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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马克里努斯（Macrinus）统治时期（公元217年）还有金银雕像（迪奥·卡西乌斯，78.12）。加里恩努斯去世时（公元268年）国库里还有大量黄金，每名士兵都能即时领到20枚金币（《加里恩努斯皇帝传》Scr.Hist.Auǵ.Gallieni 15）。我们还有其他类似的记载，但这些记载当然都不能证明钱币供给量足以满足庞大帝国的经济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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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君士坦丁时期的财政秩序有所恢复，那大概一方面是因为经济活动已经采取了其他不需要大量现金的形态；另一方面是因为没收神庙财产确实增加了货币流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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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提米乌斯·塞维鲁时期后勤体系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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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罗狄安（3.8.4）中这样描述塞维鲁：“他将大部分钱币（chrēmata pleista）发放给士卒，还做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让步。事实上，他是第一位提升军饷（sitēresion）的皇帝。他还允许士兵佩戴金戒指，与妻子同住。不过，他认为这些事都不符合军人的朴素作风、战备能力和严谨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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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饷”也可以宽泛地被理解成“报酬”，于是这段话可以这样理解：开头提到的“大部分钱币”指的是赏赐，“军饷”指的是平时工资，从375第纳里提到了500第纳里。这次提饷——后来卡拉卡拉更是提高到了750第纳里（奥古斯都时期禁卫军的工资）——似乎与我的观念全然相悖，也就是钱币日渐稀缺，以实物形式发放补给的做法日益普遍。但希罗狄安的文本证据中说塞维鲁是“第一位”提升军饷的人，他这里讲的不可能是日常工资，日常工资自奥古斯都以来就提升过，康茂德也短暂地提过一次。因此，我认为提升的军饷是包含在“大部分钱币”里面的。另一方面，塞维鲁向士兵发放大量钱币的事实并未排除钱荒已经对经济体产生显著影响的可能性。因为塞维鲁是动用了最极端的暴力手段，大肆杀人抄家，甚至还要进一步贬值货币——我们不能忘记，这位皇帝统治时期的贵金属含量只剩下50%——这才凑齐了提饷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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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马谢夫斯基（Domaszewski）观察到2世纪下半叶有许多墓葬里发现了财宝，这不是因为蛮族入侵，而是因为国内苛政。这当然是正确的：“人们将钱币埋在地下，免得被收税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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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奥·卡西乌斯（78.34）佐证了我的看法。文中说马克里努斯不仅向士兵发放钱币，还许诺恢复之前取消的全额配给（trophē）。马克里努斯当然没有削减士兵本人所需的配给，因此，他说的无疑是士兵家属的补助。既然马克里努斯皇帝的总体形象是塞维鲁王朝后的拨乱反正者，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努力要废除以增加实物配给、放松家庭限制为基础的一整套先前已经证明有害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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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亚历山大·塞维鲁还有一段记载说（《亚历山大·塞维鲁传》第15章）：“他认真监督士兵的配给发放。”（annonam mili-tum diligenter inspex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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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马军人婚姻史的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与妻子同住”（ǵynaixi synoikein）的含义在学界仍有争议。我采用了一种我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在我看来特别奇怪的一点是，直到哈德良时期，外省异族士兵按照罗马法赋予的权利可以正常结婚，因此待遇比公民士兵还好。在埃及，军团享有特权。参见G.维尔曼斯（G.Wilmanns），“阿非利加的罗马军营城市”（Die römische Lagerstadt Afrikas），收录于《特奥多尔·蒙森纪念文集》（Comm.In.hon.Theodor Mommesens，1877，第200页及之后）；P.迈尔（P.Meyer），《罗马姬妾研究》（Das römische Konkubinat），1895；P.迈尔，《萨维尼期刊》（Zeitschrift der Saviǵny-Stiftunǵ，18：44页及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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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纪的军队兵力和招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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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记载，戴克里先将罗马军队的规模增加了几倍，甚至有4倍的说法。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激烈批评这位皇帝增加了军事负担。蒙森自信地得出了一个结论：根据《百官志》和其他所有证据，罗马军队在4世纪的总兵力约为50万至60万人。他又认为当3世纪初塞维鲁将军团数量增加到33个时，罗马总兵力约为3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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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如蒙森本人所指出的，这些数字的依据非常不确切。我们不清楚《百官志》中提到的部队有哪些是实际存在的，每支部队的兵力又有多少。同样不确定的是边防军有多大比例可以算作真正的军人。我到处都找不到一个绝对可靠的数字作为研究的起点和参照点。记述君士坦丁征战史的作者们给出的兵力数字毫无价值。但有一点是必须从一开始就考虑到的，那就是以物易物的经济基础不可能供养大规模的军队——本书之后会经常提到这一点。我们手中可以视为相对可靠的战事经过和个别兵力数据都指向了一个事实：当时军队的规模不仅不比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时大，反而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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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瓦勒良皇帝任命后来成为皇帝的奥勒良统率一支大军的文书列出了每一支部队的兵力。大军包括1个军团、4名日耳曼酋长、300名伊图里亚弓箭手、600名亚美尼亚士兵、150名阿拉伯士兵、200名撒拉森士兵、400名美索不达米亚士兵和800名重骑兵。不过，这支部队的规模肯定相当小，连小分队的兵力都具体列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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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个事实来自357年的斯特拉斯堡会战。据记载，兵力不超过1.3万人的尤利安击败了据说有3.5万之众的阿勒曼尼人。这些数字很可能源于尤利安本人。此处只做兵力估算。1.3万名罗马人在正面对决中击败3.5万名日耳曼人是从未有过的事，在4世纪更是绝无可能。问题是：罗马兵力为1.3万人的说法能否接受？说到底，为了彰显胜利的辉煌而将己方兵力往小了说的倾向太常见了。另外，尤利安不仅能调动整个高卢的兵力，据说还掌握着不列颠和西班牙的部队，而且他打的不是一场遭遇战，而是早有预见、早有准备的决战，没有什么能妨碍他集结全部可用兵力——在这种情况下，1.3万人似乎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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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就算假定尤利安把兵力说小了，我们从这个数字仍然可以得出结论：当时参加大决战的部队已经不再是6万、8万人的大军了。哪怕是夸大或低估也要考虑当时人的观念，尤利安不可能给出同时代的人一眼就能看离谱的数字。如果他想炫耀的话，他当然可以进一步夸大阿勒曼尼人的兵力。我不认为他给出的1.3万人是完全可靠的数字，但我相信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出一个肯定的结论：参加这场战斗的兵力要比恺撒和日耳曼尼库斯的时候来得少，而且当时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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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仍然会提出反对意见，说斯特拉斯堡会战属于例外，因为尤利安激烈批判堂兄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的嫉妒和猜疑，有意给他使绊子，提供的支援很少。他批判的依据受到了有力的质疑，而且即便他是对的，尤利安仍然直接掌握着最富庶、最精华的省份。另外，据阿米尼乌斯（16.11）记载，他在雷蒂亚的对手巴尔巴提奥（Barbatio）手下有2.5万人以上的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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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军队规模不大的一个佐证是：若非如此，日耳曼人在罗马军队中的重要性不可能如此突出。诚然，我们无法估算当时日耳曼部落的总人口有多少，但要说有几十万日耳曼人在罗马服役，那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如果罗马军队日益染上了日耳曼人的色彩，那么兵力规模就不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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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敢给出具体数字，但在我看来，戴克里先绝无可能将兵力提升到赛维鲁斯时期以上。就连3世纪初有30万人的估算值也太高了。塞提米乌斯·塞维鲁增加军团数目的做法是否意味着兵力的增加，这是很可疑的。不管怎么说，我们都不能假定辅助部队的兵力也增加了。在我看来，塞维鲁的33个军团总兵力仍然不超过25万人也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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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然从通行的兵力数字减掉了，那么对4世纪招兵方式的观念必然也要改变。按照维格蒂乌斯和法律文献，地主有义务提供新兵。这似乎是一种全新的制度，用蒙森的话说（前引著作的第246页），它的起源仍然是黑暗的，它的施行可能与同样是新生事物的定居制度和农奴制有关联。按财产多少摊派的招兵条款一直被说成是大地主身上的一项实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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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对这种新招兵形式的理解正确的话，那么它就是新的社会政治条件在持续发展的旧制度中的直接反映。旧罗马地方政府以城市为基础，农村人口依附于城市。地主生活在城市里，从那里管理地产，只有巡查或度假时才去自己的农庄。但地主们渐渐从城市迁往农村，让自己的产业摆脱了市政当局的管辖，形成了以地主本人为最高权威的独立行政区。以物易物经济加快了这一进程，地主收不到足够的地租了，于是亲自搬到农庄里，直接享用产出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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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的招兵制度下，我们设想的情景是招兵官会同市政当局从大量候选者中选出少数精锐。而在新制度下，地方当局就是地主本人。于是，城市完全退出了招兵事务，因为从市议员以下的市民们都已经被国家安排了各种世袭的职责。城市能出的兵员是极少的。我们无法进行实际估算，因为人口和兵力都没有确切的参照点。暂且假设——只是举一个例子，为了说明问题而已——帝国总人口为9000万，不包括蛮族辅助部队在内的常备军为15万。按照服役期20年计算，每年大概需要常备军总数的十五分之一，也就是1万名新兵。但即便我们按2万或3万人计算，然后与今天（1900年）的德意志帝国作比较，后者人口为5400万，每年有25万名左右适役青年应征入伍，我们仍然会发现征兵条令对罗马人口的负担不会很大，哪怕我们把人口估计得低一些，兵力估计得高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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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30名或40名适役男子中抽一人从军的兵制自然会偏向志愿兵，而非征召兵。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赞同蒙森的看法：“如果早在戴克里先之前，志愿兵就已经为军队提供了稳定的新鲜血液，那么后来就更是如此了。”收录于《狄奥多西法典》的帝国公告（第7卷，第13款，“征兵”；第20款，“退伍军人”；第22款，“军人随从与退伍军人子弟”）有许多地方不能给出透彻的解读。但我们从中可以肯定一点：就实际而言，地主招兵同样主要是志愿兵性质。退伍军人的儿子被认为有世代从军的义务，而且当局会通过税收优惠来吸引人参军，优惠会惠及参军者的父母和妻子。如果每年新兵需求都一样多，大概就不会有困难，但蒙受惨重损失或遇到危急时刻时，新兵需求自然就很不稳定、断断续续。在这种情况下，尽管男丁总数是充足的，志愿兵也很可能会出现缺口。因此，就像18世纪那样，招兵或多或少演变成了抓壮丁，于是那些被选中又不想入伍的人就会自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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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坚持志愿兵为主体的观点。从军事角度来看，确认这一事实是有必要的，否则我们就不能理解罗马人组成的部队为什么依然一事无成。征召兵或壮丁只有在军纪严格、骨干有力的单位中才有战斗力。这时的罗马军团显然已经不行了。只有自愿参军、斗志昂扬、具备应对军旅生活的野兽本能的人才能组成堪用之军。因此，为了适应这种情况，入伍者其实就是志愿兵，但以向地主摊派兵额的形式被保留了下来，这既是为了简化流程，也是为了节约国用。这种做法还将提供兵员的义务转化成了纳金代役。代役是经常发生的事，有时是当局允许，有时是直接下令纳金。406年，面对危急的形势，国家直接张榜招兵，一开始开出的奖金是3枚索利达金币，后来涨到了10枚。国家甚至许诺解放愿意参军的奴隶，而且奴隶能多领到2枚索利达金币作为旅费（pulveraticum：尘金）。地主为一名兵额要提供25枚索利达金币作为代役金，有时是30枚，几名地主可以分担一名兵额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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