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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已经看到——特别是在汪达尔人的例子中——单纯依靠自身成员和传统家庭来壮大的战士阶层不可能持久。在日耳曼部族中，战士阶层越是与被征服民族融为一体，共同成为教会的成员，这个阶层消失得就越快。在阿拉伯人中，战士阶层坚持的时间要长一些，因为被征服民族大多保留了自己的宗教，统治阶层也具有更强的自身个性和战士特性的意识。此外，哈里发国政教合一的性质将信徒牢牢团结在既有制度下。但200年后，阿拉伯人起初从沙漠里带来的原初力量已经在文明的土地上耗尽了。宗教成分与战士成分是人为混合在一起的，而冲突从穆罕默德去世后就开始了，日后两者更是愈发疏离。哈里发国没有明确的继承法，神权国家从本质上就不是世袭的。在先知的女婿阿里以及阿里的儿子——先知的外孙们被暗杀后上台的倭马亚王朝主要代表好战的贝都因成分，而接下来的阿拔斯王朝（建立于750年）则更多代表宗教成分。我们不妨将两者分别比作几乎只知道打仗的墨洛温王朝和联络教会的加洛林王朝。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哈伦·哈希德（Harun al Raschid）[44]的继承者手中，哈里发帝国迅速解体，正如查理曼帝国在查理曼继承者手中分崩离析。9世纪初之后，雇佣兵取代了信士，尤其是塞尔柱突厥人，他们不仅信奉先知教诲，更能提供兵员。塞尔柱突厥人的埃米尔和将帅很快就当上了主人，只给巴格达的哈里发留下宗教领袖的尊荣。大片地域——西班牙和埃及——脱离哈里发，建立了自己的哈里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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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东方也发生了与西方类似的状况。尽管有先知的教诲，但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力的天然对立依然影响着伊斯兰教。塞尔柱苏丹是由骑士制度支持的世俗统治者，与西方的国王略同，但两者的统治原则存在根本的重大差异。但正如兰克所说，仅看外表的话，我们是看不出红胡子腓特烈与萨拉丁（Saladin）有什么重要区别的。单纯从军事角度看，我们可以将阿拉伯和塞尔柱军人简单地称为骑士；与西方相比，长官对手下的控制力要强一些，因为战士身份与宗教信仰在伊斯兰教中有着独特的直接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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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军纪最有力的表现就是：在一天的艰苦行军后，长官仍然可以命令士兵加固营寨。我们引用过的阿拉伯作者也提到了阿拉伯军队中的同样的命令（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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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扎营地点后，埃米尔的第一道命令就是本日内挖好战壕，不许拖延迟疑。挖战壕是为了掩护部队，避免士卒逃亡，防止敌军突袭，还能抵御由敌军计谋和意外事件造成的其他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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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规定在阿拉伯军队中是否真的实行了，我是有些怀疑的，不管怎么说，实行得肯定没有罗马人那样章法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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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人员主要是骑兵和各自为战的士兵。将领和军纪的功能绝不是组成战术单元。当我们读到先知说，“真主的确喜爱那等人；他们为他而列阵作战，好像坚实的墙壁一样”（《古兰经》61.4）13，或者哈立德在雅莫科河（Hieromyces）会战（636年）前对将士们下令——“面对严整有序、向你们走来的人群（希腊人），不要单打独斗”14时，我们会想到德意志国王亨利一世发布的要求军队前进时结成紧密阵形的条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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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皇帝在《战术》第18章第49-50节中将突厥人描述为人马俱甲，枪矛、刀剑、弓箭兼用的骑兵。阿拉伯兵书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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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具包括一身坚固耐用既不太重也不太轻的盔甲、一顶带护鼻的头盔、两只臂甲、两只胫甲、两只手套。战马必须有牢固的马掌，胸部、前身、颈部、后身强健。武器包括两张硬弓，配30支箭头尖直、箭杆硬实的铁翎箭，箭囊要大小适中，太大则笨重，令人分神，太小则装箭少，不合用，要选硬皮，缝制结实，挂带要用真皮，囊袋要扎紧；一支坚矛，杆务必要结实笔直，太长或太短都不好用，矛头要用最好的铁，多面开刃，坚硬非常，尖端锐利；一杆直标枪；一把锋利弯刀，可以是通体钢铁的利刃，也可以是短小灵便的短刃；一把两面开刃的尖锐小刀；一把坚固的钉头锤，不可太重，以免体力耗竭，也不可能太轻以至于无用，以能够大力击穿盔甲为准；亦可携带一把两面开刃的斧头，要能牢牢抓住，一击便可击破坚兵；30个石块，放在鞍桥左右各一的袋子里。这就是骑兵上阵所需的装备，缺了任何一样，便不算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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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话——没有上述全部武器的人就是装备不全——大概应该理解为作者不知变通，夸大其词。这一点不仅能从常理推断出来，从作者的其他论述中也能得出。他在引用段落的前面说，装备完整的战士要部署在第一排，越靠后的人装备越不齐全，直到第五排为止。因此，作者认为绝大部分战士的装备都不齐全。此外，他还按照装备情况划分了多个兵种：长枪骑兵；标枪骑兵；弓箭骑兵；全装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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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人与西方军队的首要区别在于弓箭的使用范围要大得多，弓箭其实与重甲不是很搭配。重甲不仅妨碍操弓，而且需要战马力气大，加上马也要披甲，所以速度不会很快。但如果马不是很快的话，弓骑兵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回避近战，这样弓箭就没有任何优势了。因此，如果事实上不是一贯如此，利奥笔下的单一兵种就被分成了两个，即包括人马俱甲的近战骑兵和轻装快马的弓骑兵。这无疑是亚洲民族的悠久传统，特别是大草原上的民族。由于环境的作用，草原民族一直在发展弓骑兵这个兵种。当十字军首先见识了弓骑兵后，他们也采纳了这个兵种，甚至将他们给弓骑兵起的名字“突厥之子”（Turkopolen）带到由骑士团统治的普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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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并不代表东西方军事制度存在根本区别，不过是有一定差异罢了。当西方骑士在圣地举办比武大会时，穆斯林骑士大概也在当地活动，而且最后也被邀请参与比武。东西方骑士同台竞技的事实足以证明，双方在武器装备、战斗风格和作战习惯方面是非常相似的。十字军骑士行记中有许多迹象表明，尽管基督徒和穆斯林骑士因宗教和种族而彼此仇恨，但他们的阶层观念是有一定相似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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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92年棕枝主日的阿科（Akko）会战中，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the Lion-Hearted）赐给赛义夫丁（Seifeddin）的儿子一把剑。赛义夫丁是萨拉丁的儿子，在雅法（Jaffa）会战（1192年8月5日）中将两匹战马送给了本来要步行前往战场的理查德国王。理查德感激地接受了，也用了这两匹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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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和穆斯林甚至有彼此分封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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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9 十字军东征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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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征应该放在本书的什么位置？这非常不容易确定。从军事史角度看，历次十字军东征在许多方面是自成一体的，因为我们发现其中有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因素在不断彼此斗争。但十字军东征跨越的时段又很长，而且期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因此似乎又适合按照时间和内容来分开研究。在东方作战的西方军人不得不面对特殊的环境状况和不同寻常的对手，由此自然也在西方产生了特定的新措施。当我们考察十二三世纪西方战争的重大变化，这些表现出与十字军东征有关联的变化时，一个问题就产生了，即两者到底是因果关系，也就是西方的变化是以十字军东征为基础的，还是单纯的平行现象，也就是说十字军东征在西方也必然会经历同样的发展过程呢？毫无疑问，十字军东征在西方造成了一定的反响，但只是加快和加强了自然的发展过程而已。因此，我认为应当在下一卷结合宏观背景来探讨狭义的十字军东征，眼下则仅限于介绍这些大事件的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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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与权力分为多层的封建国家的形成并非中世纪的唯一特征。中世纪的首要特征是教会，教会延伸到了所有这些松散的政治体系中并插手干预。对中世纪的罗马-日耳曼世界的正确认识不是德意志、法兰西、英格兰等王国并立，而是一个以独立王国为组成部分的普适宗教国家，借用兰克的表述，这些王国是自立程度不一的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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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东征源于囊括英格兰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瑞典人、丹麦人、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的基督教会与伊斯兰教的对立。在这样的缘起之下，十字军东征并不遵循理性-政治的动因，而是受到一种神秘的压迫力量，要去征服伊斯兰世界中心的一小块飞地——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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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战争行为归根结底由政治目的决定的，因此神秘主义的底色让十字军东征从一开始就不可能具有理性的战略。哪怕西方只将一部分陷在巴勒斯坦的庞大兵力用于边境战争，那肯定会凯歌连奏。当红胡子腓特烈顺多瑙河而下时，希腊皇帝——他的帝国境内已经到处是拉丁人了——很担心十字军会夺取君士坦丁堡，然后塞尔维亚人、瓦拉几亚人（Wallachians）和保加尔人纷纷脱离希腊帝国，成为罗马皇帝的臣民。兰克补充道，要是这位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皇帝有这种想法该多好！红胡子之子亨利六世还没等实施这项政策就去世了，而且他可能也失去了父亲当年拥有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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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不必深究这种种的可能性。我们只需要明白十字军东征从根子上就没有战略逻辑，也要知晓十字军东征的起源。超验-神秘主义的品性能够生发出巨大的力量，人类却没有将这种力量引向现实可行目标的能力，于是这种力量就被白白消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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誓言要求十字军解放圣墓，却不要求他们一直在巴勒斯坦保卫它。一小批人愿意留下来，因此十字军东征也具有殖民活动的一面，但他们被穆斯林所包围，分散地控制着从埃德萨（Edessa，今土耳其东南部的乌尔法）到耶路撒冷的几块区域。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只是因为西方不时有生力军长途跋涉而来，能支撑一时是一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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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175年间西方一次次派往耶路撒冷的十字军兵力为多少这个基本问题，与先前恺撒高卢军团和民族大迁徙的情况一样，我们也有两组彼此矛盾的数字：一组数字显示，十字军兵力多达数十万；另一组数字显示，在圣地战斗的只有几千人，其中骑士只有几百人，有时甚至总共不过几百人。汉斯·雅恩（Hans Jahn）有一本有关中世纪军队的专著，对十字军做过系统的研究。他认为十字军的兵力是相当小的，与同一本书中的其他结论相符。1当海因里希·冯·西贝尔（Heinrich von Sybel）于1881年出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史》（Geschichte des ersten Kreuzzuges）第2版时，他认为自己除了复述文献中给出的数字外没有别的办法，却完全没有考证其可信度。但是，据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文献记载，十字军10万人“有锁子甲和头盔护体”（loricis et galeis muniti），共有60万“能战之士”（ad bellum valentium），还有无数非武装人员（富尔彻，Fulcher）或30万“战士”（pugnatorum，埃克哈德）。当从安条克突围时，据说十字军还有15万战士（bellatorum，奥德利克）。当我读到这支大军在多里莱乌姆（Dorylaeum）会战前在一日内通过了一座桥，然后还走了一段路时，我真是吃惊了。在一篇发表于《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 47（1882）：423]的文章中，我考虑了所有因素之后估计，这支军队最多只有10.5万人，其中约有1.5万人是真正的战士。为谨慎起见，我当时补充说，这个最大估计值并没有排除一种可能性，即朝圣大军的总兵力为6万人左右，其中1万人为全副武装的战士。现在看来，就连这无疑也是太高了，尤其是6万人的数字，1万的数字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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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托·黑尔曼（Otto Heermann）写于马尔堡大学的博士论文《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西方军队在东方的战争活动》（“Die Gefechtsführung abendländischer Heere im Orient in der Epoche des ersten Kreuzzuges”）（1887年）中就指出（第102页），一场在巴勒斯坦的会战投入的骑兵数目最多为1200人，步兵数目最多为9000人[1099年8月12日的阿什凯伦（Ascalon）会战]。战事结束后，基督徒的总兵力缩水到了260名骑兵和900名下马骑士，而且集结难度非常大。有三次会战提到有700名骑兵，一次1100名；相应的步兵数目分别为2000名和3000名。有一次文献记载的总兵力是8000人[1123年的阿什杜德（Ashdod）会战]，我怀疑这个数字可能是极大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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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凭借恺撒本人对厄波隆尼人的评论，他笔下的几十万高卢大军就可以丢掉了一样（第1卷），凭借这些数字，我们先前读到的几十万大军就都可以丢掉了。如果几百个骑士就能守住圣地，那么征服圣地的骑士肯定也只有几千人。但是，按照我们先前的认识，几千人这个数字与民族大迁徙时期的军队，与查理曼的军队，与蹂躏欧洲大地最终占据塞纳河下游、英格兰和那不勒斯的诺曼军队是完全相符的。基督徒军队规模小，对手的兵力也不大。拜占庭已经失去了尚武精神。在哈里发国，阿拉伯人早就放弃了最初的蛮勇，哈里发沦落为象征性的宗教领袖，实权都在塞尔柱或库尔德酋长手中，而酋长手下的军事单位代表着一个高居于不好战的大众之上的阶层，其规模与西方的骑士阶层一样小。基督徒作者笔下的异教徒大军源于追求名望的幻想，正如他们笔下庞大的基督徒朝圣者队伍源于宗教热情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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