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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同样的目的，德鲁苏斯前一年挖掘了连通莱茵河与艾瑟尔河，然后经须德海通往北海的大运河。实施如此工程的人一定不会满足于偶尔击败边境上的某个小部落，比如苏刚布里人的部落，而是在谋划着宏大的战役，在这里就是征服直到易北河为止的全部土地。实现这一构想的战略手段就是修建一座尽可能靠前的补给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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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尔哈特与克普（Koepp）发表于《德国史与古代史协会通讯》（Korrespondenzblatt des Gesamtverbands der deutschen Geschichts-und Altertumsvereine 1960）的《阿里索与哈尔滕》（“Aliso and Haltern”）一文称，堡寨不可能位于利珀河上游，因为它的后方有敌对的苏刚布里人和布鲁克特里人。这个论证很容易反过来：正是因为阿里索位于日耳曼腹地，日耳曼人用当时的知识又不能攻下它，所以这座堡寨才能束缚桀骜不驯的日耳曼人。有一种观点认为，日耳曼人通过围困守军终究能让其因饥饿而出城，这也是错误的。只有将它设想为一座没有罗马大军配合的堡寨时，这种看法才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不是孤立地看待它，而是把战略格局与堡寨修建目的联系起来看，此说就不成立了。堡寨是野战军在当地的行动据点，野战军会保卫堡寨。即便大军回到了莱茵河，考虑堡寨的坚固性，大军离得仍然不会太遥远。如果日耳曼人要攻下它（公元16年，阿米尼乌斯就尝试过），野战军总能坚守到援军解围。直到公元9年野战军被消灭时，阿里索才被攻陷，而且即便这样也经历了长期的围困才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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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猜测从利珀河到莱茵河之间还有一系列堡寨，这是因为，要是不这样的话，与维特拉的直线距离有90英里（约145千米）的阿里索就被完全孤立了。这些堡寨的遗迹（只有一座除外，我们之后会讲到）一度有人认为已经被发现，但现在证明是误导，我也倾向于怀疑它们是否存在。当然，罗马军队沿路前进时会设坚固的夜营，而且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利用日耳曼人之前懒得反复拆除的旧营地。四处建立永久堡寨需要大量人力，收效又甚微。行军中的部队能保护好自己：辎重队有兵力掩护，商贩会自己管好自己。而且，修建堡寨不是为了给信使提供一个安稳的夜宿点，毕竟，他们在路上也可能被袭击。假如日耳曼人攻打埃利森河畔的孤立要塞，那么堡寨的野战军只能独自坚守直到援军从莱茵河赶来。途中各堡寨帮不上忙。重点是在维特拉收到要塞被围攻的消息，信息迟早会送达的。统帅帐下有几名日耳曼人效力也很重要，万一有需要，他们可以混到同胞中间，然后把信息带回罗马大营。因此，帕德博恩有一座完全被孤立的罗马堡寨是不可想象的事。我们只需要记住日耳曼人打一场真正的围城战有多困难：他们的金属连打造兵器都不够用，更别提日用器具了。哪怕是条顿堡大捷之后，哪怕日耳曼人士气如虹，罗马人斗志消沉，阿里索堡依然不能通过强攻夺取。于是，德鲁苏斯当时冒险越过敌对的玛尔西部、苏刚布里部和布鲁克特里部，深入敌境修建堡寨也是有道理的。再说了，他毕竟没想着长期作战，他的预想是罗马人几年之内就能成为日耳曼全境——至少直到威悉河——的主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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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瓦勒里乌斯·马克西姆斯（Valerius Maximus）记载（5.5.3），当德鲁苏斯命悬病榻的消息传到罗马时，他的弟弟提比略立即出发，深入日耳曼腹地去探望他。我们可以将这段记载与塔西佗的记述（《编年史》2.7）结合起来看，后者说日耳曼人于公元15年围攻利珀河要塞并摧毁了德鲁苏斯的旧祭坛，日耳曼尼库斯率领6个军团解救要塞后重建了祭坛。我们很难设想如果罗马人要在日耳曼腹地修一座德鲁苏斯祭坛的话，祭坛选址会不选在他去世的地方。如果他们只是选择某个合适的地点，那么祭坛至少会建在莱茵河畔的一座大型永备军营旁边。既然有一份文献说德鲁苏斯的祭坛位于利珀河要塞附近，我们又从其他文献知道德鲁苏斯深埋于日耳曼腹地，那么要塞肯定要到利珀河上游，而非下游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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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维勒乌斯（Vellius）（2.105）记载，公元5年，罗马人首次在日耳曼地区的“尤利亚河源头”（ad caput Juliae）设立冬季大营。没有一条已知的河叫“尤利亚河”，于是利普西乌斯（Lipsius）当时就已经把它替换成了“鲁珀亚河”（Lupiae），他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最近，一个名叫“尤伦贝克”（Jollenbeck）的地方引发了关注，它位于一条在雷赫姆上游汇入韦勒河的小溪旁。“尤利亚”和“尤伦贝克”的名称确实有相似的地方，但“尤利亚”是一个很常见的名字，而且据考据，将两者混同起来也是不可接受的。我们不能假定提比略将冬季大本营设在山的另一边，这可是连自信心膨胀的瓦卢斯都不敢做的事，也不能假定提比略应该扎营于威悉河畔，事实上，之后他确实也没有这样做。因此，我们可以接受利普西乌斯的猜测，即大营在“鲁珀亚河源头”。如果只有利珀河下游可以通航的话，那我们从这条信息中得不出任何其他结论。我们会假定提比略不辞辛苦地通过陆运将军需运到了利珀河源头。然而，我们可以接受利珀河直到上游都可以通航是一个事实，所以不能认为提比略只为了深入敌境一两日的距离，便在下船点和营地之间建立一套庞大的陆运体系来输送必要物资。唯一合理的做法是直接在天然水道旁扎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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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非文本不确切，这就是我们的主张——利珀河源头附近有一处罗马的战略要地——的决定性证据。帕德博恩与利珀河源头只有不到9英里（约14.5千米）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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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于此地的军营完全可以被描述为位于“鲁珀亚河源头”。如果利珀河上游能找到这样一处适宜的大本营地点，那么在这里建一座尽可能前出的补给站也是合理的选择。维勒乌斯正确地强调，提比略冒着风险将冬季大营设于此处——这里之前只是一处驿站——是巩固罗马统治的一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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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年，日耳曼尼库斯解救遭到日耳曼人围攻的利珀河畔堡寨，重建了被毁的德鲁苏斯祭坛。塔西佗接下来说：“他决定不重建坟丘。”（tumulum iterare haud visum）此处的坟丘埋葬的是前一年瓦卢斯手下的阵亡将士，先前也被日耳曼人毁掉了。如果坟丘完全在另一个地方，那么这句话就无法理解了。我们现在知道，任何一次罗马人深入日耳曼内地的战役都不是临时起意的。除非坟丘确实距离要塞不远，否则“他决定不重建坟丘”的说法就说不通。只要条顿堡森林会战确实发生在我们所说的地方附近，哪怕不是特别接近，那么堡寨就必然位于利珀河上游，而不是下游或中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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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引用过的任何一份古代文献中都没有“阿里索”一词。文献中只提到利珀河与埃利森河交汇处有一座堡寨，还有一座位于利珀河畔，是公元16年遭到日耳曼人围攻，后来被日耳曼尼库斯解救的堡寨。如前所见，这座堡寨必然位于利珀河上游。有三处提及“阿里索”的文献，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它们指的是不是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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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家托勒密（2.11）将阿里森（Aleison）置于维特拉以东1.5度、以南1.25度的地方，与我们研究的堡寨不符，但这证明不了任何事情，因为将一个地方标在维特拉以南那么远的位置本身就是错的，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位地理学家在日耳曼地理的估算方面很不可靠。我们可以完全不考虑他对阿里森的描述，以及他对“德鲁苏斯纪念碑”（Tropaia Drousou）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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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塔西佗编年史》中的一章（2.7）。文中首先讲了利珀河堡寨被围攻和被解救，德鲁苏斯祭坛被重建而坟丘却没能再建的经过，末尾写道：“阿里索堡与莱茵河之间的区域四处新建了公路和路堤。”（“cuncta inter castellum Alisonem ac Rhenum novis limitibus aggeribusque permun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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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这一章开头提到的利珀河堡寨和末尾提到的利珀河上游堡寨是不是一回事。按照塔西佗通常的做法，他应该在第一次提到这座堡寨时就给出名字。但我们知道他在地理方面漫不经心。在他的著作中，两处实为一地也是有可能的，尽管他可能认为其没有专门澄清的价值。在整合和改写手头资料的过程中，他可能偶然漏掉了前一处资料里的名字，到后面又发现这个名字有用，于是就加上了。如果我们认识到“cuncta inter castellum Alisonem et Rhenum novis limitibus aggeribusque permunita”的字面意义是“阿里索与莱茵河之间修建了一条连绵的坚固道路”，那么这一假说就很有可能成立了。这句话说的不可能是一条区区几英里长的道路。但利珀河全长有整整90英里（约145千米），对罗马史家来说，修建一条这么长的、有路堤的坚固道路当然是值得重点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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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处是维勒乌斯（2.120），是从瓦卢斯战败展开记述的：“掌营官路西乌斯·凯迪库斯因其胆气，在阿里索被大批日耳曼人围困的将士因其勇气受到了嘉奖。”（L.Caedici, praefecti castrorum, eorumque qui una circumdati Alisone immensis Germanorum copiis obsidebantur, laudanda virtus est），因为他们在最危险的境地中凭借机警和决心挽救了自己。这段话要与迪奥·左纳拉斯（Dio Zonaras，引自迪奥·卡西乌斯，56.22）只守住了一座罗马堡寨的记载，以及弗朗提努斯（3.15.4）的一段话联系起来看，弗朗提努斯提到“瓦卢斯大败后，残部遭到围攻”（reliqui ex Variana clade cum obsiderentur）。弗朗提努斯还有一段话（4.7.8）提到了瓦卢斯战败后，由路西乌斯·凯迪库斯指挥了一次围城战。既然迪奥·卡西乌斯说只守住了一座堡寨，那么四处记载讲的就是同一件事。这不只是瓦卢斯战败后发生的一次围城战，而且被围的兵士是“瓦卢斯大败后的残部”（见第三处），而且被围的地方叫作阿里索（见第一处）。于是，文献直接证明了利珀河上游的堡寨叫作阿里索。从德伦山谷大屠杀中逃出来的人自然会涌进最近的要塞寻求庇护，而那就是利珀河上游的堡寨。假如他们继续往远处跑——原因可能是害怕被围住——那就不可能进入任何一座还在日耳曼土地上的堡寨，而只会一路跑到莱茵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认定利珀河上游在瓦卢斯时期有一座罗马堡寨，尽管史籍中没有关于此处的记述，我们也不确定上述记载指的是不是另一处工事。按照当时日耳曼地区的农业条件，罗马人往返于威悉河与莱茵河之间时必然要在利珀河连小舟也不可通航的地方设立一座大型补给站。这座补给站自然要修建防御工事，于是就成了堡寨。因此，它是条顿堡败兵最近的一座要塞和避难所。据维勒乌斯（2.120）记载，它的名字是阿里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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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耳曼人没有强攻的能力，于是试图让罗马守军因为饥饿而屈服。由于堡内物资充裕，围城战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知道围城战延续了很长时间，是通过被围罗马守军得知提比略率大军赶来救援这一事实。但条顿堡森林会战打响时，提比略正在潘诺尼亚，而且他去莱茵河之前先回了一趟罗马。在这段时间里，围城的日耳曼人逐渐松懈，于是城内罗马部队成功溜了出去，跨越90英里（约145千米）回到莱茵河边，途中没有遭到攻击。罗马士兵跑了那么远，日耳曼人竟然没有追上，这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但军事史上有非常类似的事件，表明这是有可能发生的。在普鲁士原住民大起义期间，当地的德意志骑士也被围困了相当长的时间，而且没有救兵来援。有一座堡垒叫巴尔滕斯坦因（Bartenstein）被围困了4年。最后，城中日耳曼部队做到了与阿里索城中的罗马军队一样的事情：溜出城去。巴尔滕斯坦因堡垒的守军安全逃脱，克罗伊茨堡（Kreuzburg）的守军却在被发现后遭到杀害（参见第3卷第三篇第7章）。巴尔滕斯坦因的守军逃到埃尔宾（Elbing）的距离有70英里（约113千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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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轰轰烈烈的考古发掘活动为研究罗马人在日耳曼地区的征战史提供了重大支持，已经发现了极有价值的遗迹和大量信息。不过，就直接与战争相关的知识而言，发掘活动造成的困惑远比澄清来得多。过去，我们不清楚要如何分辨罗马遗迹、史前遗迹、加洛林遗迹乃至自然形成的地貌。霍尔茨曼上尉（Captain Holzermann）和冯·法伊特将军（General von Veith）认为他们已经在莱茵河下游和利珀河上游发现了完整的罗马工事体系，后来发现其不过是沙丘。专家学者正在鉴定真正的大型罗马工事，但他们错判了工事的历史地位。在罗马人统治莱茵河与易北河之间地区的20年里，他们肯定修建了上百处行军营地，几十处基地堡寨。这些工事都可能留下遗迹，其中许多还会有遗址。只有少数据点大营和堡寨还有待被发现。但每有一次发现，探险者们都会欢呼道：阿里索！自称发现阿里索不仅是他们和古物爱好者中间的舆论，就连最优秀的领域内学者也被发现带来的喜悦的热情冲昏了头脑，怀着或多或少的犹豫表示了赞同。因此，不仅罗马征讨日耳曼的整体战略的研究工作受到干扰，止步不前，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要具体辨析那么多自称发现阿里索的成果，参照文献，然后再次宣布那里不是真正的阿里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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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策尔曼（Dünzelmann）自以为在亨特河（Hunte）找到了阿里索，还有人说阿里索位于韦瑟尔附近，我认为这两种说法都可以忽略。值得研究的是哈尔滕和奥伯拉登（Oberaden）这两处成功的大型发掘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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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早就知道在利珀河畔上的小镇哈尔滕有一处罗马堡寨。小镇距离利珀河从莱茵河流出的地方约有28英里（约45千米），罗马堡寨坐落于利帕河左岸的圣安娜山上。最近，堡寨的总体轮廓得到了精心发掘。1900年、1901年以来，在堡寨上游1千米至1.5千米处略微偏离利珀河的一座台地上发掘出了一座大型罗马军营，在这之前其地表从未发现任何遗址。第三处遗址紧挨着利珀河的旧河道，有一批码头、仓库和防御工事。尽管许多细节尚有疑点，但是这些工事的大体性质和用途不需要多作解释。如前所见，利珀河直到阿里索的河段有7个月不通大船。对古人来说，哪怕是用小舟运输也比陆运强，因此我们可以假定他们使用自阿里索而上河道的时间可能有8个月乃至更长，直到小舟也不能通航为止。但我们可以假定自哈尔滕而上的利珀河河段是全年通航的。于是，罗马人早早地在这里建起了补给仓库，修建堤坝将码头围起来，又在圣安娜山上修建了守备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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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团也经常在河港附近建立行军营地和大本营。大本营需要宏大的利珀河港设施，两者之间有长堤相连。周边相继建立的营地经确定不少于三处。陆续发现的大量遗物——武器、钱币、陶器、首饰、器物——证明营地长期有人驻守。多米提乌斯·海诺巴布斯修建“长桥”（pontes lonǵos）时可能就将大本营设于此处。从公元5年至8年，军团可能也多次在此地扎营过冬。我们不知道日耳曼尼库斯再兴大兵时有没有修复这里的工事，或许行军时曾在该地驻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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