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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份关于火器的早期可靠证词不久前才在教廷文献里发现。6文中说，教廷军围攻特尔尼（Terni）时试用了发射弩箭的雷瓶（“edificium de ferro,quod vocatur tromba marina”“tubarum marinarum seu bombardarum de ferro”：“一种名叫海管的铁制武器”“海管或铁质投石器”）。文中还说，1350年围攻萨鲁艾劳洛（Saluerolo）要塞时使用了能发射300克铁弹的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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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编年史最早提到这种新式武器时就有许多种称谓，这或许意味着火炮早期有各种类型，因此火炮的发明可能要更早。由于大阿尔伯图斯、罗杰·培根和哈桑·拉玛对火炮尚无了解，那么它的发明时间可能在1300年左右或稍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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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最古老的火器没有留下文字描述或图片。可以肯定的是，一份写于1325—1327年前后的英格兰插图编年史中有一幅插图，图中无疑是一门火炮。7因此，它比奇维达莱会战的年代要早。形制是一个置于木架上的大号广肚瓶，瓶口塞着一个木块，木块上绑着一根重箭。后面有一个人小心翼翼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将一根棍子伸向明显区别于瓶子的火门。它的目标是一座紧闭的要塞大门。尽管图很有意思，但它不可能是当时火器的忠实再现。如果瓶中的火药量与木块加重箭的重量与指向城门的强度相称的话，如果瓶子是用足够坚固的金属制成，那么开炮的后坐力不仅会让随随便便搁在轻木架上面的瓶子粉碎，炮手也难逃一死，即便他谨慎地保持了距离。因此，绘图人想必从未亲眼见过火炮，只是听说了这种神奇的武器发明，听到别人含混的描述后就画了出来。话虽如此，这幅图仍然是一份有趣的证据，表明文人圈子里已经在讨论这种刚刚引入西方的武器，同时展现了当时人对火炮的看法。但是，我们重构早期火炮的实际形象时绝不能依据这幅图，而要根据后来出现的写实描述和手中的真实文物。8证据表明，最早的火器无疑是相当短小的，而两种不同的基本形制很早就出现了。一种是给枪管配备长柄，射手夹在腋下或插在地上开火。另一种口径要大一些，枪管绑在一根木梁上，有的搁在地面上，有的后半部分插进挖好的坑里。我们不可能判定哪一种早期形制更早出现。不过，从这个时期倒推之前用火药放火伤敌的阶段，追溯火器的发展路径似乎并非不可能。加长手柄与“马德法”上发现的手柄类似。至于口径较大的那一种，前文提到的拜占庭武器——插画绘制于公元10世纪——可以设想为它的前身。两者体积相仿，都是大啤酒杯的形状，手柄在下，火门在上，用途是向冲到近前的敌人喷出火舌。当然，我们对这种拜占庭武器也要有所怀疑：它是真正的实用兵器，还是某人想象力的产物。喷火距离连一米都不到，操作者要面临很大的危险。还没等火烧到敌人，敌人的近战武器——刀剑或枪矛——就已经到眼前了。再说了，喷出的火最多只会让敌人害怕，实际伤害很小。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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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药用起来有一个特殊的麻烦事，由于硝石经常掺杂着其他盐类或尘土，火药会因为杂质而受潮，保质期很短。因此，生产合用火药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硝石纯化或结晶技术。对纯化技术的探索从13世纪就开始了，但进展相当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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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事实可知，发明火药并不意味着发明火器。具体来说，火器就是将火药的爆炸力转化为穿透力。早在火器出现之前几百年，火药就已经被发现并投入军用了。火器最后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我们知道拜占庭有带火门的火罐，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则有马德法。打个比方，要想从这些装置发展到火器，把一个金属球或石球放在火药堆上可是不够的。最早的粉末状火药不会同时烧起来，火势要过一会才能蔓延开。因此，一个放在火药堆上的球不能利用爆炸的全部能量飞出去，而是先慢慢滚动，然后爆炸的全部能量才会把它推出去。因此，从火药到射击的真正创新点在于装填过程。炮管必须与炮弹紧密贴合——要是能在火药和炮弹之间插入一个塞子，密闭炮管，让炮弹和塞子直到装药全部被点燃，释放出全部力量时才飞出去，那就更好了。最好的办法是在装药和塞子之间留出一定的空隙。填充炮管带来的能量集中释放还会发出尖锐的爆裂声。拜占庭人说使用希腊火会发出雷鸣般的响声，因此他们可能早就发现在火药上面加塞子的办法了。10但这里与强穿透力的武器之间还有相当大的距离。爆炸的能量不仅会将炮弹向前推，也会向四面八方释放。于是，炮管必须非常沉重坚固。因此，火器不能徒手握持，而要——我们前面已经知道了——安上长柄，让射手能够用全身的力量抵消后坐力；如果口径太大，装药威力太强，全身力量都撑不住的话，那就只能以某种方式将火器安放在地上了。因此，拜占庭的火罐和阿拉伯的马德法都不是火器的直接前身——如果两者真的有联系。由于缺少文献，这里有很大的遐想空间。比如，我们可以设想拜占庭火罐演变成一种坐地的管式火器，士兵用塞子将装药压实，而不是手持使用。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它仿照有柄的马德法的外形，从而发展成一种手持火器。最早的火器出现于与拜占庭和西班牙都有联系的意大利，这一事实或为上述假说的一方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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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知道第一件火器是在哪里，由谁制造的，只能大致确定是在1300年前后。发明地点大概是上意大利。另外可以肯定的是，发明火器的基础不只是火药，还有硝石纯化、带火门的高强度炮管、填充装药，还有加上一根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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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发明火器之后的几年里，雷瓶相关记载首次出现于法国是在1339年，英格兰是1338年，11西班牙是1342年。又过了几年，德意志也有了相关记载，首先是1346年出现于亚琛市档案，1348年在代芬特尔（Deventer），1354年在阿纳姆（Arnheim），1355年在荷兰，1356年在纽伦堡，1361年在韦瑟尔（Wesel），1362年在埃尔福特（Erfurt），1370年在科隆，1370年左右在迈森（Meissen），121373年在特里尔。钩铳（harquebus）首次现身瑞士是在1371年的巴塞尔，文献中说火器使用“来自莱茵河对面”。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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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文献中最早使用火器的将领是前面提到过的克鲁斯佩格和斯皮林贝戈两位骑士（1331年）。尽管两人都是德意志人，但新兴火枪在德意志出现得比较晚，与火器发明地在德意志的传说相悖。这一传说毫无真凭实据，比如德意志连哪怕一件火器重大改进都没有过。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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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古老的火器使用教程中可知其射程很近。1347年，于格·德孔狄亚克（Hugues de Candilhac）骑士的比乌勒（Bioule）城堡有22门大炮。两门炮配一名炮手，因此作战期间就没打算重新装填。炮手必须发射完一门再发射另一门，但射击的顺序是先发大弩，再是投石器，最后才是火炮，因此火炮的远程威力肯定很小。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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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首次登场于1346年克雷西会战的说法属于虚构。据傅华萨（Froissart）记载，根特市民用200辆炮车（ribaudequins）对抗布鲁日的部队。炮车被含混地描述为装载小型火炮并在前面伸出一根矛的车辆。16我们不知道炮车的效果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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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见，制出合用的火药需要特别关注硝石纯化。纯化工艺逐渐进步，最后终于能将上等硝石和劣等硝石区分开了。不过，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火药粉碎技术。火药受潮后会结成小块，这时就需要再次烘干。烘干的好处是能大大加快燃烧速度，因为结块之间有小缝隙。况且，原料在运输途中会更容易震散分离，更容易形成好的火药，而结块则会保持完整，这就需要通过挤压让受潮火药通过一个筛子，这样就完成了粉碎。粉碎工艺提高了火药质量，从而消除了炮弹与塞子之间的空隙。15世纪中期之后，炮弹开始直接放在火药上，塞子就可有可无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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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为硝石纯度不够，我们无法对配比实际威力做出确定的判断，火药的效果也是不统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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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谈及新式火器的文学作品是彼特拉克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论好运与厄运的补救》（“de remediis utriusque fortunae”），本来是献给友人阿佐·达柯勒乔（Azzo da Coreggio）的，但直到阿佐死后才写完。1344年，阿佐将手中的帕尔马城卖给了埃斯特家族，之后经历了许多哀伤之事——染疾、流亡、亲人去世、朋友背叛。彼特拉克的文章要寻找世间苦难的开解根由。对话中有一人炫耀自己的攻城器械和投石机，有人开玩笑似的问他有没有能伴着雷鸣与火焰将铜橡果射出去的装置。文中说，直到不久前，这种凶器还是人们觉得饶有趣味的稀罕物。但接下来的对话中写道，它现在已经和其他任何武器一样普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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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勒（Köhler）、雅恩（Jähns）、费尔德豪斯（Feldhaus）和其他人认为彼特拉克的文章写于1340年至1347年之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就必然要假定意大利在新武器使用方面依然远远领先于其他国家。事实上，这篇文章直到1366年才完稿，18当时火器已经在全欧洲流行开来了。因此，彼特拉克的看法不能用来证明1366年之前的火器使用情况。但文中有几处表达值得注意，费点心思了解这段话也是值得的。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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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伴着喷涌的火焰和骇人的雷声射出的铜弹，它简直是奇迹，好像不朽的上帝发怒时降下的天雷还不够似的，可怜的凡人（啊！真是残酷又骄傲）非要在地上弄出雷声：人类的癫狂再现了不可模仿的、通常从云端而来的雷霆[如马洛（维吉尔）所说]。当然，它是用一个木头做的但仍然带有地狱气息的装置发射的，有人以为它是阿基米德的杰作……这种凶器不久前还很罕见，人们觉得它特别好玩；现在，因为人的头脑容易被最恶毒的事情驯服，所以它已经像任何武器一样普遍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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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器肯定是在彼特拉克出生（1304年）前后或者在他长大期间发明的。因此，他对火器的发明者一无所知，竟然说是阿基米德的杰作。我们于是可以得出结论：就连当时的人也不知道火器是谁发明的。此外，彼特拉克将火器称作“一个木头做的但仍然带有地狱气息的装置”。他想表达的意思很难讲。只有炮架是木制的。毫无疑问，手柄又长又重的炮架要比短短的铁管大得多，但炮架不可能被视为重要部件。我们面前是二选一，要么认为彼特拉克没见过火炮本身，不知道它实际长什么样子，要么他就是被“木头做的”和“带有地狱气息”的对照词组带进了沟里，结果写出一段不如人意的描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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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特拉克的议论中还有第三个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带有地狱气息”这个词。它表达的内涵历经数百年而不衰。当阿里奥斯托（Ariosto）和路德谴责武器的残酷时，今天的和平主义者控诉新发明的杀戮机器时，仍旧弹着彼特拉克的老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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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将火药的发明视为人类技术发展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连那些认为“火器打败了骑士和封建主义，从而创造了现代的国民公民观念与社会平等”的观点是错误的、不接受这种看法的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将火器技术，尤其是其后续发展归为人类的一大进步。凭借火药的力量和新近发明的炸药，我们获得了超越自然和野蛮的力量，古典文明在民族大迁徙中遭受的那种浩劫再也不会重演了。不过，当时的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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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7年，科莱奥尼（Colleoni）率领的佛罗伦萨流亡者在伊莫拉（Imola）附近与佛罗伦萨部队交战，后者的首领是乌尔比诺公爵费代里戈（Federigo of Urbino）。由于科莱奥尼动用的野战炮多得不同寻常，乌尔比诺公爵严禁手下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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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8年，保罗·维泰利——他自己也使用重炮——下令砍掉钩铳手俘虏的双手，剜出他们的双眼，因为按照伊奥韦斯的说法，如果贵族骑士被平民步卒杀死却不复仇，那似乎就太不值了。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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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隆斯贝尔格（Frönsberger）[7]也有类似的文字：“于是，战争中不再需要人，不再需要勇气了，因为各种诡计、欺骗、背叛，还有残忍的火炮已经传扬四方，个人的战斗、交锋、击打、钩铳、武器、体力、武艺、勇气全都没了用处，全都没了意义，因为勇武的好汉常常被年纪轻轻的浪荡无赖用火炮杀害，而放在别的场合，他们要看那好汉一眼、想大声跟好汉说话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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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也批判钩铳和火炮是魔鬼和地狱的造物，塞巴斯蒂安·明斯特尔（Sebastian Münster）[8]也一样。富格尔（Fugger）则将其比作水和火，既可造福，又可为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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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俘炮手被塞进自己的大炮，然后打出去的记载经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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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火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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