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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既然是这种态度，那么个别文献不论看起来如何精确，其意义都是很小的。唯有相互参照整个中世纪的各种记载，我们才能准确把握当时的典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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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了骑士的作战方式，我们还能明白中世纪的人为什么从来没考虑过建立真正的军纪，因为就直接的军事目的而言，军纪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毕竟，会战的胜负取决于骑士。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骑士能顶住，他们就是中流砥柱，是军队的精魄，也是其他兵种的骨架。但骑士制度的基础是发达到极致的个人荣誉观，严苛的纪律不仅无益，反而可能有害。对骑士来说，全军取胜是不够的。他希望也需要胜利中有自己的一份贡献，因为个人卓越是骑士最重要的人生追求，这种与纪律相悖的观念让骑士成了单打独斗的战士。拜占庭皇帝利奥说，法兰克人不论骑战步战都凶悍坚韧，势不可挡，缘由正在于此。43毫无疑问，骑士在一些战斗中因为头脑固执、不听号令而落败，但那是例外情况，就连纪律最优良的军队也不能幸免。如前所述，骑士军队能接受的统率手段极其有限，有鉴于此，打败仗也算不得大事。军纪不严的首要缺点大概是追击时秩序混乱，忙着抢东西，而不是追敌人。十字军东征期间有一次判决，凡是我军完全取胜之前就开始劫掠的人，都要割去耳朵和鼻子。44布汶会战之前，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Philip Augustus）宣布已经立起了一批绞刑架，大获全胜之前就被发现抢战利品的人都会被绞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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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求战利品还刺激了抓俘虏的行为，俘虏可以换来赎金。骑士不断发展的阶级意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骑士会认为对手是同一个团体内的兄弟，几乎可以说是同志，自然从情感上就想保全对方，饶其性命。这种人性的敏感意识构成了对纯正好战精神的极大威胁，而且我们从很早就能看到这种意识了。奥德利克写道，在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击败法王路易六世的布雷缪会战（battle of Brémule，1119年）中，被杀的法国骑士只有3名，被俘虏者则有140人。“因为他们全身包裹在铁甲中，而且出于敬畏上帝和同志情谊，两边都饶恕了自己的敌人。”46100年后，吉拉尔德斯·坎布伦西斯以类似的方式写道，除了种种其他区别，威尔士人与骑士不同的一点是，前者热衷于杀戮，后者则对俘虏更感兴趣。再后来到了奥地利骑士与瑞士人交战时，骑士又抱怨粗鄙的农夫会把敌人杀掉，而不是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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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团的许多规章条目清楚地展示了骑士的军旅生活和战争活动，尤其是圣殿骑士团。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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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部队要扎营时会用绳子圈出一块做礼拜的地方，然后会定好大团长、食堂、地方指挥官和军需官的地面。直到有人高呼：“尊敬的弟兄们，以上帝之名，扎营吧！”其他人才可以开始选择自己的位置（第148次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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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团成员不得远离营地，以免听不到呼声或铃声。两名扈从中一人外出找柴火和草料时，另一人必须留守（第149次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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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接到命令前不得备鞍或上马。骑士要仔细检查装备，不得遗漏。行军途中，每名骑士身前要有扈从骑马携带盔甲，身后要有扈从牵马（因为每名骑士都有3匹或4匹马），48而且任何骑士不得脱离行军纵队，短时内检验马匹气力除外。任何人不得擅自出击或出列，违者开除（第162、163、166次团会）。进入战场时，元帅（marshal）应手持军旗，命令5名至10名骑士紧紧围在自己身边，保护军旗。护旗者应尽力驱逐敌人，不得与军旗分离或走开，而其他骑士可以向前、向后、向左和向右发起进攻，简言之，只要能杀伤敌人，不拘方向（第164次团会）。49一名副帅（commander）应将备用军旗卷在骑枪上，主旗若有不测，则立即展开。因此，该副帅即使看到机会，也不能刺出卷有备用军旗的骑枪（第165、241、611次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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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士即便身负重伤，没有命令也不许放弃军旗（第419、420次团会）。即使打了败仗，只要军旗还在飘扬，骑士就不得退出战场，违者开除团籍。如果本团旗帜丢失，他可以聚集到医院骑士团或其他基督徒的旗帜下。除非所有旗帜都倒了，骑士才可以跟从神意，寻地避难（第168、421次团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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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前述皮伦劳伊塔战场上的纵队阵形一样，通过与现代条令进行比较，骑士团的法规条文也能让我们明白中世纪骑士与现代骑兵的整体区别。在骑士身上，我们完全看不到紧密行进、展开和回旋科目的操练。仅有的管制是不许擅自出列或出击——这种事情在现代骑兵条令中根本用不着提——和关于保护军旗的规定。因此，对战斗的管制不过是为了整齐地接敌，以及战斗开始后让旗帜高高飘扬，激励战士奋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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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骑兵的战术恰恰相反。今天的规范是：“骑兵的实战运用只有突破敌阵，一举决胜。50只有在突破未必成功的情况下，后续肉搏战才会带来特殊的形势反转。”现代条令接着写道：“骑兵最脆弱的时刻莫过于攻击成功之后。”同时特别强调迅速重新集合的必要性，而且如有可能的话，每个单位自始至终都应该保持紧密队形。51对骑士来说，护旗队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样的目的。但战斗过程中是不可能集合、发信或下令的。关于侧翼进攻或防御敌方侧翼进攻的内容付之阙如，我们也找不到第二梯队或预备队的影子，因为胜负是由近身肉搏战决定的。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统御了，完全是骑士各自为战，不管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手段，只要能杀伤敌人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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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骑兵的本质就是由长官控制的紧密阵形单位。因此，“集合”信号在操练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当战马听到“集合”就会自动跑向信号发出的位置。骑士完全没有这种操练和信号，号声也与其无关。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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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世纪战争行为的早期研究总有一种自然的主导倾向：以今拟古，以今度古。本研究的主要成果是说明中世纪军事与所有现代战法，以及与古代军事的根本不同。一个骑士单位与一个装备长矛的胸甲骑兵中队是大不相同的。现在，我们要再次说明为什么古典时代军事史中的常见概念到了中世纪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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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将道在于善用攻守各自的优势、每种武器的长处和地形特点。古典将领懂得如何将这些因素化为优势，同时回避其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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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拉松，我们看到指挥官命令全军坚守，直到特定时机才出击。之后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统帅安排一部分军队防守，以便加强另一处，达到优势兵力。马军不可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骑手不能防守，只能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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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利用地形的战术也不见了。骑士军队只能在平原作战。53在特定条件下，将一支部队埋伏于侧面地形的做法可能有一定的意义，但重要性微乎其微。54骑士战斗会迅速演变为全面肉搏战，让侧翼和正面的区分失去了意义。长官的任务不是占据有利侧翼地形，而是为骑兵单位获取足够的行动空间。尽管中世纪和古典时代一样有兵种间的互相支持，但只不过是射手、步卒和轻骑兵协助骑士罢了。配合战术完全谈不上，因为三个辅助兵种没有独立价值。与古希腊方阵或古罗马军团不同，中世纪没有射手或步兵迟滞敌军进攻，为骑士争取迂回时间这种事情。辅助兵种比古代弱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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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中世纪骑兵的战术任务与古希腊罗马完全不同。兵种混编不是为了相互支持——唯有相互支持，真正的多兵种配合战术才能施展——而是其他所有兵种都为唯一的决定性兵种服务，也就是骑士。战场和交战行为纯粹是由骑士的需要和特性决定的。既然骑士没有防守能力，对地形的利用方式也非常片面，所以完全不可能有巧妙的战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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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所围绕和所指向的中心就是近战步兵价值很低。吕斯托曾说：“步兵变得不重要是因为不受尊重。”但不受尊重的原因是什么？在古罗马，军团步兵被认为比骑兵更重要。一旦步兵失去了古代的地位，他们的名誉自然就会进一步降低。现在，步兵不仅得不到特殊关注，而且对最优秀和最有能力的人也失去了吸引力。但上述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战术单元的失落。中世纪的步卒是散兵游勇，而不是团结紧密和纪律严明的罗马大队成员。因此，谴责步兵毫无价值是不公正的。他们发挥不了比实际更大的作用，我们几乎可以说，他们也不被认为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原因是明摆着的，骑士被认为是唯一的决定性兵种。因此，步兵绝不能被认为是多余的，哪怕在步兵数量很多时也不多余，他们是骑士有益的和不可或缺的帮手，甚至在会战中也是；到了战场外，他们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力量，尤其是在围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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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这里，我们要再梳理一下十字军对西方骑士战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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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影响是他们遇到了一个基本上全新的兵种——骑射兵。另外，当十字军骑士不能换马时，他们只好步行参战，而且战法完全不同于当年在老家惯常也必然要采用的方式。这两点必然带来深远的后果。他们必须认真研究和发展兵种配合。混合作战的实践得到了系统性的发展和培育，弓骑兵也进入军队。为了抵御弓骑兵的突然袭击，十字军不得不认真考虑行军队形，认真程度远胜于西方骑士的通常情况。文献中经常提到十字军行军时采用三列平行纵队，以便各个方向都能立即投入战斗，当然，这只适用于有所需道路网络和行动自由的区域。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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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3 雇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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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认定，个人自负成本出征的看法是错误的。这只在时间短、距离近的地方性冲突中才有可能，而在我们讨论的大国战争中是不可能的。从克洛维的时代起，出征军士就必须由大机构或大领主提供装备和粮草。组织出征的主要负责人是伯爵，至于他带的人是有封地的附庸，还是没有封地的附庸；是祖上传下来的军人，还是前来投奔他、看起来可用的浪人骑士和兵卒，这些人在实际表现上都没什么区别。除了口粮，领主很可能一直都要发现金报酬，甚至对自己人也是一样。自12世纪以来，这笔钱的数目很是不小。前文已经给出了一个例子，说明役人出征罗马应得的报酬。因此，尽管征发附庸役人和雇佣兵从概念上看是两个对立的类型，但从实际角度看，前者向后者的转变过程要容易得多。一定程度上，两者可能一直是并存的。据记载，早在10世纪就有一位威尼斯公爵——维塔利斯（Vitalis）或奥尔赛欧洛（Urseolo）——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招募了一支佣兵，并因此被威尼斯市民杀害。1992年，安茹伯爵富尔科（Count Fulco of Anjou）派出一支由“本部兵马和佣兵”组成的军队去攻打布列塔尼公爵柯南（Duke Conan of Brittany）。2亨利三世皇帝[69]时期，教宗利奥九世在德意志募兵，攻打南意大利的诺曼人。31066年，征服者威廉渡海攻打英格兰时的部队就以佣兵为主，而且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封建制度的成分——当然，诺曼人带到英格兰的封建制度本就不全——很快就完全转化为佣兵制度。我们很快会在欧洲大陆看到同样的现象。在亨利四世[70]的历次战争中，钱的作用已经是举足轻重了。君士坦丁堡皇帝付给亨利四世津贴是为了让后者约束诺曼人罗伯特·吉斯卡尔，结果德意志皇帝却用来支付自己的军费。我们还经常看到国王借钱、城市替他还账的记载。到了他的儿子亨利五世时期，文献中第一次出现了“御库贪婪无度”（“regalis fisci os insatiabile”）的记载。41106年，洛林公爵派游荡团伙（Gelduni）去解救科隆；5到了红胡子腓特烈时期，布拉班特佣兵（Brabantines）是皇帝手下的一支重要力量。1158年，热那亚雇佣射手对抗皇帝。借用德意志编年史家拉厄文的说法（4.20），拜占庭则在意大利征募“名为佣兵的骑士”（milites qui solidarii vocantur）。这些佣兵的主要来源不只是德意志地区，阿拉贡人、纳瓦拉人、巴斯克人[71]被提到的也特别多。他们的其他名号包括：“coterelli”、“ruptuarii”（劫掠者）、“triaverdini”、“stipendiarii”、“vastatores”（劫匪）、“gualdana”（或“gelduni”：“游荡团伙”）、“berroerii”（军士、武装仆从）、“mainardieri”、“forusciti”（流亡者）、“banditi”（被逐者）、“banderii”、“ribaldi”（流民，无赖）和“satellites”（随从）。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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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兵制是以物易物的产物。除非货币经济重新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否则佣兵制不可能重新从封建兵制中再次产生并与之并驾齐驱。另外，一定数量的流通贵金属也与这种变化有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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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大迁徙时期，正常采矿活动完全停止，贵金属供给必然是持续减少的，至加洛林时期达到最低点。7但早在8世纪时，贵金属的新来源应该就已经被发现了。法、德两地的河流中有人淘金。从加洛林时代起，普瓦捷[72]就开采出了大量白银。进入9世纪，阿尔萨斯和黑森林[73]发现了白银，从10世纪起蒂罗尔、施泰尔马克、卡林西亚，尤其是波希米亚和萨克森境内的克鲁什内山区陆续发现了白银；970年哈尔茨山区[74]也发现了白银。与此同时——甚至可能要更早一些——波希米亚、萨尔茨堡、匈牙利和锡本布尔根[75]发现了黄金，主要是在当年罗马人采不出多少黄金，或者根本无法开采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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