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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描绘的图景中，瓜分土地时可能会考虑具体情况，只分富豪地主的产业，从而保证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性。因此，损失是容易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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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地主若是有三分之二的土地被没收，他承受的不只是巨额经济损失，更是灭顶之灾，他的整个社会地位都会改变；而少了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产业的大地主仍然能保住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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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结束后，屋大维要把退伍士兵安置在意大利，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整片地区的大量平民赶走，再把没收来的土地分给士兵。与此相比，将土地分给蛮族勃艮第人和哥特人的损失大概还算轻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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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作者曾写道，罗马人在蛮族统治下的日子比以前还要好，因为罗马治下的税收负担已经到了不堪承受的地步。如果此言属实，我们可以这样解释：不仅直接交出去的土地并不是很多，而且几乎所有赋税都是本地就能筹集到的农作物。远距离上贡带来的负担太大，以至于最终变得不可能了。但考虑到贵金属供应不足，改纳钱币也很难。此外，如果和平协议能保障罗马人不受周边蛮族与同胞的劫掠，那么情况确实会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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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达巴德王时期的一首诗写实地描绘了罗马贵族对日耳曼“客人”（hospites），这些在自家庄园里扎下了根，要与自己长久共同生活的人有怎样的感受。这首诗是主教兼诗人西顿尼乌斯·阿波林阿瑞斯（Sidonius Apollinaris）寄给一位朋友的，以表未能写诗庆贺友人婚礼的歉意。诗的译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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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坐在长毛中间，耳中尽是日耳曼人的语言，还要摆出庄严的仪容，夸奖贪吃不厌、头发上沾着脏兮兮黄油的勃艮第人唱的歌曲时，即便我还可以做别的事，我又怎么能写得出婚礼贺词呢？还能说什么呢？我的诗情已经因此枯竭。塔利雅从蛮人的里尔琴旁逃走，因为她看见身边有一名七尺大汉，于是把六音步都忘到了脑后。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鼻子真是幸福啊，不用大早晨就被散发着大蒜和洋葱味道的十样东西（是饭锅还是咯咯笑）搅扰。你不会有天刚亮就有一群连阿尔喀诺俄斯的厨房都喂不饱的大汉冲过来要吃的，就像上了年纪的叔叔或者保姆的丈夫一样。不过，缪斯女神现在一言不发，插科打诨都没词了，所以这篇东西就不要叫它讽刺诗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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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文人的笑话或许不错，但我们还是更喜欢在宴席上放声高歌的七尺大汉。如果西顿尼乌斯·阿波林阿瑞斯能屈尊记下一首被他嘲笑的日耳曼歌谣，或者哪怕是客人们对冈特王之死的一点追忆，对参加对抗阿提拉的卡塔隆平原大战的一点记述，我们都会欣然丢掉这位诗人的全部诗歌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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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此处，我们主要考查的是勃艮第人与西哥特人的分地定居情况。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日耳曼部落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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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人们一直认为汪达尔人与其他人大不相同。他们从一开始就采取了不同于罗马的政治姿态。勃艮第国王愿意接受埃提乌斯分给他们的土地，认为自己归根结底是皇帝手下的军人，而且西罗马帝国覆灭后，他们依然自认是君士坦丁堡皇帝的兵将——至少他们自称如此。西哥特人也认为自己的王国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盖塞里克则武力夺取阿非利加，并很快将它完全变成了自己的王国。之后，他没有将部民分散到全境各地，而是集中于都城迦太基近郊的祖基塔纳（Zeugitana）地区；按照普罗柯比和维克多·维滕西斯的记载，他还赶走了所有罗马人。但如果我们想深一层就会发现，有一种情况至少不是不可能发生：汪达尔人的经历与其他日耳曼部落其实是很类似的。他们的地盘甚至比西哥特人还要大得多，但人数却很可能更少，大概不超过0.8万到1.2万名战士。因此，他们自然不会分散到整条北非海岸线上。肥沃的突尼斯地区足以养活他们，维持聚居也有利于备战。国王在偏远地区设置的民政官员只有小队人马作为依仗。问题在于，祖基塔纳到底是确实被征服者清空了，还是说也存在分地的情况，让罗马人得以保留一定的财产。我们手头的资料能提供的信息有限，因为两位作者都强烈敌视汪达尔人，不遗余力地抹黑他们，渲染他们的残忍和冷血。但是，他们的话也未必就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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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大利，从奥多亚塞开始实施，后来东哥特人参与的分地行动似乎有一点很奇怪：当地的罗马人只需交出三分之一的土地，而西哥特人和勃艮第人都拿走了三分之二。但按照我们对条文的解读，这个差别就失去了意义：归根到底，分地的影响大小不取决于单个农庄被分走的比例，而在于被夺去的土地总面积。如果说在意大利，单个农庄被分走的土地比较少的话，我们依然不知道被分地的农庄数目是不是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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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比分地比例不同更重要的一个事实是，文献记载东哥特人要交田赋。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不用交，这是当然的，因为分到的地就是给他们的报酬。11但是，狄奥多里克也给兵士发钱——当然不是定期的军饷，而是年赐。他有一次明确表示，自己没有像守财奴那样把收来的税据为己有，而是都散给了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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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伦巴第人在意大利的经历，我们没有同时代人的可靠记载。根据保罗执事后来的记述，他们似乎只是将罗马贵族赶走并杀死，然后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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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罗马土地上的日耳曼部落只有当兵的。他们最早的定居点被视为兵舍。军队统帅，也就是日耳曼国王后来接管了民政，任命伯爵取代了之前的罗马文官，借此统治疆土。分地并不是这些变革中真正根本性、决定性的方面，就其作用而言，它一部分是减轻税负，一部分是供给食宿。谈及变革，具有决定性的一点是，在日耳曼战法和军制的引发和推动下，整个日耳曼人的政治制度连同其法律、社会观念逐渐取代了罗马人的组织，或者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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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历史上的一系列发展过程或许类同于日耳曼-古罗马混合政体的形成：我指的是普鲁士国家的行政机构。勃艮第人和哥特人一开始全民皆兵，为了满足军需才接管了民政和一部分田产；同样地，普鲁士文官体系也是从最初的军需部门演变来的。国王为每一个大区任命了一位伯爵，管辖面积大致相当于古代的一个日耳曼部落，由此取代了罗马的国家和地方当局。三十年战争之间和之后的勃兰登堡军队中负责行军、兵舍、补给的军官后来变成了地方管理委员会（Landrate）、战争委员会（Kriegskammern）和总督府（Generaldirektorium）。整个国家的文官体系都是从征收粮秣税款以供军需的活动中生发出来的——从勃兰登堡-普鲁士军队发展出了普鲁士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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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第三篇 查士丁尼皇帝与哥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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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1 查士丁尼军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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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二三世纪的相关史料稀少，但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和考察从斯特拉斯堡会战到阿德里安堡会战的4世纪历史。5世纪的史料再次变少，但6世纪又出了一位文采斐然的史学家，凯撒利亚的普罗柯比，再加上他的追随者阿加西亚斯，我们得以了解贝利撒留和纳尔西斯的征战史，以及汪达尔人与东哥特人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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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柯比是贝利撒留的秘书，作为幕僚参与了这位统帅的大半征程。他不仅见识广博，更以先贤希罗多德与波利比乌斯为师范。他的分析能力不强，但这对他的史料价值影响不大；当然，这一点不仅适用于希罗多德，就连波利比乌斯也是如此，我们在前面发现波利比乌斯的分析能力远不如过去普遍认为的那么强。如果说除了这个缺点，普罗柯比的著述还多有遗漏，留给我们的史料没有我们希望得多和明确，那么就他这本书目的而言，其根源不在于不诚实（当然，这一点不能完全排除）或心存偏见。1然而，即便他不再像塔西佗那样文胜于质，以至于从军事史角度来看他的资料几乎没有史料价值，普罗柯比身上还是遗留着非要描绘生动画面、失掉客观性也在所不惜的倾向，而不是让事实自己说话。读普罗柯比时经常会想起希罗多德；如果他能这样一以贯之，他的史料价值将会远远超过史学之父。毕竟，希罗多德的信息来源只有民间传闻，普罗柯比却能亲身直接观察关键人物，也就是他身边的将军们。但归根结底，希罗多德往往比普罗柯比更接近真实，因为希罗多德只记录实际发生了什么，普罗柯比却觉得有必要凭自己的见识建立关系和呈现图景，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舞台场景”。我们不妨将两人的文字比作描绘动植物的图画，一种是自然的，一种是风格化的：前者是尽画家所能去重现自然，后者则有具体的形式规范，观者只能间接地感知自然。尽管普罗柯比贴近事件本身，尽管他的作品价值很高，但作为史料运用的时候，我们还必须极其谨慎和小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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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世纪，我们能窥见和推测出古罗马帝国军团向雇佣兵单位的转变，但由于文献的状况，还是好像隔了一层帷幕。到了6世纪，多亏了普罗柯比的记述，这一过程在史籍明载之下清楚地展现在我们眼前。3前人的评断颇为恰切，当时的将校们兼具了后世佣兵队长的性质：他们身边的部队是凭借统兵者自身名号的响亮程度招募而来的；兵卒被称作“持盾护卫”（hypaspists）或“家丁”（buccellarii）。他们实在不能称为“保镖”，因为常常有数千之众。这种编制的含义也不是“警卫”；它取决于一个事实：佣兵制在队长兼管经营、充当军事服务的中间人时更容易管理。指挥官真正的随从是由“亲兵”（doryphori）组成的，也可以叫参谋、副官、僚属和保镖。除了民族构成不明确的卫队，查士丁尼帐下还有花样繁多的部族单位：匈人、亚美尼亚人、伊索里亚人（Isaurians）、波斯人、赫鲁利人、伦巴第人、格皮德人（Gepids）、汪达尔人、安特人（Antes）、斯拉夫人、阿拉伯人、摩尔人、马萨革特人（Massageta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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