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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时起，矛才真正开始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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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长矛方阵碰撞时会产生强大的压力。文献中一再提到“压力”或“来自后方的压力”，大纵深方阵正要借此压倒和打垮敌人。有文献指出，在瑞士人吃了败仗的比克卡会战中，“来自后方的压力没有发挥到最大”（因为瑞士人被一道沟拦了下来）。在切雷索莱会战中，瑞士人在长官的命令下按兵不动，这样对面的国土佣仆在前进途中会散开，发起攻击时的阵形就不严密了。实际情况正是如此。据蒙吕克（Monluc）记载，加斯科涅人在同一场会战中大力冲击国土佣仆，以至于双方的第一排士兵都倒在了地上（Tous ceux des premiers rangs,soit du choc ou des coups,furent portés par terre）。这句话不能全部当真，但接下来他又说决定胜负的是第二排和第三排，因为他们被后面的人推了上去（… car les derniers rangs les poussaient en avant），这就与别处记载的种种状况相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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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来自后排的压力那么大，而且人紧挨着人，那么双方的前排士兵肯定都会刺中对方。一定程度上确实如此，尽管杆上有凹槽，士兵还能握紧长矛，但前排士兵穿着好盔甲，肯定会有长矛碎掉或者往上偏，也可能从士兵的手里往后滑。于是，士兵们紧紧贴在一起，几乎不能使用自己的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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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献中没有这样的场景，原因当然是后期的马其顿方阵不曾与同类的对手交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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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即便是在国土佣仆时期，上面描述的正常情况也会发生变异。有时，第一排会安排几名受到信任的壮士，穿上特别优质的护甲，使用双手剑或斧枪。据记载，弗隆斯贝尔格本人“在拉莫塔会战（1513年）中站在第一排，挥剑杀敌，就像伐木工在林中砍倒橡树一样”。射手也会被放在第一排或第二排，切雷索莱会战就是一例。在拉文纳会战中，西班牙人选出一批精锐老兵从长枪底下爬过去，用西班牙短剑攻击国土佣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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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这些权变之计都是次要的。因为将长矛兵与大量剑士、斧枪手、射手或使用短兵的战士混编对己方阵形的破坏作用比对敌方的还要大，因为方阵的根基正是密集矛兵的沉重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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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份文献题为《一位久经考验的百战老兵的真诚建议与反思》（Trewer Rath und Bedencken eines Alten wol versuchten und Erfa-hrenen Kriegsmans）（以下简称《真诚建议与反思》，大约写于1522年末，作者可能就是大名鼎鼎的格奥尔格·弗隆斯贝尔格。文中反驳了“阵形应该严密”，应该凭借来自后方的压力决胜的观点，“因为按照这种看法，实际交战的人是前排士兵，而他们不想被挤得太紧，一定要给他们留出自由刺击的空间”，否则他们就会被推进敌阵，“就像人被推进沟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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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诚建议与反思》建议采用另一种方法。国土佣仆采用的传统瑞士方阵是等人方阵——意思是横排竖列人数相等——意味着深度要比宽度大得多，至少行进时是这样，因为前后排所需的间距比左右列要大。《真诚建议与反思》要求正面宽度应为方阵深度的3倍，因为文中说道，方阵比对方宽，则可以从侧面突入，“用双手掐住窄长敌阵，如此则杀必死，战必胜”——哪怕敌方兵力更多——“因为侧面受击者必败”。如此说来，胜负之机只在前面五六排，因正面宽大而能“实际交战”的人越多，取胜就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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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支持包抄论，《真诚建议与反思》主张为大阵配上多个小阵，作为散兵打击敌人侧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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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观察是再合理不过了。但不仅《真诚建议与反思》中的大阵依然极深极大（6000人，宽约135人，深约45人），而且直到16世纪末乃至之后，主流原则还是排列方阵。一位又一位理论家建议采用浅阵，但除了用宽浅一些的空心方阵替代等人方阵的时候，实战阵形一直相当深。2到了以后这一变化发端的时代，我们还会再来讲。这里只是提一下沿用旧式方阵的原因：宽浅阵形比窄长阵形的行动指挥难度大得多。现在要明确一点：在现实发展过程中，采用宽大正面并不是为了利用阵宽优势，或者用军事史的术语来说，不是从正方阵或楔形阵转向古希腊式的方阵（phalan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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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步兵自身发展的过程只不过是瑞士三阵布局逐渐被弃用的过程。施马尔卡尔登联军在多瑙河畔面对查理五世皇帝时摆出了两个大阵，分别有3个小阵，骑兵在大阵中间。事实上，西班牙人早在拉文纳会战（1512年）就摆脱了传统布局，到了16世纪下半叶则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增加了单位的数量，每个单位仍然是方形的。胡格诺战争中也有这种更灵活的阵形。但是，方阵数目的暂时增加并不意味着步兵战术有了根本性的、理论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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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艺术史 4 佣兵军队的内部建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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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统率军队的人和组建军队的人从来就是一体的。封建征召武士是如此，佣兵团也是如此，这种局面延续到了16世纪至三十年战争为止的佣兵大军中。遇到大事，国家领袖会任命几位团长（colonel），事小则任命一名至多名队长（captain），一次性付给他们一笔钱，任务是招募维持国土佣仆或骑马武士。不过，这些校尉往往兼具企业主的身份，因为他们要在开战时或交战期间预付必要的全部或部分军饷。在规模极大的战事中，企业主将军——比如瓦伦斯坦（Wallenstein）[11]——要一边指挥作战，一边集结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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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长自行任命队长，队长任命尉（lieutenant，德语中称loco-tenente）、掌旗官（ensign）、军士长（first sergeant）2、后勤官（qua-rtermaster sergeant）和军士（corporal）。军士也可能由士兵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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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队（数量不等，约为10个至18个）组成一个团（reg-iment）。“团”的原意是团长建立了统领各个单位的制度（regimen），也就是权威。一个单位约有400人乃至更多。因此，团与团的规模差得很大。下辖多个单位的上级单位，比如团，只是行政编制，不是战术单元。如前所见，战术单元是群，是方阵，也叫作“营”（batta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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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中世纪佣兵团的内部结构了解不多。它们似乎完全基于统帅的任意处罚权和个人能力。后来开始出现了书面条令，现存最早的实例是红胡子腓特烈制定的军营守则（第3卷）。为确保条令得到遵守，瑞士联邦开始通过宣誓服从的手段来要求士兵听话。十四五世纪之交，德意志人也效仿了这种做法，当时国土佣仆刚刚出现。誓词要求不羁的士兵承诺遵守被称为“条书”（letter of articles）的战场条令。为了控御士兵，条令变得越来越详细。《真诚建议与反思》的作者（弗隆斯贝尔格）建议分成小队依次宣誓，因为“如果你把所有没有宣誓的人集中在一个单位里，他们是不会发誓服从条书的，因为他们会随自己的意愿建立制度，你只能同意。从此以后，你的性命就再也没有保障了，因为长官如果不能用强力迫使手下服从的话，他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醒手下遵守誓言”。条书结合了效忠誓言和战场条令的性质，其内容形式自然会根据统帅、地域、时间的不同而有相当的差别。条书的基本思想是佣兵和佣兵首领的双边协议。士卒宣誓服从，首领承诺报酬。随着临时招募的佣兵团逐渐向常备军转化，协议的相互性不见了，民主成分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统帅单方面的处罚权力。从文化史与军事史角度来看，当代军事条令的前身条书都有极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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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林林总总的细节和其他资料的补充澄清，我要指出条书的几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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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基本规定是，士兵不得组建“共同体”，用现在的话说，士兵无权成立工会。不过，他们有任何不满都可以通过自行推选的双薪兵头向长官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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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强调指挥大权，佣兵首领在某些情况下无疑会施加暴力。3此外，军中惩处有一套司法程序。中世纪原本是军司马（field marshal）[12]坐堂审案，因为作战人员都是骑兵，马匹及一切相关事务都由司马掌管。现在，司马的位子被王室监军（Schultheiss）和宪兵长（Profoss）取代了，两者都由资深老兵充任。不过，司马长期保留了监督战利品分配的职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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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法庭遵循德意志民事法庭的组织形式与审判流程，有公开听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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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陪审员的军官必须是被告的同僚或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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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真正的军事法庭以外还有“人民法庭”及其变体“长矛法庭”，必须由团长下令召开，不过是民主性质的，而且在现实中往往是鞭刑了事。随着军队秩序的严格化，它也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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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兵与步兵的权利长期有很大差别，因为骑兵是封建骑士的继承者。因此，骑兵不接受个人报名，而要由一名贵族带着或多或少的随从来参加的传统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这自然会对骑兵的日常生活造成影响。炮兵同样享有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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