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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排外是这种军制的主流精神，于是到了17世纪，军人就完全脱离了民事司法体系，哪怕侵犯平民的案件也只能由军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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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事务相对简单，因为武器、装备、被服、马匹都由个人自行负责。军粮主要交给承包商负责，费用由宪兵长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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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森领主腓力（Philip of Hesse）亲自向手下佣兵出售必需品，希望借此收回一半军饷，用现代业界的话说就是“实物交易”。5如果腓力本人的货卖光了，他就向承包商摊派回本。这套制度对规模比较大的部队当然不够用，于是士兵们会就地抢掠。此举不仅令乡间残破，人民恐慌，对作战也是极为不便。在友军和中立势力的地盘上，腓力和萨克森公爵约翰·弗里德里希（Johann Friedrich of Saxony）要求士兵只能征收马匹吃的干草和燕麦、面包、蔬菜、熏肉、肉干等食物，但不许抢夺牲畜和家居用品，也不得搜掠箱斗橱柜。据德拉努记载，科利尼（Coligny）[13]会认真选出精明的监军，还会确保充足的辎重车辆。6谈到募集军队，他总会说“让我们先从凶兽的胃口造气吧”。每队都配有一名面包师，进驻兵舍后立即开灶。兵舍一定距离内的村庄必须要提供粮食，不然就夷为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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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条规中规定了月薪（16世纪的步兵能领到4盾）。但月份的计算方法常会引起争议。士兵要求每打完一场会战或强攻一座城市都算作一个月结束，然后重新从第一天开始计费。有一次，弗朗索瓦一世国王已经聚集军队10个月之久，然后会战前一天还要额外付一个月的军饷。黑森领主腓力在遗嘱中给儿子们的最后一条建议是：打仗只打防御战，因为黑森已经无法满足佣兵们的索取了。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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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义务中明确加了一条，“无论高低贵贱”，士兵必须执行命令。8不仅是单兵，每队每排都必须服从各自的长官或代理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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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0年，瑞士议会派遣6000名佣兵为法国国王服务时规定，军中应安宁无事，“凡是闹事或咒骂争吵、破坏安宁者，队长有权依据誓词对其实施羞辱、肉刑或死刑。当值期间闹事者应斩首，但平时杀人者应作为谋杀犯带回议会听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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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9年，瑞士议会下令，每名士兵都要服从所有队长。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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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条规明确规定，攻下城市后，士兵必须服从团长号令，哪怕军饷尚未支付。守城部队有挖沟修建的义务。1619年，波希米亚部队拒绝执行挖掘战壕的命令，说他们还没有领到军饷，挖壕侵犯了他们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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吵架时严禁高喊“民族”。两人打架，同族赶来助阵的情况频繁发生，接着就会演变成真正的两族大战。发生纠纷的理由太多了——口粮、缴获品、女人，尤其是赌博，输了就说别人出老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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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斗（Balgen）不会受到严厉处罚，只是通过种种办法来约束。例如，不可使用致死武器，只能在特定地点决斗，或者只能早晨决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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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战利品有各种各样的规定，但基本原则是：“在符合战争性质和军中秩序的情况下，个人缴获归个人所有。”缴获的大炮和火药属于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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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见，中世纪军人是精锐武士。不光是骑士，佣兵士卒也必须勇力超群，武艺非凡，这样打仗时才派得上用场。国土佣仆也要求具备这些素质，但他们的威力主要在于人多阵固。这种凝聚力也会感染起初能力差一些的人，锻炼他们，通过团队精神让他们成为可用的战士。他们使用的方阵战术比较死板，壮汉成长为军人不必经历高难度的操术和长时间的训练，只要教会武器的几种用法，灌输方阵行列意识就够了。因此，一旦框架确立，募集大批方阵士兵不是难事。胜负是由人数决定的，人多的一方必然取胜。中世纪的经济水平太低，不能将这种部队派上战场，而在没有战术单元的情况下，他们也发挥不出更大的威力。因此，新战争形态的政治和经济前提是庞大国家的形成——法国形成了民族国家，卡斯蒂尔与阿拉贡统一，通过马克西米利安与大胆查理的女儿兼继承人联姻，哈布斯堡家族与勃艮第领地合为一体。尽管新兴民族国家很强大，但它们的争雄不仅达到、更超出了国力的极限，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增兵并不困难，而且只有人多才能打赢。军队规模的天然极限是统治者的财力。可要是敌人越过了财力极限，盘算着增兵可取胜，取胜可获利，获利可发饷，那该怎么办呢？双方从一开始就都有这样的指望，于是纷纷打破财力的限度。由于现在有了大国领袖承担军饷，军队规模膨胀到了远超中世纪的程度；但与此同时，军队规模也膨胀到远远超出了统治者的军饷支付能力。入伍发奖金，许诺日后另有饷钱，如此便可招足兵员。大家从一开始就知道许诺难以兑现。就连作战条规中都写道，如果军饷未能按时发放，士兵应稍安勿躁，不可拒绝服役。事实上，欠饷是常有的事，甚至会长期拖欠。我们之后会详细讲解欠饷对战略的影响。但眼下的主题是国土佣仆的内部编制。尽管要服从誓言，有军事法庭、王室监军和宪兵长，让雇佣兵真正守军纪是不可能的。当统治者没有遵守先前向他们许下的诺言时，他们怎么会觉得自己有义务遵守誓言呢？哗变观念与国土佣仆的军制基本是不可分离的。早在1490年夺取施图尔韦森堡时，他们就拒绝继续参加马克西米利安的战役，因为没有发饷。这种状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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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6年，国土佣仆在米兰城下哗变，因为领到的军饷比瑞士人少。据编年史记载，马克西米利安称他们为“宝贵的、光荣的德意志国土佣仆”，但“不管皇帝陛下对士兵说了多少这种话和更肉麻的话，他们还是不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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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佣仆要求用战利品顶替欠饷。皇帝既然给不出钱，他怎么能拒绝呢？结果战役所经之处的土地和人民都遭了大殃。一种看法是如此暴行表明士兵后来堕落了，大错特错。10另一种错误的看法是只有浪荡子和罪犯才会应募。当然，入伍者确实有许多不法之徒，但主体还是市民和农民子弟，常有良家子。贵族和骑士也会加入佣军领双饷。但在没有另一种暴力——在此处是军纪——约束时，暴力很快就会为暴行找到理由，就连一定程度上受到教育和阶级传统约束的骑士也常有抢掠残暴之事。分散的士卒甚至要更坏，更可怕，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城破后无所不可，所有女人都会被士兵糟蹋。最极端的情况是有计划地拷打市民和农民，士兵要么以为有财物被藏了起来，于是逼他们交出来，要么要求他们的亲属交赎金。哪怕是统帅与城市当局谈好了投降条件，郑重承诺不伤性命，不取财物的时候，士兵也往往不愿意放过战利品，劫掠破坏不亚于被攻陷的地方。长官无力阻止，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跟野蛮的士兵对着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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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誓词中确实专门规定，当宪兵长把士兵带走时，余者不得反抗。团长和队长有一批专门的佣兵保镖（Trabanten），但据文献记载，面对愤怒的哗变士兵，就连科尔多瓦人贡萨洛或佩斯卡拉这样的统帅都不敢硬来，而会趁夜抓捕并吊死一名不服管教的人，或者用其他方法报复闹事的头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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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和队长根本没有多少道德权威，因为国土佣仆们太知道他们是什么货色了，不仅霸占战利品，还欺骗王公吃空饷。民族大迁徙时期和阿拉伯人中间无疑也有类似的情况（第2卷和第3卷）。在兵力数字很少留下记载，武士素质是决定性因素的中世纪，这种弊端不可能很严重。但在十六七世纪的佣兵军队中，这就是正常情况，而且普遍得令人吃惊。拉扎勒斯·施文迪（Lazarus Schwendi）将集结部队时的诈骗行为称作“德意志之殇”。在集结点，后勤人员乃至妇女都会打扮成国土佣仆的样子凑数。招兵有时会有一条规矩，诈骗者要割掉鼻子作为惩戒，也是让他们再也不能故技重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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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支国土佣仆部队都有的随营人员更放大了纪律缺失的祸患。国土佣仆要求很多，想要身边有个女人服侍自己，最起码得有一个小伙子。由于没有野战医院，妇孺照料在士兵受伤或得病时是不可或缺的。佣兵们群聚而放荡，一会钱多得花不完，一会身无分文，常常生活在不够用的营地中，不在乎身体，也不保养身体，疾病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军队每到疫病暴发时就束手无策。1618—1619年冬季，波希米亚军在布德韦斯（Budweis）城下有8000多人病死，占有效兵力的三分之二。西班牙军中有互助性质的兄弟会。11但照料工作主要还是女人干，包括妻子和娼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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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7年，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ba）[14]从意大利去弗兰德斯时有400名高级妓女骑马随行。布朗托姆（Brantôme）[15]说她们“像公主一样美丽高贵”。其他人将她们形容为泼妇，比男人还坏。不论如何，随军人员对每一支军队的行军和供给都会造成极大的妨碍，更会加深被践踏的土地上的苦难。一篇手写日记这样描述士兵的女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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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有一点值得注意：不论职位高低，军人出征时都不许带女人。此举甚为当今的我国和瓦隆人欣赏。但这条规定被滥用和误用得太厉害了，不光是普通士兵，许多高级军官和统帅本人都受到了伤害……军队在匈牙利作战时，德意志女人对士兵的用处大极了，既可以搬运必需品，也可以照顾病人。大部分士兵都带着至少50磅或60磅重的东西。士兵自己扛补给品或其他物资，秸秆和木柴可以交给她背，更别提许多女人还要背着一个、两个或更多孩子呢。但通常来说，除了自己穿的衣服，她还要给男人带上一条马裤、一双连裤袜和一双鞋子。她自己的东西有一双连裤袜、一双鞋子、一件外套、两把锤子、一口煎锅、一口煮锅、一把或两把勺子、一套床单、一件大衣、一顶帐篷、三根杆子。兵舍不会发柴火，所以她们要沿路自己捡。而且，她们通常还会牵着一只小狗，坏天气时甚至会抱在怀里，这就更累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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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骚伯爵约翰（Count Johann of Nassau）提议用粮贩、医生、护士换掉女人。未婚士卒要仿效西班牙军队组成兄弟会，遇到患病或其他紧急情况时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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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8年，胡格诺教徒签订骑兵雇佣契约时规定，每4匹到6匹马配一辆大车。国土佣仆是10人配一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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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纪不只是惩戒权和刑罚，还有关于训练和习惯方面的。如果说报酬分配不均是军纪形成的一大障碍，那么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是国土佣仆每次服役都有一个时间限度，或者是规定好的几个月，或者是一场战役的时间。据瓦伦斯坦记述，“旗帜刚刚降下，军团刚刚解散”，士兵们就开始报复严厉的长官，把他们吓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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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最下贱、最无耻、最不负责任的恶棍都能挑衅自己的队长、尉、掌旗官、军士长、军士、司车、军需官、宪兵长及其助手——他们可能已经躲了起来——对他们说：“混蛋啊，你以前是长官，现在可不是了。你比我连一根毛都不多。一磅毛（直接从身上某个难闻的地方扯了下来）可值得上一磅棉花呢。出来呀，跟我打。你比地痞强吗？你比毛贼强吗？你动不动就在我站岗时抽我嘴巴，动不动就折磨我，你记不记得啊？”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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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士兵辗转于王公之间——先是皇帝，再是法国国王，一会为教宗效劳，一会去威尼斯共和国、尼德兰和英格兰，后来又投入丹麦国王，尤其是瑞典国王麾下。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波兰人经常为德意志王公服务。当然，皇帝军中也有匈牙利人和克罗地亚人。15哪里出钱，佣兵就去哪里，不问为何而战。当然，宗教问题有时会有影响。弗隆斯贝尔格手下的国土佣仆信奉路德宗，但重点不在积极方面，而在消极方面，也就是痛恨神职人员。在胡格诺战争中，信奉天主教的瑞士人帮助查理九世，德意志新教徒则向同宗派去了援军。对于三十年战争，我们容易认为军队阵营是严格按照宗教划分的。理论上确实是这样。德意志天主教徒得到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支援，新教徒则有匈牙利、英格兰、苏格兰相助。但大众对宗教划分的感触还没有深刻到足以遏止投敌的程度，特别是俘虏，他们巴不得加入胜利者一方。1594年格罗宁根（Groningen）投降时，索尔姆斯伯爵埃伯哈德（Count Eberhard Solms）向表亲拿骚伯爵约翰报告说，16莫里斯允许守军自由出城，而且“宽宏大量地允许保留守军的9面旗帜”。出城时，许多守军抛弃了自己的队长，投奔了胜利者。报告里说军旗在城中就被扯碎了，一半多士兵投敌了。1600年，当尼德兰军攻克圣安德烈要塞（fortress of Saint Andreas）时，1100名守军几乎全都投奔了联省共和国。17布赖滕费尔德会战（battle of Breitenfeld）后，古斯塔夫·阿道夫写信回国称，他抓到了大批俘虏，足以弥补伤亡。1642年的莱比锡会战快结束时，皇帝的步兵在开阔地带被包围，有一部分人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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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一部分请求宽大处理，提出要加入胜方，遂得活命。一个个完整的方阵或连队整齐地向选帝侯的居城[16]前进，有的还带着军旗，然后向瑞典队伍走去，仿佛他们已经对瑞典女王和王冠宣誓效忠了一般。接着，一同被俘的丹尼尔队长带着一大批人去找司马（托尔斯滕松）。得到后者允许后，丹尼尔几乎整个新建了一个团，因为他的旧部损失惨重。这个团继续作战了很长时间，为瑞典军立下了汗马功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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