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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莱茵河到易北河之间的日耳曼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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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2年，在最方便全体萨克森人与法兰克人集会的帕德博恩召开了一次新的帝国会议，会上宣布萨克森完全加入法兰克基督教王国。曾经像古代酋长（塔西佗笔下的principes）那样立于部民最前面的萨克森贵族成了国王手下的官员、伯爵。异教信仰被禁止，违者处死，还下令举行洗礼。所有地区都要设置牧师并为其提供土地和仆人，还要向教会交什一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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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萨克森人来说太过分了。4维特金德从丹麦返回，在桑特尔山（Süntel Mountain）大败一支来攻打他却没有做好妥善防备的法兰克分遣队（782年）。关于此战地点和细节的报告相互冲突，无法具体讨论。但尽管有这次的胜利，起义并未蔓延开来。当法兰克国王亲自率军前来时，维特金德没有冒险交锋，而是逃奔丹麦。其他酋长都来到查理曼面前，将一切罪过都推到了维特金德身上。从事情经过来看，查理曼带来的军队显然不可能有很大规模。查理曼前往帕德博恩并召开会议是在春天，直到草料充足后才出发。大约是6月底，在返回途中渡过莱茵河时，他接到报告说索布人入侵了图林根，于是派兵去攻打。在路上，这支部队听说萨克森人叛乱，与其他部队[由狄奥德里希伯爵（Count Theoderich）主动率领赶来的利普里安部队]会合后在桑特尔山还是被击败了，因此战斗时间不会早于八九月份。即便我们可以设想查理曼接到萨克森叛乱后就立即召集兵马，但进行动员、发布征兵令、附庸从各自驻地赶来、准备器械、向农民征收给养，这些行动都需要一定的时间5，因此从远方来的分队不可能在当年秋天抵达威悉河。从巴黎到威斯特伐利亚关隘的直线距离是600千米，行军距离相当于900千米，要走两个月的时间，而查理曼庆祝圣诞节时又回到了迪登霍芬（Diedenhofen）。[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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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国王仅仅率领一小支法兰克军队现身就足以让萨克森人放下武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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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深入萨克森腹地至威悉河下游，并在费尔登（Verden）处决了一大批犯人，其中估计有一批人是因为反击叛乱不积极而被判有罪的（782年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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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惯常一样，严厉处置犯人并没有达到目的。萨克森人心中燃起了凶狠的复仇欲望，第一次群起叛乱，并于次年（783年）与法兰克人展开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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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交手是在代特莫尔德和德伦河谷附近的条顿堡森林，日耳曼人曾在这里捍卫和拯救了他们的自由。这一次，萨克森人被打败了，但取胜的查理曼还是退回帕德博恩待援。纯粹从军事角度来看，是无法解释撤军行动的。取胜后撤军会消磨高昂的士气，而士气正是成就功业的最重要因素。假如法兰克人果真打赢了，那他们的实力无论如何都足以支持其原地待援。从帕德博恩过去只有二三日路程，而撤军必然会显出败势，至少会让胜利显得可疑，令心志动摇的萨克森人重振信心，加入维特金德的阵营。交战肯定在代特莫尔德发生了，而且法兰克人肯定没有被打败——那样结果会更惨烈——因此，当时的情形讲清楚了大概是这样：查理曼起初只带了一小股部队上前，因为他以为大部分萨克森人还是会马上向他臣服，没准还会与他结盟。代特莫尔德的战斗大概并不特别重要，但它让国王明白，萨克森人这一次真要违抗他了。他意识到轻兵前出是一个错误，尽管打胜了，但身处山脉以北的形势依然很危险。他之所以愿意承受撤军对士气造成的不利影响，是因为别无选择，当务之急是在安全地点等待各路部队抵达。过了一小段时间后，他才有能力再度进军。代特莫尔德战斗刚刚过去4周，他就在哈瑟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交战可能发生在奥斯纳布吕克，但确切位置未知。法兰克军在这次胜利后穷追猛打，蹂躏乡里，渡过威悉河，直抵易北河。尽管法兰克人秋后再次撤军——10月9日，查理曼身在沃姆斯（Worms）；他在默兹河畔（Meuse）的赫斯塔尔（Heristal）庆祝了圣诞节与复活节——但784年开春就再次进军，于利珀河口渡过莱茵河，直至明登下游的威悉河畔胡库尔比（Huculbi，今彼得斯哈根）。既然萨克森人预计不会再进行坚决抵抗了，于是查理曼在那里分兵：一路由长子查理率领，掉头回威斯特伐利亚，途中在利珀河进行了一场战斗；国王南下去图林根，然后再次转向北方，进入伊斯特伐利亚。按照帝国档案的记载，查理曼没有从胡库尔比继续北进或直接向东行进是因为发了大洪水。我们还可以推测，补给问题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先去原有的地盘图林根一趟可以补充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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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伊斯特伐利亚人现在看起来是降伏了，但仗还要继续打。查理曼决定不给对手在冬天恢复元气的机会。法兰克人从南边[国王在代特莫尔德以东约16英里（约26千米）处，距离威悉河左岸不远的埃默河畔（Emmer）吕德（Lügde）庆祝圣诞节]北进至威斯特伐利亚隘口（雷赫姆），但没有冒险继续前进，而是后撤45英里（约72千米）至边塞厄瑞斯堡（上马尔斯堡）。整个冬天查理曼都在厄瑞斯堡，边区（the border districts，法兰克编年史作者极其夸大了这个词的用法，使之涵盖了几乎所有地区）扰乱不断。编年史作者专门写道，查理曼必须从法兰克内地将给养运来。但到了春天，补给充裕的他又可以进军了，这一次到了易北河下游的巴顿地区（Barden）。当他打到这么远的地方时，他作为一名征服者，表现出了政治家的风范，与已经逃到易北河东面的维特金德展开谈判，议和结盟。维特金德明白举事无望，于是向查理曼臣服，拜谒王宫并接受洗礼。就这样，这场起于782年夏季叛乱的战争在3年后（785年）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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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的行动和冲突（793年至804年）尽管并非不重要，但从军事史角度来看并无更多意义。这场战争完全是充斥着烧杀抢掠。只有东厄尔巴（East Elban）萨克森人曾在荷尔斯泰因（Holstein）与法兰克人打了一场野战；斯拉夫人、奥博德里特人（Abodrites）和维尔茨人（Wilzians）在此战中给予了查理曼许多协助。在这10年间，皇帝平息当地战火的最重要手段是将萨克森人大批迁往法兰克。797年至798年冬，查理曼再次集结大军于萨克森时没有再把营地设在厄瑞斯堡，而是设在更东边赫斯塔尔[今赫斯塔勒（Herstelle）]附近的迪默尔河-威悉河交汇处。罗马人当年从阿里索要塞前进时先去了东北方向的威斯特伐利亚隘口，因为他们要与自己的第二基地——海洋——联络，而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查理曼仍然要尽可能靠近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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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这一区别，我们又可以将萨克森战争与罗马人在相同地域的战争做一番比较。罗马人作战的基础是水道，特别是利珀河与利珀河上游的大型补给点阿里索。现在叫帕德博恩的阿里索在加洛林时代的战役中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原因纯粹偶然。毫无疑问，查理曼也利用过几次利珀河水道，但他的主要进攻路线是从南边的黑森向北前往威悉河。6黑森和图林根本来就是他的地盘，因此他面临的局势从一开始就全然不同于罗马人；从这里出发，他每每都能迅速抵达威悉河畔，深入敌军腹地。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有没有将富尔达河（Fulda）用作补给线。他无疑懂得水道对运输补给是多么重要，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才修建运河将美因河与多瑙河连通起来，但那对萨克森诸战役没有影响。查理曼没有建立大型补给站；各支部队的规模小是小，但还必须自带军需。最早的两场战役（772年和774年）都发生在利珀河完全不可通航的秋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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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补给问题无疑也是加洛林时代战争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有无数次进军半途而废，在这种情况下，积极行动显然是继续作战，而且对方的抵抗并未构成多大妨碍。毫无疑问，原因只在于后勤。在没有来自北海的船队的支援的情况下，法兰克国王最终推进到了威悉河下游和易北河下游，这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当地能为入侵者提供的资源相当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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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年春，罗马军主力驻扎于阿里索要塞，在威悉河畔等待船队到来。趁这个时间，罗马统帅修建了通往莱茵河的道路（参见第2卷）。据王室文献记载，784年至785年冬查理曼驻扎于厄瑞斯堡，对萨克森人施加压力时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7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何罗马人在这片地区修建道路，为军事行动提供支援时将中央大营选在了利珀河上游的一个地方，而查理曼在做同样的事情时选择了位于迪默尔河上游、罗马大营以南约23英里（约37千米）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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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的前进基地是要尽可能深入敌境，通过水路运输来建立大型补给站。这条水路就是利珀河。尽管利珀河会在仲夏进入枯水期（9月水位最低，参见第2卷），但在春季，罗马人几乎可以将物资很方便地一直运送到河源处。强大的常备军有守住前进据点的能力和意愿，必要时也可以将其夺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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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麾下的附庸军队守不住深入敌境的据点，而且军队规模相当小，各部队自带给养，他也不需要大型补给站和水路运输。但这样的好处是，他不仅可以从莱茵河进攻萨克森人，从黑森出发也可以。于是，战争第一阶段的主要基地必然要位于两条行动路线——莱茵河路线和美因河路线——的交叉点。这个点就是迪默尔河上游的厄瑞斯堡。要是查理曼从富尔达河出发，然后直接驻扎在威悉河畔，那样一来，从莱茵河东进的那一条路就太远了。要是一开始就驻扎到利珀河上游，又太深入敌境了。要是将大本营设在鲁尔河流域，比如布里隆（Brilon）或默讷河畔（Möhne）的吕滕（Rüthen），与黑森的距离就太不方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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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对查理曼来说，厄瑞斯堡是所有重要道路的交汇点：一是由南向北，经过埃德尔河谷与伊特河谷（Itter）的道路；二是自西向东，沿着鲁尔河与默讷河的道路。向东可顺迪默尔河至威悉河，向西北可经辛特菲尔德（Sintfeld）至利珀河上游、帕德博恩与条顿堡森林的各个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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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查理曼为什么不直接将大本营设在阿尔默河（Alme）与利珀河交汇的帕德博恩，而是设在整整2.5英里（约4千米）外，位于小支流帕德河（Pader）上的一个地方？著名的“光明之路”（Hellweg）为什么没有沿着莱茵河的一条支流修建，而是以帕德博恩为起点，夹在鲁尔河与利珀河之间并与两河平行延伸，先后经过苏斯特（Soest）、翁纳（Unna）、多特蒙德（Dortmund）到杜伊斯堡（Duisburg）呢？这个问题正与帕德博恩的位置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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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卡尔·吕贝尔在他经常被引用的著作中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是彻底解决了。“光明之路”恰好是在萨克森战争期间由查理曼修建的。它连接了一系列新设立的王室领地，沿途土地非常肥沃。于是，一支规模不太大的部队沿这条军事公路行进时可以在各处获取给养。这条道路得名于“Hallweg”，沿途有烽火台发布入侵警报。它对法兰克国王的意义相当于利珀河水路对罗马人的意义。对查理曼来说，夏秋两季有好几个月不可通航的利珀河并不重要。因此，他在平原建城作为光明之路的枢纽，从这里可以朝各个方向进山，众多溪流提供了优质水源，既能让军队休整，也能为磨坊提供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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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森与法兰克的边境上有多条像“光明之路”这样沿途安插王室领地的道路，有的沿鲁尔河、利珀河和迪默尔河延伸；有的与河流垂直，以便将河谷连接起来。当然，查理曼后来在萨克森全境都修建了这种沿途安插王室领地的道路。比如，舒赫哈特（Schuchhardt）[14]最近指出，位于利河（Leine）可通航河段起始点的汉诺威（Hanover）就是一个这样的加洛林王朝据点。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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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帕德博恩对罗马人和查理曼来说都是战略要地，那么它为什么后来再也没有发挥过特殊的作用，甚至没有发展成重要的城市呢？对此的回答是，一个地方不存在绝对的战略意义，除了长久延续的地理状况，是否具有战略意义还取决于各个时期的特定历史条件。比布拉克特和阿莱西亚现在是村子，而在恺撒的时代，巴黎根本不重要。德鲁苏斯和查理曼都在阿尔默河与利珀河交汇处附近设立大营是一个巧合，两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不同的。甚至自然环境之后也发生了变化。在中世纪，每条河流都受到两大力量的争夺：航运与磨坊。交通干线一旦从利珀河转向光明之路，河上的磨坊就占据了上风。这条河毕竟每年有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可通航。磨坊将航运挤到了角落里。到了1486年，苏斯特市试图控制利珀河水路，这可以作为人们认识到了利珀河的意义和用处的证据，此事对我们当然非常重要。但是，这次尝试失败了，考虑到威斯特伐利亚当时四分五裂的政治局势，这是可以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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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没有水路的帕德博恩也就不能取得大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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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加洛林帝国、诺曼人与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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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帝国没有内在的统一性，它是由查理曼一系的阿努尔夫家族创造出来的。按照日耳曼人的继承法，所有儿子对家产都有同等的继承权。817年通过继承法来协调帝国统一与继承权利之间的矛盾的做法只是带来了阋墙之争，王朝内斗又推动了新政治原则——封建法——的独立和完善。在查理曼时期，臣民承担义务的旧原则至少在理论上还存在，但帝国后来还是彻底清除了这些旧原则。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与父亲交战又自相争斗，不得不努力争取支持者。于是，他们牺牲掉了根深蒂固的公职观念。现在，国王任命的伯爵不再是可收回的委任官职，而被授予封地。国王再也不能任意撤销其任命了，而且如果伯爵死时留下了儿子，那么儿子就有权获得父亲的职位并受封伯爵领地。自然因素必然会导致形势向这个方向发展。中央政府几乎不可能真正监察伯爵施政，只有伯爵领地与伯爵个人家庭利益之间的紧密纽带才能带来一些实行善政、免行苛政的担保。以附庸和封地为基础的军事制度尤其不适用于官职频繁变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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