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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我们无法确定上述开采活动开始的具体日期，而真正有大规模产出也是后来的事，但12世纪以来的贵金属增速已经相当之快，以至于提速过程必然早已开始。修道士阿波（Abbo）[76]记述巴黎围城战（886年）时已经在抱怨（第2卷，第605-609行）骑士只肯穿绣着金边的衣服了。奥托大帝之弟布鲁诺大主教的传记中也描绘了类似的景象，说大主教的骑士身着金紫，大摇大摆（“inter purpuratos ministros et milites suos auroque nitidos vilem ipse tunicam induxit”：“在身穿紫衣的官员和金光闪烁的士兵中间，他穿着一件朴素的长袍”）。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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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单个文献不可能确定佣兵是步兵，还是像骑士一样马上作战。9无论如何，最严格意义上的骑士从很早就开始当佣兵了。10据编年史记载，1158年波希米亚国王拉迪斯劳斯征召部属出征意大利时，他们起初非常不满意。但是，当国王解释说不愿出征者可以留下，同时承诺授予愿意出征者报酬和荣誉时，他们就争先恐后地参加了。在早期，一块贫瘠的封地或者寄住宫廷内，朴素伙食就是兵役的报偿，但现在金钱多了，富足程度总体上也提高了，于是兵役就有了获得更大收益的可能。德、法地区的封建基础不像英格兰消亡得那么严重，但还是有逐渐靠近英格兰的情况。封地和骑士阶层不再是兵役的直接承担者，其首要意义仅在于代表和维持了一个不断产生优秀兵源的阶层，一个招募佣兵的理想源泉。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根基的重要性和骑士一脉的阶级基础最有力的表现在于，尽管军事体系愈发转向佣兵，任何强健勇猛和经验丰富的战士都一样好用，但骑士作为一个阶层还是被保留下来，而且正是在这个时期演变为下级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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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有封地的骑士向单纯的大地主转化的趋势趋于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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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于1283至1299年之间的《小卢西达留斯》（Little Lucid-arius，又称“赛弗里德·黑尔布林”[77]）中，扈从告诉骑士主人说，宫里的人都不谈帕西瓦尔和加姆雷（Gahmuret）[78]了，而是谈奶牛和粮酒贸易了。11到了下一个世纪，奥地利诗人苏臣沃特（Suchenwirt）笔下一名从没离开过家乡的骑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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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另一头奶牛，我留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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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是一个恋家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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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2世纪，佣兵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发展，以至于出现了著名的佣兵头领，他们可以视为日后佣兵队长（condottieri）的先驱。第一位是伊珀尔的威廉（William of Ypres）[79]，他似乎是弗兰德斯伯爵腓力的儿子。他娶了教宗加理多二世（Calixtus II）的一名亲眷，成为斯勒伊斯（Sluys）[80]领主，后来被英格兰国王斯蒂芬任命为肯特伯爵。在他率领下四处征战的队伍有骑兵，也有步兵。据编年史记载，他“仿佛是他们（手下）的公爵和君主”（“quasi dux fuit et princeps eorum”）。12如果说伊珀尔的威廉是一名优秀的骑士；另一名佣兵头领以前是牧师，他就是布拉班特佣兵团团长康布雷的威廉。但大部分佣兵头领大概都是骑士出身，或者至少是通过获取封地和名望而提升到了社会上层。狮心王理查从囚牢被释放后，佣兵头领普罗旺斯人梅卡迪耶（Mercadier）是他最重要的支持者，而且两人据说私下里也是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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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间的推移，封建兵制与佣兵制之间发展出了关联机制：国王或城市等大势力出钱，诸侯和领主出人，双方立约，定好价码。这意味着诸侯和领主——他们有一支固定的自募自养并提供武器的军队骨干，也有统军的经验和权威——有义务提供指定数目的军人，不论是某次具体的战役或是应急调用。第一份此类协议签订于1103年，征服者威廉之子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与弗兰德斯伯爵罗伯特约定，伯爵有义务向国王提供1000名骑士，每人配3匹马，报酬是每年400马克的白银。协议规定得非常详细。国王不得要求罗伯特攻打其领主法国国王。伯爵应在收到通知后40日内备好骑士，英格兰国王负责派船运输。弗兰德斯骑士在英期间，英格兰国王应为其供应口粮并按照国王侍从（“家臣”）的标准更换损毁物料。为强化协议效力，弗兰德斯伯爵手下的男爵和城主要另签一份文件，承认自己对英格兰国王负有义务。50年后的1163年（原文如此），双方的继承人进行了续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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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协议之后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德意志自由市与周边封建领主之间。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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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君主凑得出钱并及时发放军饷，雇佣骑士就完全听从指挥。相对于封建骑士，率领雇佣骑士参战对君主有着明显而巨大的好处——以至于在13世纪的法国，封建领主宁愿将空出来的封地卖给市民，而不是封给另一名骑士，换取其提供兵役。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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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富有的真骑士很容易变成强盗。无家可归的普通佣兵自然更容易胡作非为。军纪涣散的佣兵在行军途中本来就对沿线地区造成了严重破坏，但最糟糕的是战后解散各走各路的时候。全副武装的佣兵们聚而不散，骚扰劫掠，无以复加，连教堂或修道院也不放过。当然，他们本来就是人群中最凶狠和最粗鄙的分子，安居乐业不符合他们的本性。他们应征入伍，在战争中十分野蛮，无法无天，丢掉了一切约束和同情心。编年史作者赖谢瑙的赫尔曼（Hermann）[81]讲述了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佣兵军队之一：1053年，严厉而精力旺盛的教宗利奥九世征募了一支由冒险家和逃犯组成的军队攻打诺曼人。哪怕是国王用完佣兵之后，也要想办法让国土摆脱他们的蹂躏。1171年2月14日，腓特烈皇帝与法王路易七世签订了一份条约，其中说到两人曾与许多男爵会面，并互相保证绝不会容忍国内有“败德之人”，也就是布拉班特佣兵或coterelli。国王的附庸也不得接纳这些人，除非他在当地娶妻，或者长期为附庸服役。背约者将被主教开除教籍且不得参加圣事，应赔偿全部损失，邻人可武力迫使其服从。如果背约者势力强大，邻人不能迫使其服从，那么皇帝将亲自惩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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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9年的拉特兰宗教会议对全体“布拉班特、阿拉贡、纳瓦拉、巴斯克佣兵和triaverdini”以及所有心存犹疑，不肯讨伐者施加了最严厉的宗教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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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籍中也记录了几次佣兵被武力解决的事例。以牧师康布雷的威廉为首、曾为英格兰国王亨利二世服役的布拉班特佣兵夺去了利穆赞[82]地区的博福尔城堡（Beaufort），并以其为基地蹂躏周边地区。1177年，他们终于被阿德马尔伯爵（Count Ademar）[83]和利摩日主教（bishop of Limoges）打败并全部杀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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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3年，一个大型布拉班特佣兵团在沙朗通[84]被消灭。为了消灭他们，之前在奥弗涅成立了声势浩大的“和平同盟”，由木匠杜朗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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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和平同盟转而对抗领主，于是领主又与布拉班特佣兵联合，消灭了这些反叛的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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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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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前面针对战术说的话也适用于战略。战略——为战争目的服务的战斗力运用——当然是存在的，但战略艺术是极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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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了，封建国家总体上没有多大的军事成就。军队规模小，纪律约束少，甚至没有无限期服役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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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威势的根基是帝国幅员辽阔，皇权乾纲独断。他真正的军事成就是非常小的，这从进展缓慢而有限的撒拉逊战争和旷日持久的萨克森战争就能看出来。这些战役基本谈不上战略，而继承他的各个王国很快就完全失去了力量。萨克森王朝有亨利和奥托两位雄主，通过向其他大诸侯家族和诸侯自治权妥协，他们在加洛林帝国的东部重建了强大的中央政权。奥托集结了整个王国的兵力，在莱希菲尔德大败匈牙利人，这确实是他的成功。但是，新王国的军事力量并不很大，甚至也不太可靠，因为半独立的大诸侯经常挑战国王权威，危害国土安宁。莱希菲尔德会战中，奥托的军队估计不会超过6000人至8000人。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个数目的意义，我们才能理解异教民族为何屡屡得手。北方海寇、南边亚洲游牧骑兵的威胁之所以被解除，部分原因是基督教王国自身的军事实力，但诺曼人和马扎尔人进入信奉基督教的文明区域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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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战争的特点在978年奥托二世皇帝和姑表哥法国国王洛泰尔之间的争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奥托是强大的德意志国王，德意志和意大利的主人，罗马人的皇帝，可当几乎毫无力量的西法兰克国王突然逼近时，奥托却不得不逃离都城亚琛。尽管他很快就集结大军复仇，兵临巴黎城下，但面对城防无可奈何，只得班师，途中还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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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萨利安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85]，皇帝的军队比奥托大帝在莱希菲尔德的军队也大不了多少——这个时期的多个可靠消息来源佐证了我们对查理曼军队规模的估计，因为考虑到几百年间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军队规模无论如何也绝不会缩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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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战争行为的变化与政治发展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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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封建国家逐渐定型，封建制度下产生的各个半独立层级——包括领主和城市——都致力于通过建设工事来确保自身安全。城市加固了城墙，丘陵和高山上建起了几乎坚不可摧的城堡。国王的城堡也发生了转变。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王室城堡位于开阔的平原，而萨克森王朝、萨利安王朝和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国王们则将城堡建在山上或有其他屏障的地点，以便防御。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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