大得多、人口多得多的个别部落。在那种情况下，部落整体是由酋长和长老会议代表的。不过，这种整体就很松散了。一个或少数几个氏族在长老或者一大批氏族在酋长的带领下都可能分道扬镳；同理，几个小部落或部落分支也可以组合成更大的单元。“民族大迁徙”时期也是如此。韦德米尔酋长（Prince Wedemir）带着一部分东哥特人加入了西哥特人；一部分鲁吉人（Rugii）加入了东哥特人；汪达尔人分成了斯林加部（Silingae）和奥斯丁加部（Asdingae），当他们渡海去阿非利加时还有阿兰人和哥特人相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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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我们遇到的林林总总的部落，任何平均数目或通常数目都是得不出来的。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一点：任何一个大迁徙时代的部落兵力都不会超过1.5万。1.5万名战士加上妇孺，总数至少就有6万，再算上奴隶就是7万左右。要统一行动，这样一群人的规模就已经太大了，必须分成几批或者几路。由于战士只能短暂地离开家人和大车，所以领导者必须极其用心和谨慎才能将几乎全部战士集合在一起，大多数情况很可能只能集结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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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前文将3世纪前中期的罗马帝国人口估算为9000万。这是最小值，我们大可以假设人口多达1.5亿。如此庞大的人口竟然会被一个个男丁数目不超过0.5万到1.5万的蛮族部落击败，这果真是可以想象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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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世界史上意义最重大的结论莫过于：这就是事实。直到现在，对兵力的极度夸大让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模糊感觉到尚存疑点的学者们甚至曾从相反的方向摸索解释，试图通过缩减罗马的人口数来解释罗马人的落败，但那不是事实。当罗马帝国被规模很小的蛮族军队击败时，它依然拥有大量的人口和兵力。这一点对它之前和之后的世界史都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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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1卷中，我们确信就连最优秀、严守纪律、战术素养高超的罗马军团老兵也只能与同等数目的日耳曼军队打个平手。马略和恺撒之所以能征服日耳曼人，只是因为巨大的数量优势。但是，单凭数量优势仍然不足以取胜。我们现在要承认这一点。即便在三四世纪，罗马帝国依然能够轻松拿出10倍于敌的武装人员来对抗蛮族入侵者。我们或许也应该问一问，当时已经出现的以物易物的经济体系能否为这么多人提供给养，不过现在权且将其放在一边。我们只需要明白一点：一旦常备军，也就是有纪律的军团消失了，匆匆征召聚集起来的市民和农夫就绝对打不过蛮族。我们很难想象凶暴的哥特人、阿勒曼尼人、法兰克人、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和伦巴第人给和平的罗马人留下了何其骇人的印象。古代文明沦为尘埃，人民惨遭屠戮。罗马人告诉我们，哥特人将农夫拉犁的右手砍掉，伦巴第人在祭坛上玷污修女。但男人们、父亲们、兄弟们却无力保护财物、声誉或自己的身体。西哥特人逼近比利牛斯山时，有几位罗马贵族拉着手下的农夫试图挡住山口。13奥弗涅（Auvergne）居民英勇地抵挡了尤里克（Euric）国王一段时间。14当汪达尔人夺取阿非利加，威胁意大利时，瓦伦提尼安皇帝多次颁布敕令号召罗马人民自卫，这些敕令后来收录于法典之中，传承至今。第一份敕令首先承诺不会将罗马公民强征入伍，但公民仍然有协助修建城墙、守卫城墙与城门的义务。第二份敕令接踵而至，将可怕的盖塞里克已经从迦太基扬帆起航的消息公之于众。他们并非孤立无援，因为皇帝已经派遣埃提乌斯（Aetius）和西吉斯乌尔德（Sigiswuld）率军前往，但敌军不知何时就会登陆，鉴于信任公民保卫自身财产的力量和勇气，皇帝特允许公民自行武装，忠诚笃定，同心互助，保卫其土地与财物，此举不违背平时的公民法。15贝利撒留在罗马城被哥特人围困时，市民主动拿起武器支持。贝利撒留悦纳了他们的好意，但没有将其编入战斗部队，因为他担心市民会在战斗过程中被吓倒，影响到全军。于是，他给市民们分配了一个只能看、不能打的位置，摆出一支军队的样子，从而吸引一部分敌军兵力。16据我们所知，罗马人——哪怕只是被抓的壮丁——尚有胆量尝试与日耳曼人交战的例子只有这些了。面对日耳曼楔形阵或大队骑兵的狂暴突击，人数再多的罗马单位也会作鸟兽散，这一点从一开始就是明白的。“越厚的草越好割。”阿拉里克（Alaric）这样回复试图凭借庞大数量吓退自己的罗马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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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样说，当年恺撒的军团不愿出发与阿里奥维斯塔交手，他们感到的恐惧在“民族大迁徙”发生的事情中得到了迟来的合理化。之后几百年的种种事件一再要求我们从“职业军人无比优越于无纪律征召兵”的视角去考察，我们确定的“民族大迁徙”时期蛮族兵员数目再一次让我们懂得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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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5 民族大迁徙时期的日耳曼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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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部落好战的游牧生活必然会对其社会状况和政治组织产生强大的影响。在他们的老家，由长老领导的氏族各自生活在村庄里，而长老也是共同体内自由人中的一员。一批这样的氏族构成了部落，部落上有一个或几个酋长家族，有战事则从中选择一人为公爵。这种简单的制度安排之前还能行得通，但面对现在的军事远征就不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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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最古老的时候，从酋长或公爵的领地发展成王国也是常有的事，这种王国要么世袭传代，要么消散无形。如今，长久延续的君主制势在必行。日耳曼部落面临的战略使命总是与政治紧密相关，既有与其他部落的关系，也有与罗马帝国——罗马皇帝，或者争夺宝座的各路皇帝或伪帝——的关系。如果日耳曼人作为一个战斗单元、一支部队进入罗马或拜占庭之主麾下服役，那么该部国王就会以日耳曼酋长的身份被任命为罗马将帅，成为部落与帝国之间的纽带。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大王就是奉芝诺皇帝的命令，以宫禁军总管（Maǵister militum praesentalis）的身份进军意大利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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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新建立的君主国之间有着显著的性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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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达尔王盖塞里克在位近半个世纪，但他没过几年就丢掉了自己只是皇帝属下阿非利加总督的伪装。建位称号的他有足够强的实力来创立完全独立的自家王朝。他发布的继位令当然不是基于长子继承权，但也明定了尊卑之分，而且确实得到了遵守。最后一位汪达尔王格里马（Gelimer）是他的曾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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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的实力当然不亚于盖塞里克，但他没有留下儿子，连女婿都没有。他将王位传给了外孙，由外孙的母亲摄政。但是，当幼王艾萨拉里克（Athalaric）未及成年就去世时，阿玛拉逊莎（Amalasuntha）保不住自己的太后之位，恰逢与查士丁尼皇帝的战争爆发，于是东哥特人就回归了纯粹的选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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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特人同样延续了选王制，中间只有几代世袭国王打断选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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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则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过程。汪达尔王国和哥特王国都是由一个征服者部族建立的，法兰克王国则是由一名征服者国王建立的。法兰克王国境内的日耳曼人比其他王国都要多得多，但大部分要么留在原地，要么虽然进入以前的罗马境内，但也只走几天路程的距离。墨洛温王朝的君主（Merovingian monarchy）不是阿拉里克、盖塞里克或狄奥多里克那样的统兵国主，而是源于一个部落的酋长，即萨利安部的克洛维（Clovis the Salian），他的功绩在于被许多其他亲属部落承认为王，而且征服了一大片罗马土地。这就断绝了回到选王制的可能性，因为根本没有军人大会。推举维蒂吉斯、托提拉（Totila）或泰阿斯（Teias）为王的军队包含了大部分哥特人，以至于这样的推举可以被视为人民意愿的表达。而从法兰克王国建立以来，聚集在法兰克国王麾下的军队就只占全体法兰克人的一小部分。墨洛温王室数百年男嗣不绝，一个强大的世袭王朝就这样建立了，即便王国经历多次分裂和内战，王室却延续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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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动自上而下地席卷了日耳曼人的整个政治和军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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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估计西哥特人的兵力在1万至1.5万之间。这样一支并非短时出战，而是常年征伐，穿梭敌境的队伍需要比百户更完善的组织形式。国王或公爵不能直接将命令传达给100个长老，必须有非临时的常设机构负责上传下达。同样地，最小的单元也不能是百户。罗马百夫长手下有一整套初级军官、士官和一等兵的班子。即便是只有100人的现代连队也至少需要2名军官和10名至12名士官。但日耳曼的百户当然要比罗马的百人队大得多，而且往往不只是人多的问题，最重要的是百户很可能包括全部的家属。罗马百夫长只需要管好手下兵丁做事。士兵的武器、军饷、给养都由军需官负责，百人队最多负责分配、监管和维护。大多数情况下，日耳曼百户要自筹给养——统帅基本不设也不管军需部门——而且不仅要管战士本人，还要管战士全家。就算劫掠得再狠，如果没有规模庞大的村社经济，那么供养这么多人是完全不可能的。他们在老家生活的农业村社现在不够用了。他们不仅要以集体为单位抢夺然后瓜分战利品，而且要以集体为单位持续供应大量补给。假如要单个家庭自己养活自己，全军马上就会分散开来，成为敌人的囊中之物。抢来的财物必须进行持续的分配，先分给各个百户，再由百户分给个人。派出去的人马不得不是小股，但抢回来的东西则必须视为集体财产并进行相应的分配，这样才能保持主力聚而不散。至于百户对内和对外的各项事务，长老还需要手下的管事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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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日耳曼人最初的政治架构中没有百户以外的划分，现在国王会任命高级官员来指挥更大的单位或管辖更广的地域，即“王伴”（comite），也就是“伯爵”（count），王伴之上是“公爵”（duke），但并不是王伴的上级，其地位完全取决于个人位阶和执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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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在更低一级发现了指向真正军阶的迹象，至少有一个民族是这样。在流传至今的很多西哥特法典中，我们都发现了千户（thiuphadi, millenarii）和十户（decani），分别是百户的上级和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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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发现有“五百户”（quinǵentenarius），它不应该被视为千户和百户之间的一级长官，而是因为相当一部分千户远小于其他千户，所以才做出这样的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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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户到百户，从百户到千户，千户之上、王伴或公爵之下可能还有一级。我们不能将上述构成理解为班、连、团、军这样整齐划一的编制架构，其中的一级必然具有和保留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层级的特性。那就是原始的基本组织——百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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